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竞技体育：性质与目的

现代社会中人们常常对拳击运动持强烈反对的态度。有评论认为拳击运动所提倡的伤亡和暴力对良好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是不利的。1970年，瑞典把职业拳击（非业余拳击）确定为惩罚性犯罪；20世纪美国社会一直以拳击的伦理道德为中心展开激烈争论。1982年11月13日，韩国拳击手金得九（Duk Koo Kim）死于拳击场，这与美国医学协会报告中认定的百分之十五的职业拳击手会遭受永久的大脑损伤这一结论相一致。两年后，美国医学协会效仿英国同行，要求其会员积极致力于废除所有拳击运动的立法活动，包括业余的和职业的拳击运动。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重点关注到相关的医学案例。例如，下面是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在《拳击对“粉丝”的伤害》一文中的论述：

有人会说，如果两个成年男子为了成人间的娱乐而互相殴打，这其中基本的细节已经有了，“同意”几乎成为一个自由社会里唯一的美好礼仪。但是，从柏拉图以后，政治哲学家们已经开始认真对待娱乐问题了，并且认为法律也该如此。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一些娱乐形式变得粗俗了，况且一个社会应该由它产生市民监督。良好的政府与幸福生活依赖良好的价值和热情。但是，有些娱乐形式对此是“怀有敌意”的。

历史学家约翰·霍伯曼（John Hoberman）在新闻专栏“拳击的隐形报告”末尾充满激情地说：“与法西斯社会不同，为了使他们保持活力，民主政治并不需要拳击或支持它的仪式。拳击的终结并不是男子气概的终结，每一个社会都应该从恐惧和男性的歇斯底里中得到解放。”

古代近东和埃及鲜有记载人们对竞技体育的激进态度，但丰富的证据表明希腊人和罗马人对竞技体育的态度并不比我们相差多少。希腊罗马世界对体育性质不带成见的判定，使我们必须承认官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暴力和危险行为进行制裁，这些都是现代奥运会所无法容忍的。罗马人对运动员的健康和幸福的漠视（总体上可以被看作是声名狼藉的）是可见的——一个习惯观看角斗士决斗和公开处决犯人场景的社会是不愿为竞技赛场上遭受伤害的运动员担心的。但是，希腊社会（斯巴达除外）并不鼓励无缘无故的残酷对决，尤其是针对它的公民。伯里克利（Perikles）有关雅典生活残酷的话与修者底德（Thucydides）的记载一样，并不是空洞的修辞艺术，它提供了城邦生活的另一种风格：“关于教育，无论我们的对手来自哪里，他们都经过追求男子气概的痛苦训练，在雅典我们以更温和的方式生活，准备面对每一个合理的危险。”希腊社会中几乎没有被我们称为竞技体育风险的人道主义焦虑，这的确值得我们进行解释。

当金得九死了的时候，《波士顿环球报》的体育作家利·莫特维尔（Leigh Montville）为他写了一篇富有想象力的墓志铭：

金得九（1959—1982），为了给世人提供娱乐，他把生命献给了11月一个无趣的星期五下午。

没有什么比体育作家对金得九之死的评论与最近在奥林匹亚发现的写给一个年轻拳击手的诗之间的对比，更能清楚地显示古代价值和现代价值之间的分歧了，在大约一千八百年前年轻拳击手有着与金得九相同的命运：

阿格忒斯·戴蒙（Agathos Daimon），绰号“骆驼”，来自亚历山大里亚，一个尼米亚运动会拳击场上的冠军，他死在这里，他曾向宙斯神恳求过不胜利则死亡，年龄35岁。再见！

这首小诗显示了拳击手的义无反顾。相反，诗歌用“胜利或者死亡”的习语来歌颂他的死，铭刻在希腊士兵坟墓中的这个习语是事关名誉的大事。古人的“骆驼”情结与今人对职业拳击手所遇危险的谴责是相同的；如那时的一场演说所述：“你知道奥林匹亚的胜利之冠是橄榄枝，但很多人认为它的荣誉胜过生命。”大约在“骆驼”死亡之前的一个世纪，一个名叫提比略·克劳迪亚斯·鲁弗斯（Tiberius Claudius Rufus，见第七章）的搏击手在奥林匹亚锦标赛上过关斩将，没有出现比赛轮空的情况，并且在决赛中也没有遇到轮空的对手，两人直打到黄昏，对于鲁弗斯的评价，正如裁判对他的褒奖辞所说的：“藐视生命胜过追求胜利之冠。”尽管比赛最终以平局结束，但由于他的勇敢和顽强还是赢得了很高的荣誉。对藐视死亡最明确的表彰是关于阿里喀戎（Arrichion）事迹的记载，他死于公元前564年奥林匹亚的最后一场搏击比赛中。但是，由于负伤的对手在他失去生命的身躯倒地之前示意投降，所以最后是他赢得了胜利。在他三次获得冠军的赞词中，一次是描绘他的面无表情；一次是热情赞誉他拒绝向对手退让；最后一次是描述搏击手的竞技画面，画面相当夸张，胜利的原因是人心所向。阿里喀戎的决定是明智和值得人们称赞的：

