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政治操控

政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非常密切，地理环境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地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古往今来，许多政治家都非常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具有良好的地理知识素养并对政治地理有所研究。例如，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位世人皆知的政治巨人，还是一位业余地理学者，曾是美国地理学会的成员，在政治地理和军事地理上也造诣颇深，他之所以能在国际国内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力挽狂澜，与他渊博的地理知识分是不开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地理知识，他对政治地理也有所研究，“三个世界的划分”，可以说是他的政治地理理论之一。

政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较早以前就引起过一些学者的注目与研究。例如，在100多年前，地理政治学说的奠基者、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就曾指出：“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力量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他曾撰写了影响世界历史的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提出了系统的并震撼人心的地理政治思想。近年来，注重于国际、国内的政治活动、政治现象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的政治地理学在西方蓬勃兴起，而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对地理政治学研究起步较迟，研究者也不多。

地理环境对政治的影响广泛而复杂，限于篇幅，这里仅举几例说明：

国家领土的形状或空间形式，影响到国家政治管理的难易。一般来说，国家的领土形状比较规则，近乎圆形、方形的国家（如紧实型国家），这类国家的几何中心到边界各点的距离差别较小，边界与面积的比值较小，其领土与边界比较容易管理，如法国、波兰、乌拉圭等国。而国土分散的岛国、国土狭长的国家（如狭长型、延伸型、分离型国家等），地域间交通联系不便，对国内交往与国家管理带来诸多不便，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日本、智利、越南等国（见图30）。

图30　国家领土的形状或空间形式

资料来源：赵荣、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27页。

国家周围的地理条件影响到国家这一政治实体的安全。例如，某些国家四周有山脉、沙漠、海洋包围，或有茂密的森林，大片的沼泽阻隔，这些都是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使该国有良好的防守条件，阻隔或障碍外敌的入侵。如埃及、法国等国在历史上，封闭的地理环境都曾在保护国家安全上起到一定作用。而周围地理条件不利则容易遭到外敌的蹂躏。例如波兰，该国的东西是开阔的平原，一向是东欧与西欧之间的通道，难以防守。这种不利的地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波兰历史上的多次灾难，使之多次遇到列强的进攻与瓜分。而比利牛斯山脉为保持西班牙的国际地位起着长久的重要作用。有人曾经说过欧洲的终端是在比利牛斯山脉，它作为一种天然屏障使西班牙避开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政治与军事冲突。

地理环境与世界政治和战略也有一定联系。近百年来，引起了许多地理学家的注意，他们创立了一些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学说，如马汉的“海权理论”，麦金德的“陆心学说”，斯皮克曼的“陆缘学说”，柯恩的“多极世界模型”等，这些用地理因素解释地域政治现象与政治行为，用空间观念指导制定全球战略决策的理论，日益成为指导国家政策的有用学问。上述这些学说的基本理论观点，限于篇幅不能逐一加以介绍，这里仅对影响较大的麦金德的“大陆心脏说”作如下评述：

1904年1月，应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邀请，麦金德在会上宣读了《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这是现代地缘战略理论诞生的宣言书。它赢得了与进化论、市场经济论、资本论等著名理论一样的声誉，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历史。

麦金德理论的核心是从地理环境出发来制定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世界战略，因为“由于对地理战略的无知，给国家利益造成的代价是难以估算的”。

麦金德认为，全球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大岛。联于一体的欧、亚、非三大洲是其中最大的陆岛，其次是南北美洲大陆，再其次是澳洲大陆。所以他称欧、亚、非大陆为“世界岛”。他认为，在这块世界岛上居于顶端部分的欧亚大陆的部分地区是决定世界历史发展的地理中枢，因此它称之为全球的“心脏地带”。心脏地带之外是“内新月形地带”，包括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等。在“外新月形地带”里是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见图31）。

图31　“历史的地理枢纽”示意图(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心脏地带大略包括自原苏联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起，向南延伸至蒙古高原、克什米尔高原、青藏高原、伊朗高原，向西延伸至中东高原以及迄于黑海、波罗的海之间欧洲山地所回环围绕下的东欧平原和西西伯利亚平原。这两个地区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心脏地带”，主要由于这块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平原位于地球上诸大陆的中心地带，具有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北部是北冰洋，东部及南部所临地域均为高原及沙漠地带，西部则是欧洲山地，四面形成天然屏障。加上这一地域辽阔而富饶，具有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适于农业的肥沃土地等优越的地理条件。

