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竞技体育：丧葬礼仪与人类献祭

“因为肉体的生命就是血；我已经把它放在祭坛上，为你们的灵魂赎罪；因为它是血，由于生命的原因而能够赎罪。”（《利未记》17：11）血是神圣的，救赎也是最流行的一种信仰。古希腊式英雄献祭的标准流程包括在坟墓上砍断动物的喉咙或把它丢在沟渠中，这样血就会流到英雄那里。在《奥德赛》第11节中，当英雄把黑羊献祭给通向哈得斯的入口时，叫声吱吱的鬼怪就会成群而来围住鲜血；事实上，搏击手的同伴围绕他的身体倾倒被杀动物的鲜血也说明了死者对血有浓厚的兴趣。一些古代作家认为角斗的起源是人类对死者的献祭，一种现代理论认为这种武装竞赛最初是一种“发现”和“惩罚”，是为正在被埋葬的死者负责的仪式的一部分。这引导出另一个更让人困惑的问题，也是本章的主要部分，与古希腊葬礼有关且频繁出现的竞技体育是否最初是献祭人类血液的竞赛的一种发展，或者仅是一种巧合而与葬礼无关。虽然，在古希腊葬礼中关于血液献祭的证据十分丰富，但并不能保证它们属于体育献祭，即使没有这些关于死亡崇拜的材料人们也能更好地解释古代竞技体育。

人类对死者献祭的记载偶尔也出现在文学和历史著作中，毋庸置疑，这些事曾发生过，尽管有时候献祭的动机模糊不明。当阿喀琉斯（Achilleus）参加他朋友帕特罗克洛斯（Patroklos）的葬礼时，他告诉他死去的同伴：“我从前向你承诺的都完全实现了，我把赫克托尔带到这里来让狗去咬，在你的柴堆前我砍断了十二个特洛伊最优秀青年人的喉咙，你的死激怒了我。”（《伊利亚特》23.20—23）英雄因他的话而自豪，在柴堆前烧死了四匹马和两条狗。另一些证据显示令人愤怒的因素是阿喀琉斯声称要杀死王子，这是一种符合诗人创造世界的微妙的合理化设想，它比植根其下的原始献祭仪式更为合适。在另一个传说中，当阿喀琉斯本人在特洛伊城前倒下时，他的儿子在他的坟墓前向国王的女儿波吕克塞娜（Polyxena）献祭，虽然在一些传统文本中阿喀琉斯爱上了这位敌国公主并在死后仍然想念她。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献祭版本强调死者阿喀琉斯如同吸血鬼一样的另一面，他的儿子祈求他：“啊，回来吧！你可以喝上黑色少女的纯净的血。”（欧里庇得斯《赫卡柏》536—537）这些关于人类献祭的传说很可能展现了当时流行的信仰，而且也许是来自古代的一种实践：在晚期希腊历史上有一些用人类的牺牲来安慰死者的实例。亚历山大大帝在他父亲的墓前杀死反叛者（公元前336），公元前138年希腊士兵在将军菲洛佩门（Philopoimen）墓前用乱石打死梅塞尼亚囚犯。亚历山大在赫菲斯提昂（Hephaistion）死后做了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包括处罚他朋友的医生并远征科萨伊安领地，在那里人像猎物一样被不加选择地杀死，这被希腊人称为向赫菲斯提昂献祭。从这些仪式中区分出人们生气和发怒的动机是十分困难的，必须注意的是，神话和至少据称是历史的解释都记载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中并非用于丧葬目的的人类献祭。例如，为了确保一支军队的胜利或者安抚一个有敌意的神灵。因此，问题出现了，这些仪式是人类献祭以各种方式整合进了古希腊死亡祭仪的所有形式，还是我们少量的文学描述中象征生者愤怒而非死者要求的异常实践。这似乎属于一种过度怀疑，由于古代文献和考古证据清楚地显示了在死者世界存在一种不安的嗜血信仰，我们有理由假设至少部分人类的丧葬献祭代表着取悦死者的祭品奉献。