你将光临奥林匹亚并目睹其中最出彩的事，因为正是在这里，将上演搏击竞技。阿里喀戎，这位为胜利而战死的英雄，将要摘得桂冠，奥林匹亚的裁判将要为他带上桂冠……让我们看看阿里喀戎死前的壮举吧！因为他征服的似乎不仅仅是他的对手，而是整个希腊……他们狂呼着跳离座位，挥舞着他们的手和长袍。一些人跳向空中，另一些人与近旁的人疯狂地摔跤……虽然他在奥林匹亚连赢了两次，这实在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但现在发生的事情意义更大：他用自己的生命赢得了胜利，带着征尘走进福地。不要以为这是因为运气好！为了这次胜利他有着相当清晰的计划……卡住阿里喀戎（脖子）的那位被描述为一具僵尸，他用手表示让步，但是阿里喀戎与所有胜利者一样——他的脸真像盛开的红花，他的汗水依然新鲜，当他感知到他的胜利时，他像活人一样微笑着。

另一则记载讲述了阿里喀戎在已经要放弃比赛的时候，他的教练通过大喊让他燃起希望：“一篇高尚的铭文，并不是留给奥林匹亚承认失败的人的！”竞技体育中运动员的“藐视死亡”实际上成了一句谚语，犹太哲学家菲洛（Philo）写道：“我知道摔跤手和搏击手经常为了荣誉而坚持，对胜利的热情一直持续到死亡的边缘。当他们逐渐失去体能的时候，他们依然保持着生命上和精神上的独自奋战，这种精神就是他们已经习惯了轻蔑地拒绝恐惧……在这些竞技者之中，为胜利之冠而死是光荣的。”

为了使竞赛更安全而进行改革一直是希腊人在做的事情。例如，希腊人常使用带衬垫的练习手套（见第五章），并在比赛中使用这种无害的装备。忽视选手的安全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深思，而且我们必须予以合理的解释。

令人惊奇的是，同一时期希腊人举行了如此残酷的体育竞赛，但他们又痛恨和严格禁止公民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行为。一个犯有人身攻击罪的人一般将面临诉讼，但也有可能存在一个陪审团，陪审团有权力给这些罪犯强加任何它认为合适的判决，包括死亡罚金等。法律保护奴隶也保护自由民。任何公民都应该代表城邦行事并揭发涉嫌违法者，正如德摩斯梯尼（Dmosthenes）解释的那样：“立法者把任何一个暴力犯罪行为都看作不法行为，并认为这种犯罪行为也针对那些与事无涉的人……因为他认为犯人不仅危害受害者，也危害城市。”虽然，惩罚那些伤害别人的人是法律的应尽之事，演说家与哲学家都认识到处在傲慢状态的人容易狂妄自大和得意忘形，这种状态是在羞辱别人，一个学者将其称为“放纵的自负”。雅典人认为暴力违背了一个民主社会应有的态度：这是一种以我行我素为特征的寡头独裁者的行事方式。让我们看一下公元前4世纪的一则原告诉讼，它生动地描述了暴力所表现出的灾难性危害：

你将发现其他坏事损害了我们的生活，但狂妄自大损害了我们所有的利益，很多房屋已经被它破坏，很多城市已经被它推毁。那么，为什么我必须浪费时间讲述其他人的不幸遭遇呢？因为我们自己已经两次看到我们的民主被它解散，两次失去了我们的自由，不是因为他们犯有其他罪行，而是因为他们轻视法律，希望做我们敌人的奴隶——他们对我们的公民实施暴行。被告就属于这一类型……因为他们属于同一种性质，它违背了我们抵抗敌人的力量，推倒了我们家园的墙，并不留痕迹地杀死了一千五百个市民。