由心脏地带出发，东进可以到达中国、日本，南下可到伊朗、印度和中南半岛（东南亚），越过阿拉伯半岛可以进入非洲，西向可以控制欧洲的山地，从北或西面越大西洋即可进入美洲。因此，从世界整体的战略眼光看，这块地域的战略地位，恰恰相当于在中国为历代兵家所必争的“中原”——中央平原地区，实际上，麦金德所谓“地理中枢”也正是把这块地域看作世界的“中原”。由这种地理战略眼光出发，他提出了三句震撼全球且影响深远的名言：“谁统治了东欧平原，谁就控制了全球的‘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支配全世界。”

据此理论，麦金德主张西欧和北美等海权国家应该联合起来，才能控制德、俄所占领的欧亚大陆腹地，中欧是通向“心脏地带” 的重要通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欧必须分成若干独立的主权国家，以维持这一敏感地区的平衡，保证它不落于任何一国之手。

麦金德的理论具有惊人的预见性。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几乎整个20世纪中，这块世界的心脏地域，的确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几乎成为全球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聚焦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席卷西欧，占领法国后，出人意料地放弃英国不攻，而回兵东向进攻原苏联，其主导战略意图显然就是为了控制这块世界心脏地带。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长期将精锐部队集中部署于中国东北、内蒙古（关东军），面向蒙古和西伯利亚，其战略意图绝非仅仅为了防御，而是伺机联手德国，进取这块心脏地带，此举引起了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极大惊恐。数十年来，美国一直对这个地区虎视眈眈，包括前些年为裁军与欧洲“中导”问题的讨价还价，以及美国鼓励东欧阵营解体、改革，支持波兰“团结工会”，声援原苏联、东欧的人权运动。东欧社会主义制度消失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加紧了演变苏联的步伐，当苏联部分解体后，布什迫不及待地宣布承认战略地位重要的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以此来表示友好，并支持它们申请加入联合国，以取得在全世界的合法地位，这些政治行为与争夺这一世界中枢——心脏地带的控制权密切相关。始于1997年7月的亚洲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受其冲击最大的地区是由日本至印度尼西亚的新月形地带，其地理范围相当于麦金德陆心学说中的“内新月形外围”，这一地带产生强烈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原因亦与此地缘政治、经济因素有关。美国在苏联解体后，使其原来对苏联的压力逐步转移到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身上。至于当今世界冲突中的伊拉克、科索沃、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朝鲜等问题，以及美、欧、日联手防范中、俄等，都可以看到上述地缘学说的理论光照与历史印痕。

在麦金德关于世界中枢理论的基础上，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斯派克曼（N.J.Spykman）根据美国的战略需要和心脏地带已被原苏联控制的现实，对这一理论作了修正，提出了“边缘地带论”的学说，认为如果能控制环绕心脏地带的欧亚沿海地区，那将足以遏止心脏地带的国家称霸世界的企图，并且进而与之争霸。据此理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寻求在“边缘地带” 建立军事基地和势力范围，以围堵“心脏地带”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并对前苏联和中国进行遏制。

我们可以注意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全球战略形势的实质就是：一方面，原苏联占据心脏地带寻求向外扩张；另一方面，美国则沿边缘地带设置重重包围圈和牵制力量，阻截和抵制原苏联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扩张。而斗争的中心，则集中在环绕心脏地带的边缘地区，即西欧、巴尔干半岛、中东、伊朗、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包括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在内的环太平洋沿岸。由于边缘地带中的中东地区恰恰又是世界石油主要产地，因此，在这里进行的斗争或较量就格外激烈。

地理环境深刻影响到社会的政治结构。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自然环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社会环境的性质。”李桂海先生研究认为：“中国封建结构的特点，在政治上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在经济上是农业与家庭畜牧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的顽强再生能力，这些特点的形成，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这里仅就地理环境对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影响作如下分析：