已故的卡尔·穆利（Karl Meuli）根据弗雷泽《图腾与禁忌》和多种民族志资料发展出这种献祭起源的理论，他认为古希腊竞赛的基础是确定为已埋葬的死者的一种仪式竞赛，通过失败和死亡行为来赎罪。这是与人类献祭有区别的，是一种计划好的对牺牲品的屠杀，因为竞赛对发现所谓的罪人极为重要。穆利认为原始文化把每一种死都设想为谋杀的结果，部落把毒药或巫术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并寻求找到一个犯人去接受惩罚。随着“有罪之人”被处死，“死者的仇报了，生者也被保护免遭死者的狂怒所骚扰”。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一个墨尔本土著死于自然原因，正如他们的传统那样，他的朋友在他身体下面挖了一个小洞并等待第一只昆虫的出现；依据昆虫爬行的方向，他们确定了必须去寻找的“杀”他朋友的“凶手”的所在方向。他们前行到乔伊斯的小溪边，在那里他们遇见一群猎人，于是他们攻击猎人们并杀死了其中的一个年轻人。这个牺牲者的朋友们，虽然见证了他的死，但同样也在他身下挖出一个洞并决定到那个方向去寻找凶手。据穆利说，这个惯例属于人类原始社会的共同特征。“这种习俗植根于人类心灵的最深处，这里种族差别真的不再发挥作用。在全世界，人们对死者的感受和行为都采用同一种方式，并将永远如此。”这是一种存在争议的理论，但在人类献祭或在一场严酷的竞赛中失败，死亡是普遍现象，并能为我们知道的少量古希腊证据提供解释，我们可以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丧葬比赛是否源自这种制度（其中死亡是偶然的，不是比赛的目标）。

在丧葬活动中举办比赛是很流行的，并大量出现在早期希腊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人们在希腊的塔纳格拉墓地（希腊中部）发现了一个迈锡尼大理石棺，装饰有武装竞赛和跳牛活动的丧葬绘画：这个有力证据说明在公元前13世纪举办丧葬比赛的行为是很流行的。在叙述了关于特洛伊年轻人的献祭后，荷马完整地描述了帕特罗克洛斯的丧葬比赛，为我们留下了相当重要的文献记载，他也顺便提到为忒拜的俄狄浦斯、阿喀琉斯和其他人举办的丧葬比赛。我们在荷马史诗之外也能发现很多不同的关于古希腊英雄和不知名人物丧葬比赛的文献。在一些记载中这些比赛是“王室演出”，是愤怒的死者提出的要求。例如，在公元前6世纪，意大利南部阿基拉的伊特鲁利亚居民用乱石打死了一群来自佛卡伊亚的希腊人。后来，每当阿基拉的人或牲畜经过死者死去的地方时，他都要经受骨头脱臼的痛苦。德尔菲神谕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阿基拉人必须举办丧葬献祭和庆祝比赛来纪念被谋杀的来自佛卡伊亚的希腊人。但是，为什么死者会盼望着比赛的进行呢？这种场合下比赛的动机是对死者服务（如果是这样，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令死者满意也是一个问题）还是向生者表达敬意呢？在这一点上，不幸的是我们最丰富以及时间最早的记载都留下了让人困惑和可以臆测的空间。荷马史诗中充分吸收了这种古代的史诗传统，它们与晚期的史诗因素共同存在。因此，一个不能令人信服的先验理由认为涉及人类献祭和比赛的传说都有相同的起源或者反映相似的价值观。我将调用一些非希腊材料来与丧葬比赛进行比较，但是也有必要让希腊文学自己说话；至少如荷马在《伊利亚特》第23节所述的比赛是在阿喀琉斯献祭了12个青年人并且在柴堆上焚烧了帕特罗克洛斯之后举办的，这个仪式解放了身体中的灵魂并让它进入死者的王国，在那里获得永生。因此，根据荷马的灵魂观念，比赛对帕特罗克洛斯没有直接影响。