上述观点至少没有被希腊作家琉善（Lucian）所忘记，他认为竞技体育中的暴力似乎与公民生活中的价值观相反。这一矛盾演化成公元前590年雅典的梭伦和来自西塞亚（Scythia）的访问者阿那卡西斯（Anacharsis）之间富有想象力的对话。西塞亚人一看到拳击比赛就恐惧地缩了回来，尤其当裁判表扬一个人打在对手下巴上并使对方满口是血的时候。更加讽刺的是，在琉善的描述中，旅行者认为西塞亚人称这种事是狂妄自大的表现，西塞亚人说道：“梭伦，如果我们西塞亚人中的任何一个击打另一个，或冲向他把他打倒，或撕扯他的外衣，老人们将对他施以高额罚款，甚至在受害者带着一些证据忍受了这些伤害的情况下，更不用说这种事发生在如你描述的伊斯姆斯和奥林匹亚这样宏大的场面中。”正如我们在本章和下面章节中会看到的那样，这种话从外邦人嘴里说出来的时候让人毫不意外。

西塞亚人厌恶体育的理由也许与现代人的情感颇为相似，但他们对希腊人来说依然是外邦人。对体育批评最多的表述出现在希腊的古典时期，但它的关注点一点儿都不像现代人对“流血体育”的批评。“流血体育”这个词描述了运动员职业的危险和残酷，以及他们的工作对社会的腐化作用。古代社会对体育的反对意见较人文主义更具实际意义，唯一显著的例外是医生的态度。医学文献普遍谴责体育场上有损健康的行为。医生的工作除了对健康的研究之外，更是对社会阶层的研究。盖伦赞许地引用了希波克拉底的名言：“一个人的健康状态要较运动员的非自然状态更好。”他对体育场上的残废者说：“跛腿的、驼背的、压伤的、残废的，还有那些经受面部创伤的。训练员甚至把一些运动员的脸彻底整成无形或丑陋的，尤其是那些从事拳击和搏击运动的。当他们最终使身体四肢部分粉碎，或扭伤，或打伤眼睛时，我认为他们完整训练之美的实质已经暴露无遗了。”但令人瞩目的是，医生同样对体育饮食、长跑、骑马抱有敌视态度，其中大多数运动都是没有危害的。例如，医生反对骑马，是因为据说骑马能对人的肾脏和输精管带来持续损害。早在公元前6世纪，哲学家反对付给运动员巨额奖金，他们认为城市的精神领导者应该得到这样的荣誉和报酬。色诺芬曾经质问过拳击手和长跑者对城市有什么好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坚持认为现代体育训练强度过大并且过于专门化，这对市民来说不起作用。正是这种哲学传统奠定了盖伦有关职业所引发争论的论述：“对每一个人来说，像水晶一样清晰的是运动员从未梦想过拥有理智和德行……常常为了获得大量的血和肉，他们如深陷泥潭那样使智力窒息，难以清晰分辨任何事物，但与此相反，他们如没有头脑的野兽一样缺乏理智。”无疑，让盖伦烦恼的是希腊社会对医生的看法，医生被看作挣工资的人，是专业化的商人，但人们把对运动员进行补偿的奖金和奖品看作是圣洁的。相应地，盖伦的论述为自己的专业技术做了辩护，他认为运动员中的一部分有高贵的出身却没有技术。柏拉图是唯一对竞技体育可能带来潜在的无政府主义表示关心的人，在《法律篇》中，为了实现理想状态他描绘了摔跤的纯洁风格：“安泰俄斯（Antaios）和凯基恩（Kerkyon）介绍的他们无所事事的争吵中的策略，或者俄佩俄斯（Epeios）或阿米克斯（Amykos）的拳击策略，这些策略在战争中是没有价值的，也是不值得讨论的。”他没有为他的反对态度在竞技体育可能会导致的损伤和死亡，以及社会的兽性方面寻找依据。他主张国家应该周期性地举办战斗演习，演习柏拉图预见到的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并为其制定法律条款。总之，我们发现古代很少有如现代社会这般不赞成竞技体育的反对意见。持反对意见者认为拳击是无意义的，而且残酷危险，会导致支持者和参与者都变得像野兽一样残酷无情。事实上，竞技体育也给古代社会带来了好处，这成为拳击运动稳定普及发展的理由。