中国的政治结构，开始形成的时候是分权型。西周实行分封制，就是分权型的典型。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之间常被高山大河阻隔，地域之间地理环境差异显著。分权型的政治结构在这种地域环境的制约下，必然会发展成不同的政治实体，各自向不同的方向发展，造成彼此间更大的差异和矛盾。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局面，正是这种分权型的政治结构发展的必然结果。建立了中央集权制政治结构之后产生的一些动乱，如西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明初的“靖难之役”等，也与分权制的部分复活有一定关系。在中国这样复杂的地理环境下，要想维持国家的统一，在政治结构上只有实行中央集权型。

中央集权型的政治结构，可以部分地克服地理环境促成的分裂主义倾向，加强国家统一。从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开始，历代封建王朝都特别注意修筑沟通全国的道路，开挖运河，发展交通以及建立严格的驿站制度，及时沟通和传递信息。中央集权政府还统一制定了各种法规，由中央选派各级官吏，派往各地严格地加以执行。这样做自然会损害一些地方的权益，使一些地区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地域优势，以抑制其政治与经济活力，进而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西汉以后推行的盐铁专卖制度、明清厉行海禁等，都是损害某些地区的经济利益而对维护全国统一有利的政策。这些政策在全国的推行，显然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克服由于地域环境的不同而可能产生的分裂和矛盾倾向。西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吴王刘濞所依据的经济实力，就是吴国当地盛产盐、铜，冶铜铸钱，煮海水为盐，充分发挥了地区的经济优势，所以财力充足，在经济上有能力减轻百姓的赋税，招诱天下流民，以收买民心，发动叛乱。汉武帝实行了盐铁专卖政策后，山东一带这一优裕的地理条件就受到制约，当然也影响了当地的经济活力，但却从政治上抑制了山东一带的分裂主义倾向。东南沿海一带，从宋元以后对外贸易就很发达，一些人在对外贸易中发了财成为富商，他们常与海盗勾结，明朝时这些富商主要是与倭寇勾结，扩张自己的势力，造成了这一带的离心力。明清时期海禁的执行，虽然打击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对外贸易，不利于发挥地方经济的优势，但却从政治上强化了对东南沿海的控制，制止了一些富商勾结外国人和海盗侵扰沿海百姓的破坏行为。这些都说明，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可以限制地理环境造成的某些分裂和隔绝的倾向，用政治的力量制约地理环境的某些消极影响。

总之，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要想克服和制约我国地理环境造成的地域间的分离和隔绝倾向，必须不断地从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的力量，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故中国从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开始，就一直在不断地调整和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这就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的过分发展和庞大，权力的过分集中。

地理环境对政治内容方面的影响，较有说服力的是对法律的影响上。法律是社会管理组织确定并实施的，旨在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以特定形式固定下来的行为规则的总和。其内容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因此很自然地要受到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法国启蒙时期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有专篇论述地理环境与法律制度的关系，其中有些虽然存在谬误之处，但也有不少合理成分。例如，他认为不同的自然条件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不同种类的法律制度，如禁酒的法律首先出于炎热的阿拉伯，印度炎热的气候使人早熟，相应制定了婚龄较早的婚姻法等，这些看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现代法律的制定，人们越来越重视社会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例如，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严重环境问题，相应产生了环境保护法，其以自然环境为直接保护对象，强调用法律手段防止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并通过保护自然环境达到保护立法者所需要的社会环境的目的。由于各国的自然地理环境（自然净化能力）与社会经济条件不同，环境法的具体内容（如污染物的允许指标等）也不尽相同。

此外，政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还表现在，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绿党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兴起。绿党最基本的主张是环境保护，也叫“生态政治”。绿党是在强大的“环境保护运动”和“反核和平运动”中产生的。它以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和反对核武器为纲领登上政治舞台。目前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典、瑞士、丹麦、芬兰等国都相继成立了绿党或环境党，它们作为当前欧美社会的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势力，坚持保护和改善环境这一纲领，寻求经济持久健康发展的道路，并企图建立“具有人道的和生态学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和“介于东西方社会之间”的经济制度。目前，在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绿党人士在政府中越来越占有要职。绿党或环境党的兴起和壮大，必将对欧美国家的政治产生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