体育赛事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放血仪式是与献祭环境相适应的。帕特罗克洛斯的比赛由8个不同竞赛组成：赛车、拳击、摔跤、竞走、带武器对决、投掷重物、箭术和投枪。人们会发现，我们最早关于丧葬比赛的文学描述，其中的竞赛包括暴力项目，但也有占优势的非致命和非接触项目。涅斯托尔（Nestor）所描述的为阿摩利克乌斯（Amarynkeus）举办的丧葬比赛（《伊利亚特》23.630—44）包括拳击、摔跤、投矛和赛马。如果需要取悦死者而出现竞技者死亡或进行放血，那么这些史诗中的竞赛和表演在很大程度上侵占了献祭的位置。这一点很有可能出现，但是举证则要依靠那些想要展现死亡而非运动的人，这是古希腊竞技体育的源泉。我们假设丧葬比赛的核心行为来自拳击，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决斗，这是竞赛的最原始的象征。这其中所体现的嗜血也是存在疑问的，因为很少有证据显示以蓄意杀人为目的的比赛早于非竞技比赛。

有关奥林匹亚运动会的最早记录始于公元前776年，虽然早年举办运动会的真实性受到严重质疑，很多年以来传统记录中只有奥林匹亚的竞走项目，在泛雅典娜节上竞走比赛持续享有比其他竞争项目更广泛的关注，即使在后古典时期也是如此。普鲁塔克是唯一记载过在奥林匹亚举办的一次致命性的武装竞赛的人，但是他自称因酒精作用，不能想起这些记载的准确来源——他的记载并不可信。

因此，“谋杀”比赛的优先权是值得怀疑的，但戴着盔甲的战斗，如果不是拳击比赛的话，也是需要被解释的。与丧葬献祭一样，这种最适合比赛的活动更加引人注目。

在拳击比赛中，埃佩俄斯（Epeios）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他的对手可能会受到可怕的损伤：“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件事要被完成了。在对决中我将很快使他粉身碎骨，当他被我打趴在地之后，让那些聚集此地关心他的人把他带走。”正如我们所知的，“竞争中的恶意”是古希腊竞赛中一个永恒的特征，埃佩俄斯的狂暴预示着马克斯·奥瑞利乌斯·阿斯克里皮阿迪斯在搏击场上的所作所为，他的目的是使对手在联赛早期就认可他。有这样一个故事（它的存在纯粹是假设）可以佐证放血仪式，但也有更好的理由来彰显运动员控制自己脾气以及合作的美德：阿喀琉斯的暴怒和他与阿伽门农的长期争吵乃至帕特罗克洛斯的死亡正是如此，在原书第23节中，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早期反社会的特征。也许民族学提出了一个更阴险的议题：根据弗雷泽的《金枝》，老挝的拳击手在重要人物的丧葬仪式中被要求用最大的力气猛打对手的头部，同时丧葬仪式中所有的柴堆也在燃烧。如果这类活动发生在我们所知的古希腊丧葬比赛中，这将会在体育和献祭礼仪之间建立起十分牢固的联系，但如其所示，这似乎证明了一个19世纪旅行家的民族学观察。事实上，差异性比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与老挝人习俗之间的相似性更有意义。在这一点上，《伊利亚特》第23节中没有一个人物关注过帕特罗克洛斯的愿望，无论是这里还是其他关于古希腊丧葬竞技的描述，都没有体现这种观点，即拳击手的疼痛和损伤是对死者的一种献祭。穆利认为，在其他古希腊拳击甚至摔跤比赛的记载中出现过竞技者置对方于死地的意图，但是在他罗列的诸多例子中只有少数出现致命的后果：阿米克斯（Amykos）与珀里丢克斯（Polydeukes）、安塔伊奥斯（Antaios）与赫拉克利斯、忒修斯与刻耳库翁，他们没有一个与丧葬仪式存在任何关系。(www.xing528.com)