战争是古代世界中人们无法逃避的现实，它对市民和城邦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我们不考虑战争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一般来说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世界，更不必说古代世界对暴力运动的偏好了。竞赛者的赌注常常特别高，如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样，战争是一件在所有方面都十分残酷的事。公元前415年，米洛斯（Melos）城邦陷落时，狡猾而文明的雅典人杀死了城中所有的男人，使妇女和儿童沦为奴隶；有件事尽管不太知名但也很残酷，这就是公元前421年塞翁尼城（Skione）发生的移民大屠杀。公元前427年，斯巴达在普拉蒂亚（Plataea）也犯有类似的战争罪行，如果斯巴达的同盟科林斯的法律顾问有说服力的话，雅典和它的市民将会在公元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局中遭受灭顶之灾。早期罗马人每年都要向竞技比赛派送一个军团，几乎从未间断过，现代历史学家研究认为，罗马所采取的竞技策略显示了其残暴程度，从而震慑希腊世界。古代国家不得不面对如何处理威胁他们生存的经常性的军事紧急事件，像斯巴达和早期罗马这样的国家选择让国民保持永久的战争准备，像雅典这样的国家更大程度上依赖市民在身体和精神上随时做好紧急集合的准备。

公元前6世纪末，经过长时间的过渡，希腊城邦逐渐依赖被称为重步兵方阵的作战编队，其中，由重装士兵组成的盾牌重叠队列可以紧密地形成护卫人墙。同时，轻武装型军队也被充分利用，但是密集队列直到罗马时期还维持着其在军队中的支柱地位。军事安全和战争成功取决于保持队形，也就是破坏敌人的阵型而不弄乱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盔甲重约五十磅或更多，士兵必须拥有良好的身体状态才能保持阵型前进。方阵可以迅速闭合，甚至利用冲击的瞬间破坏敌人的行进路线；我们很难完全想象这种快速行军进攻敌方阵营的冲击力量有多大，长矛是重装步兵的主要武器。有经验的士兵知道，最重的冲击往往落在盾牌和盔甲保护最少的颈部和腹股沟部。起初，将军并不容易带领部队在敌方密集方阵面前进行有效进攻，正如那些遥远的战争诗歌所描述的那样。

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军事思维来衡量？体育扮演着军事准备的角色，但二者的价值体现并不相同。间接证据有力地证明了在一定历史阶段埃及社会相信体育的功效。一些希腊作家明确地承认这一点。虽然，军事主义的斯巴达实质上限制了体育的作用，但罗马这一古代世界最强大的军事政权却轻视希腊人的体育活动。从接受到彻底反对这种观点存在各种不同意见；在许多情况下，只有运动而非竞争受到制裁。

我们至今仍然可以看到埃及十八王朝（公元前1554年至公元前1306年）法老的大量关于体育的修辞手法。新王国时期的第一任统治者依然清晰记得受希克索斯人控制的情景，就好像要决定准备应对军事紧急事件那样。他们论及个人的英勇时几乎总是归功于箭术，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希克索斯人就迫使埃及人屈服于复合弓的强大威力。埃及法老无与伦比的技术优势属于他们帝国教义的组成部分。这戏剧化地说明了领导者强调准军事运动的重要性。法老的生活孤寂，不能把自己融入平常的竞技体育之中，但对士兵而言这似乎更为重要。即使在新王国时期之前，贝尼·哈桑的摔跤场被军事活动一点一点地装饰起来，这说明摔跤从一开始就是军事训练的组成部分。当然，新王国时期的浮雕（图9、图10）清晰地显示了那个时代的埃及士兵都是活跃的摔跤手。例如，底比斯墓葬壁画上雕刻的拳击手在图特摩斯三世的神像前竞赛，胜利者吹嘘说：“你啊，可怜的士兵，我要让你说‘一个士兵抓住国王的手是愚蠢的！’阿蒙是一个神，他颁布法令保护国王的每一寸土地，上下土地的统治者，将军！”类似的话也出现在拉美西斯三世的祭殿里，出现在法老面前，一个摔跤手大喊道：“站起来吧！我要让你看到一个真正的战士的手！”在这些浮雕中，埃及运动员击败了外邦人，这些外邦人有的是叙利亚人，有的是黑人，浮雕中把国家安全处在危险之中归因于观众的认可：“你像门图（Montu），法老，我们的好主人！阿蒙已经为你推翻了来自外国的反对势力！”

罗马控制下的希腊人眼中充满了对旧日荣耀的怀念，正是体育保护了希腊人的自由。在琉善的《阿纳卡西斯》（Anacharsis）中，外国访问者嘲笑希腊人为了奥林匹亚运动会的胜利而遭受运动场上的身体不适及损伤，立法者梭伦认为体育的更高目的在于军事：

