地理环境对语言生成的影响

语言的存在和消亡依赖于其使用者，同样也依赖于其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人类的一切创造行为都是以自然界为基础，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因此，人类的所有创造活动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语言当然也不例外。

（1）环境和词汇。在语言内部各系统中，词汇对环境、社会的反应最为敏感。它接受环境影响最为直接和快速。

众所周知，俄罗斯地大物博，森林资源尤为丰富，其森林面积占世界森林面积的1/6左右，国土约有一半被茫茫的林海覆盖。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把俄罗斯人民的生活紧紧地同树木、林海联系在一起。因此，俄语词中以森林、树木为题材的数量有许多。

一定民族所处的特定地理环境，如山川、物产、气候等在该民族语言的词汇中反映得最为集中和最有特色。例如，汉语成语“蜀犬吠日”“粤犬吠雪”“泾渭分明”“南桔北枳”等和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关。我国是世界上典型的季风气候国家，我国古人早就知道许多事物、现象来源于“风”（季风），故出现了下列词汇：风光、风景、风水、风俗、风尚、风情、风化、风蚀、风云、风调雨顺、伤风、风寒、风湿病……我国农村的农民去农田干活，有的地方称“下地”，有的地方称“下坡”，有的地方称“下洼”，有的地方称“上山”，有的地方称“上活”，这些方言词汇则是特定地形条件作用的产物。英国是个岛国，海岸线总长一万多公里，过去与外部世界联系主要靠航海。航海业的发展极大丰富了英语词汇。大量涉及海洋、船舶词语进入日常用语。此外，英国拥有较稠密的河网，水量丰富平稳，冬不结冰，且多与运河相通拥有众多优良港湾，具有优越的水运条件。因此，英语中有许多词语反映出英吉利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特色。例如：burn one's boats，like a stone dropped into the sea，not the only fish in the sea，bitter end，batten down the hatches，trim one's sails，know the ropes，等等。

著名心理语言学家Benjamin Lec Whorf曾举过关于snow（雪）这个词语的例子：英吉利民族把各种状态的雪称之为snow；而爱斯基摩人却把snow细分为faling snow，snow on the ground，snow packed hard like ice，slushy snow，wind-driven snow，等等。这是为什么？爱斯基摩人之所以用不同专有名词修饰不同状态的雪，是因为爱斯基摩人住地纬度已进入北极圈，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处于风雪弥漫、太阳在地平线上很低的特殊环境。他们靠捕鱼与海豹等动物为生。他们的周围世界，雪把地面上一切都掩埋起来。在风的吹扬下，地面的雪堆形态不断变化，眼前出现的是狂风卷起的雪花，一切都是动的。周围是无边无际雪原，分不清距离，看不出轮廓。生活在这种环境的爱斯基摩人，缺乏通常的参考点来确定自己所在的位置与决定前进的方向。这样，他们的行动只有依靠雪堆的外貌、飘动的雪粒、呼啸的狂风、空气中的盐味、冰上的裂纹来识别方向，作为行动的参考，以风的方向和气味（含盐度）以及脚下对雪与冰的感觉当向导。可以说，爱斯基摩人生活在没有天际的和靠听觉、嗅觉的环境中，培养出他们对各类风雪、各种地理情况的感知，对雪等有极细微的观察力和分辨力，因而相应地创造出许多相关词汇来表达这种感知，从而形成爱斯基摩人独特的雪文化和反映这种文化的独特语言表达方式。^[1]

（2）环境和语音。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一种语言的地域差异，总是通过这一“外壳”表现出来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诠释这一问题。

首先，从汉语方言区的形成条件来看。地理环境是产生方言区的必要条件。例如，北方方言区，分布境域相当广阔。从地理条件分析，北方平原广阔，季风气候的一致，对语言的接触融合非常适宜，是北方方言一致性、通融性皆强的主要生成原因。而东南的闽方言区，丘陵广布，河道纵横，南岭、武夷山为天然屏障。复杂的地形，成为闽北、闽南和客家方言的语言过渡带。同时，某些地形还往往为方言区域的划分提供了天然界线。如广西南部的十万大山，自南朝以来就是一级或二级政区的分界线。在现代方言分布图上，也是粤语和西南官话的重要分界线。