武装决斗显然更危险且更血腥，在古代意大利，竞技体育表面上似乎与丧葬献祭存在直接关系。这个习俗当然源于古希腊，虽然如《伊利亚特》第23节所示，在荷马时代，关于死亡比赛的描述相当模糊。阿喀琉斯摆出帕特罗克洛斯从萨耳珀冬（Sarpedon）那里夺下来的盔甲等战利品，并召唤最优秀的两个人来争夺它。阿喀琉斯说：“不管是谁，最先到达那完好的身体并触摸他的内脏，透过盔甲和黑血接触到他的人，我将赏给那个人这把美丽的镶银的色雷斯人宝剑。这是我从阿斯特奥帕伊奥斯（Asteropaios）那里夺来的。让两个人带走这个属于公共财产的盔甲，我们将在临时营房中为他们举办盛大的宴会。”两个杰出的战士，埃阿斯（Ajax）和戴奥米底斯（Diomedes）朝前走去。这是一场奇怪的决斗，而且有着不可思议的叙事结构。第808行至第809行突然介绍了这把真正属于战利品的宝剑，同时盔甲（在第798行至第804行的叙述中阿喀琉斯让竞争者们争夺它）被作为战士们的公共财产。阿喀琉斯对两个战士之间有可能产生的损伤漠不关心，他确信两人将活下来和他一起赴宴。当军队长官以担心埃阿斯的安全为由命令停止战斗并颁发给他们同样的奖品时，这一行为被人们认为是荒谬可笑的。两个战士都没有受伤，这正是阿喀琉斯所设定的战斗目标，但是，戴奥米底斯最终得到了宝剑。

这种叙事结构被有些学者称为“令人费解的自相矛盾”，这其中很可能隐藏着原始的仪式，对荷马来说，这种仪式不再能被人理解，其中一个攻击者必须用他的血来满足死者。考古学家在古代意大利发现的证据也许能支持上述结论。在卡西里发现的一个石棺表明，在男女观众面前上演了一场武装竞技，而在另一边是一场葬礼宴会，这也是阿喀琉斯所安排的。公元前3世纪，出现在意大利的几场葬礼展现了决斗场景，决斗发生在两个高卢人之间，他们可能是囚犯；无数包含欧斯干人、坎帕尼亚人和公元前4世纪伊特鲁利亚人的壁画展现了这些场景。从这些艺术品中我们可以瞥见恐怖的古代竞赛，但这些艺术品无法告诉我们此类竞赛的祭祀目的。其他一些活动（如拳击、赛车）常常与决斗场景一起出现，即致命的争斗并不是完整葬礼的一个部分。罗马人从他们的意大利邻居那里引进了角斗，也许我们可以多讲一些它的宗教环境。角斗在公元前264年出现于罗马，具体来说出现在朱尼厄斯·布鲁特斯·佩拉（Junius Brutus Pera）的葬礼上。直到公元前105年，角斗才出现在其他场合。赛尔维乌斯（Servius）引用罗马古文物学家瓦罗（Varro）的话写道：“妇女们在葬礼中十分悲伤，常常抓破自己的脸用她们的血来献给死者。从此这种形式演变为葬礼中牺牲者的一种常规，并有人在墓地被杀死。在古代，男人常常被杀死，但当布鲁特斯死后，很多国家派遣俘虏参加他的葬礼，他的孙子为这些俘虏进行配对，然后他们就争斗起来。”在《埃涅伊德》的一条注释中，赛尔维乌斯写道：“在勇士的葬礼上，正是这些习俗杀死了俘虏。后来它变得更残酷，被认为在坟墓前进行决斗更为合适。”这些文字背叛了作者的推测：公元前264年，罗马人不是在意大利葬礼上第一次进行角斗的人，我们已经在欧斯干人、坎帕尼亚人以及他们之前很久的伊特鲁利亚人那里看到了这种情形，并不是人类的善良感动了罗马人并把有目的的献祭变成搏斗。角斗有规律地出现在葬礼上，这一事实表明把角斗视作葬礼献祭的古代观念可能需要或至少部分地被纠正过来。

古希腊世界留下很多纪念物来展现单人搏斗，但不像来自南意大利和罗马的证据，也不像古希腊作者那样简单地把不安的死者作为竞赛的理由。科拉宗麦奈（Clazomenai）的一些石棺很可能描绘有决斗场景，虽然这个沉默的证据不能彻底排斥一场偶然性争斗的可能性，石棺通过象征符号反映了一队士兵搏斗的场景。也存在一些关于葬礼上用武器对决的历史资料，虽然这些场景都出现在希腊世界的边缘。公元前317年，马其顿人卡桑德（Kassander）让他的四个士兵在维奥蒂亚国王和王后的葬礼上举行一场一对一的格斗竞赛（monomachia）。希罗多德说色雷斯人定期在葬礼上举行两个人之间的格斗；色诺芬也注意到一个实例，即人们为了纪念死者举行饮酒和赛马比赛。

