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的管理模式是指在世界范围内，竞技体育强国管理竞技体育事务的标准形式或他国管理竞技体育可以参照的标准样式。[26]从管理权力的归属来看，中外竞技体育管理有三种主要的管理模式。即政府管理型和社会管理型，以及在这两种类型之间的中间形态结合型（中间型）。[27]社会管理型表现为竞技体育发展动力来自于市场调节，无论是在组织管理、经费投入、经营运转还是训练体系等各方面，市场的功效得以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很小对体育事务介入很少；政府管理型表现为国家设立专门的行政机构管理竞技体育，政府采用计划体制，对竞技体育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管理。结合型是由政府和社会团体公共管理竞技体育，但在不同国家具体实施中存在两方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偏重，因此结合型中又可分为政府管理结合型和社会管理结合型。本研究从管理方式、行政管理主体、训练体系管理主体三个方面汇总各国的竞技体育管理体系。从表8-13中，我们发现世界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数采用社会管理和结合型的竞技体育管理模式，而社会主义国家则采用政府管理为竞技体育管理模式。
表8-13 世界部分国家（地区）竞技体育管理模式[28][29][30][31][32][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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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竞技强国中三种管理模式的国家都存在，并且都是依据本国或地区情况形成了适合自身的竞技体育管理体系。比如，美国竞技体育的社会管理模式最具有代表性，因为美国近百年来在历届奥运会上大多数项目都保持着霸主地位，这种管理模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其他国家竞技体育管理模式的演进和变更。但是这种模式不仅要求国家整体竞技实力较高，而且必须有非常成熟的现代职业竞技体育基础，美国的职业体育经历了16至18世纪的萌芽阶段，19世纪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演化为成熟阶段，具有了完善的市场化竞技训练体制和职业联盟比赛体系。[35]然而，具有这些条件的国家少之又少。因此，有的国家和地区为了能在短期内获得竞技体育的突飞猛进，立足于世界竞技强国，采取了完全有别于美国的管理模式，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举国体制”是我国竞技体育管理模式最鲜明的特点，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动员和调配国家资源，重点发展国家急需的重要领域或重大项目，这使得经济实力远远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几十年内一跃成为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我们又看到同样是“举国体制”的古巴，其竞技体育实力从20世纪70年代的辉煌到21世纪的没落，又让人不得不深思熟虑，来源于不同于中国经济几十年的迅猛发展，古巴经济的衰落，竞技体育的固守自封，造成了其竞技体育实力的整体逐渐下滑。因此，不能盲目认为社会管型理或政府管理型竞技体育是最好的，而是应针对不同国家（地区），在其不同历史条件下，采取最适合自身竞技体育发展的管理模式。
从以上分析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调整和改革竞技体育管理模式会对本国或地区竞技体育实力水平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比如，韩国为迎接汉城亚运会和汉城奥运会，成立了专门负责体育的政府部门韩国体育部，采取了优先发展竞技体育政策，使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韩国在亚运会和奥运会上获得优异成绩，但汉城奥运会后竞技体育政策的调整，竞技体育商业化和市场化使得竞技体育成绩大幅下滑。[36]又如，日本20世纪早期在亚洲体坛称雄30年，可自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成绩下滑，直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才有所回升，分析其原因，竞技体育管理上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早期日本竞技体育管理机制健全，由“大日本”体育协会及其下属机构负责竞技体育一切事物，但自东京奥运会后日本体育协会对体育统辖管理权力的削弱，职业体育的单项竞赛团体出现，业余体育竞赛的压制，奥运会参加人数下降和奥运会人才选拔体系解散等，致使日本竞技体育管理松懈，竞技体育实力水平大幅下滑。[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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