我们训练年轻人参与体育运动不只是出于他们有能力参与竞争（他们之中极少有人能在比赛中坚持到最后）而是要为整个城邦和青年人本身获得某种更伟大的东西。摆在所有善良公民面前的一些其他比赛，它的胜利之冠不是用松枝、橄榄枝制成的，但胜利之冠本身承载着人类的幸福。也就是说，个人与国家的自由，财富与光荣……

这些是体育场上的事情，啊！阿纳卡西斯（Anacharis），我们训练我们的青年人，想要把他们培养成保卫城邦的卫兵，通过他们我们生活在自由的世界，战胜那些来犯之敌，把恐惧逐渐灌输给邻邦，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将会在我们面前退缩并向我们致敬。

与琉善同时代的哲学家菲洛斯特拉托斯坚持认为斯巴达第一次发展出拳击是因为军事目的：他们的战士不用头盔保护自己，只用盾牌，拳击给了他们回避头部击打以及免于被击中要害部位的训练。他补充说，希腊人发现了搏击和摔跤在马拉松中的军事作用。在塞莫皮莱（Thermopylae），当被围困的斯巴达人的武器突然折断时，徒手格斗变得必不可少。菲洛斯特拉托斯总结了有关过去伟大运动员运动生涯的文字记载，他认为：“他们用战争训练体育并用体育训练战争。”《荷马史诗》中有关于体育赛事规则的对话，普鲁塔克坚持认为“所有体育运动（拳击、摔跤、赛跑）都是对战争的模仿和训练”，并认为被攻破城墙的一部分成为奥林匹亚冠军凯旋入城的入口，这一习俗是一种象征性符号，它表明“城墙对于城市并不重要，人们有能力与之战斗并取胜”。他认为竞技体育与徒手格斗有直接关系，这点琉善与菲洛斯特拉托斯存在共识。他进一步阐述，斯巴达人在留克特拉战役中被底比斯人打败的原因在于底比斯人在体育场上受到了更好的训练。当然，在菲洛斯特拉托斯、琉善和普鲁塔克生活的年代，罗马控制了希腊，这使得军事准备问题无关紧要了——正是罗马军团而不是城邦军队强制实施了和平。有时候，运动修辞甚至违背了希腊战争时代已成过去的事实。伟大的拳击手麦兰克马斯（Melankomas）的悼词中认为希腊没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机会，但又接着争论说体育训练不再像军事训练那样严格，尤其是对拳击手而言。麦兰克马斯认为他的赞颂者们具有不少于特洛伊战争中的传说英雄或历史上击退波斯人的战士那样的美德；事实上，拳击手具有更伟大的美德。竞技比赛的人格化雕像阿贡（Agon）站在奖品桌上战神阿瑞斯的雕像右边。根据一则晚期的文献资料，伟大的拳击手米洛带着科洛登人（Kroton）去争取胜利的时候，随身携带着很多他在比赛中赢得的桂冠。这个故事有点传说的色彩，但依然能说明运动员伟大的体育成就标志着其在军事活动中的勇猛。在更晚的奥古斯都时期，一个希腊作家得出结论说科洛登人不但进行战争训练还进行体育训练。虽然，大多数怀旧的和爱国的言论来自希腊历史上的较晚时期，但通过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可见，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有些希腊人也赞成这些言论。喜剧《云》中的一个人物认为，体育教育的老式风格培养出马拉松这样的斗士，他在公元前490年波斯人的入侵中挽救了希腊。然而，青年人忽视了沐浴和角力学校的作用。因此，在阿里斯托芬的《蛙》中，优秀青年都是运动员和忠诚的战士，然而，他们也同时遗弃了角力学校，并在军事生活中呈现混乱而无纪律的状态。