其次，从地域文化的特征上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操一方语言。因此，语音上的差异便进入了地域文化的氛围，构成了不同人文景观的重要地域特征。举例说来，如北方话声大气宏，语刚调爽；江浙话语细音柔，婉转流畅；粤方言节奏徐缓，古音绕口，尾音悠长；西北话高亢、激昂、抑扬顿挫、雄厚粗犷。究其缘由，确实与各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关。北方平原广阔，一马平川，气候干燥，植被稀少；江南水乡河网纵横，丘陵密布，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山清水秀。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人心理、生理上的差异，从而引起了音位变体。语音、声调以及表达感情方式自然不尽相同。(www.xing528.com)

有人曾经做过一个比较，比较的是上海人、北京人、西北人、东北人，比较他们说话的发音方式，突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四个城市或地区的男人说话发音的部位都不一样，比如上海人，他们是用舌尖部发声，所以发出的声音比较细柔和省力，这很像上海人的性格——文静、节俭，还有人们常常认为的那种精打细算。而北京的男人说话大多鼻音很重，很有些傲慢和不屑一顾的语气，这也很符合北京人身处天子脚下的那种优越感，他们见多识广，傲睨一世。西北人则代表了典型的憨厚和诚恳的西部特点——他们用胸腔的共鸣来表达自己，通常每句话的前面都要加一个“啊”，或者在后面缀一个“嘛”字，“是嘛”“对嘛”，等等。而东北人是用舌的根部发声，也就是说几乎用了所有的力气来说话，没有保留地无私奉献。所以在东北，走在大街上，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扯着嗓门说话的人。此外。东北语言还极具煽动性，那热辣辣的热乎劲儿，会让你不知不觉地被感染、被感动，你无法不相信一个东北人所说的（见图53）。所有这些，仔细分析都有着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双重作用的原因。

最后，从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己方言所持态度来看，也是同他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的。英国社会语言学家P.Truclgill和L.Milroy等曾对此问题进行了一年多社会调查，证明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住地人们对方言持的态度是极不相同的。调查报告指出，许多女性认为标准语音形式具有较高社会价值，而许多男性则认为地域性语音形式才是集团归属及男子气的体现，并认为语音形式是一个集团的象征，是地域特征的标志，是社会地位的表示。在我国也有类似现象。前些年，由于深圳、珠海这类沿海城市改革开放起步早，步伐快，经济腾飞，财力雄厚，物质生活已进入“小康”或“大康”水平阶段，人们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生活方式丰富多彩，日新月异，这使得一些外地人无形之中产生了一种“模仿”的心理倾向，要“求同于人”，要设法在言谈举止上向“沿海人”靠近看齐。反映在语音上，他们常以“广东腔”或者“港台话”为荣、为新，意在从发音上重新包装自己，抬高身份，显示派头和地位。

图53　一方人操一方语言（东北话）

（3）环境和语法。环境对语法影响，相对而言，并不直接和明显。但语法作为思维的工具，在反映思维成果时，多少会折射出不同地理环境对不同民族产生的认知思维方式影响的景象。

语言地理学的研究表明，操印欧语的人们多生活在一个山呼海啸、气候多变的海洋型环境中，或无定地游牧迁徙在干燥广阔的草原上。人们更多领略了大自然暴戾无常、波诡云谲、变幻不定的一面。人们需要冷静、客观地认识自然，并与自然进行拼搏才能生存、发展，他们对大自然多采取“敌意”态度，人与自然的主客对立，从而导致了对个性、理性的强调与追求倾向。而生活在北温带广袤肥沃的大陆和水热配合良好的季风气候下的汉民族，享受大自然的恩赐，较少受到来自大自然的压力，敌视大自然的情绪较少。相反，他们对大自然多采取“亲和”态度。这种“天人和谐” 的、优越的地理条件，丰富的物产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条件下，铸就了汉民族“天人合一”的朴素整体观，客观上塑造着人们依附于土地、闭关自守、满足于生存的精神面貌，促成了直觉的、悟性的辩证思维方式，注重从整体上、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去求证认知对象的实质。两种不同地理环境塑造出的民族心态给印欧语和汉语各自带来了不同的语法特征。

英语是形态发达的语言，它有着繁复丰满的词法形式和形态构造标志。它可以通过词形变化来表示数、格、时、人称等各种语法概念。它构词灵活，层次清楚，逻辑严密，脉络分明。在词法方面以综合兼分析的方法来表示各种语法现象。英语词序有相对自由性。发达的词法范畴，使词语在句子中具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个性。语法形式丰富多样并具有以形胜意、以形统意的句法特征。而汉语崇尚意合，略于形势变化，以语序和虚词为主要语法手段。汉语句法结构因缺乏形式标志而歧义结构较多。从以上可以看出，英语所谓“屈折型”特征和汉语所谓的“孤立型”特征与各自所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