我们很难从古希腊和邻近区域的决斗行为中得出它们在服务死者的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而不像其他如赛车这样具有流行性的活动。决斗行为最常扮演的角色是解决继承权和产业纠纷问题。通过这种身体上的接触，双方避免了因争吵引发的大规模的伤亡。这不是一种发生在葬礼上的决斗，而是一种具有实际目的的决斗。根据传统，一场决斗解决了阿提卡和维奥蒂亚之间的边界争端；阿尔戈和斯巴达之间寻求通过冠军比赛解决二者长期围绕西里伊亚（Thyreia）的纷争，公元前612年，米提利尼的庇塔库斯在一对一的决斗中杀死了雅典的普律农，解决了西吉昂（Sigeion）的所有权问题。希罗多德提供了一个五项全能运动员的生平：一个尼米亚的冠军，名叫欧律巴忒斯（Eurybates），他也在对决比赛中有过出色表现。在埃伊纳与雅典之间的冲突中，他担任将军，并在对决中杀死了三个敌人。斯特拉博（Strabo）描述了一场决定伊里斯领地归属权的决斗，他说两人之间的决斗是希腊人的习俗。

这些事例说明有更好的方式去解释《伊利亚特》第23节中的决斗现象，而不是只把它看作对死者的献祭。除了解决冲突的实际目的外，在荷马史诗中决斗具有证明勇气和超凡技术的崇高地位。例如，《伊利亚特》第3节奸夫帕里斯（Paris）与受委屈的墨涅拉俄斯（Menelaos）之间的决斗就是解决特洛伊战争的实际尝试；在《伊利亚特》第7节中，赫克托尔与埃阿斯在其他人的围观下进行了一场决斗，这完全超出了勇气和荣誉的意义。在国与国之间的纷争中，决斗以牺牲一个或两个英雄的代价避免了大量士兵的死亡。荷马所述帕特罗克洛斯葬礼上武装竞赛的来源是埃阿斯和迪奥墨狄斯瓜分阿喀琉斯财产的一次野蛮决斗，同时诗人在把这个故事转化成自己的叙事时一直感到犹豫，因为他认为这既不是合适的军事行为的一部分，也不是周期性葬礼竞赛的一部分，因此，此事的结论与开始时提出的期望截然不同。

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葬礼起源理论是由很多假设组成的。我们必须首先假设体育献祭和竞赛折磨二者中只有一个才是史前希腊人生活的必要部分。但迈锡尼人中缺乏明显的人类献祭的例子，这让我们惊奇于这一习俗的流行范围之广。葬礼上用来“发现凶手”的仪式竞技的说法，如穆利描述的那样，也是很难被人接受的。因为这一理论要求所有原始社会对死亡有着相同的态度，这是一种得不到广泛支持的假设。对于这两种解释，我们必须假设葬礼上的竞赛更多是原始时代的孑遗，是一种失去原始意义的形式，并且毫无证据，我们也必须假设这种行为最初只是由充当人类献祭或决斗考验的致命游戏组成；只是到了后来这种行为的焦点才从死亡转向竞争。然而，沉默的确有点令人惊讶，如果要么是献出人类生命的牺牲，要么是发现和惩罚一个罪犯，那么以上两者都是竞赛的完整组成部分。这样的解释没有神话或历史的迹象，虽然如我们所见，古人对灵魂的命运有很多推测，至少一部分人坚定地相信葬礼上的决斗是正确的。

荷马式的英雄最珍视的是他们不朽的光荣，他们的阿喀琉斯在永恒和荣耀面前做出了明确的选择。体育是希腊人源自原始时代的重要内容，也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没有葬礼的情境下出现的一种活动，是一种铭记死去勇士的适当祭品，正如阿波罗在他的节日中喜欢拳击和其他活动一样。决斗中所展现的魄力也并非不适用于一个普通士兵，虽然人们广泛认识到这些活动中潜在的危害，但他们没有不支持决斗行为的。古代历史激发了很多现代人的猜测，我对竞技体育起源的讨论无疑仍然是真伪不明的，但丧葬礼仪作为竞技体育的一种理论解释，比其他理论更让人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