尼米亚运动会五项全能冠军阿尔戈斯（Argos）的欧律巴忒斯（Eurybates）是一位城邦军队中的将军，他在战斗中顽强拼搏了很长时间，成为希腊战争中的杰出人物。派里恩（Pellene）的普罗玛琪斯（Promachos），是一名奥林匹亚运动会的搏击冠军，在科林斯的战斗中表现英勇；德尔菲的提玛西忒奥斯（Timasitheos）赢得了两项奥林匹亚冠军、三项德尔菲搏击冠军，他在战斗中的表现也与众不同。所以，这些事例清晰地显示出体育运动和军事战斗是相辅相成的。更令人值得玩味的是雅典的狄奥克西波斯（Dioxippos）的奇异故事。在亚历山大大帝营帐里的宴饮派对中，一个名叫考拉格斯（Koragos）的马其顿人挑战公元前336年奥林匹亚运动会搏击冠军狄奥克西波斯，亚历山大指定了竞赛时间，有上千名士兵前来观看。马其顿人像战神阿瑞斯一样全副武装，狄奥克西波斯赤裸身体并涂上油，只带了一条棍棒。考拉格斯首先猛投了一根标枪，狄奥克西波斯躲闪而过，然后用尖矛攻击对手，又用棍棒把对手击退。最后，考拉格斯拖曳着武器逼上前来。狄奥克西波斯用奥林匹亚的方式，左手抓住对手的右手，轻轻地把对手推了个措手不及，然后脚踢对手的腿。狄奥克西波斯用脚抵住对手的喉咙，高举棍棒望向观众，就这样取得了最终胜利。当然，这个例子有比实际暗示更具象征意义的含义，但其他例子也显示出搏击具有周期性的军事含义。前罗马时期的青年社团记录了其成员参与的所有高水平竞赛并以此为荣，其中也包括竞技体育；由于青年社团的主要任务是军事训练和巡逻，有可能这种守旧的制度保存了早期军事时代的惯例，其他的证据也证实了这个结论。亚里士多德认真考察了公元前4世纪的相关文献，发现其中有两种战争准备的方式，斯巴达模式是让青年和运动员一起接受残酷的训练，但他轻视斯巴达的教育方式，认为这种方式不但野蛮而且往往事与愿违，他只赞成对运动员进行残酷训练（虽然他也在担忧运动员的过度训练会导致其较早地精疲力竭）。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在以弗所为他的军队创立了体育项目和军事训练都要开展竞赛的制度，以确保他们能够在冬季保持良好的战斗状态。虽然，我们现有的资料不能指明哪一个运动项目同样存在于军队竞赛之中，但这确实是体育被一位成功且著名的希腊将军用在军事方面的证据。最重要的是，这其中还存在着很多青年社团——一群完全献身于体育文化的具有自由个性的青年。这些组织的存在表明，城邦可以依靠这种非正规的方式让市民为了军事目的保持待命状态。从这一事实可以断定，如果我们在希腊城邦看见老年人在体育场所进行训练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这种训练是相伴终生的。体育荣誉铭文在语言风格上非常类似士兵铭文：在运动员的铭文中我们发现了很多赞扬战士行为的术语，主要用于赞扬他们的顽强和耐力。就像士兵一样，运动员也可以获得公共葬礼。

这些铭文中大部分具有浓厚的怀旧情怀和夸大的意味，因而我们不应该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确实有大量群众相信存在严格的体育训练，受竞赛鼓舞的人们常常处在备战状态。另一方面，很多希腊人（更不用说罗马人）认为体育具有一些不受士兵欢迎的特点，它在整个希腊世界都遭到批评。

在一部已经失传的欧里庇德斯（Euripides）戏剧的寥寥数行中，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很严厉地对运动员们说：“多么杰出的摔跤手！多么腿脚敏捷的人！或像掷铁饼者，或像猛击下巴的专家，他通过赢得桂冠来为故乡和先祖获得荣耀吗？他们手握铁饼与敌人战斗吗？或脚护盾牌驱逐祖国的敌人吗？没有人死心塌地愿干这样的蠢事。”如果没有上下文的语境，仅靠残篇我们是不可能确定欧里庇德斯的意图的，尤其是在这样一部滑稽羊人剧中，但盖伦认真地引用了其中的几行文字。文学和历史作品中记录了其他反对者的声音。据记载，将军菲洛波伊曼（Philopoimen，公元前4世纪）是个天才般的摔跤手，他从朋友那里得知运动员并不能成为真正的士兵，因而他不再参与体育活动并禁止士兵进入体育场。正如我们所见，柏拉图出于公民的责任对运动员训练的有效性深表担忧。他建议拳击运动可以被用来训练青年，但不是通过体育比赛的方式：他预想用模仿战争的方式代替竞技体育，这等于承认体育可以更好地为军事目的服务，有一些将军事实上已经使用部分体育规则来训练他们的士兵。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使用“战争的体育”这一习语来形容体育训练的目的，公元前4世纪底比斯强大的将军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表现出对体育的怀疑。作为一名青年，他曾效力于角力学校，所以他强调速度而非力量，他认为速度在战争中更有用处。因此，他所受的训练更多是长跑和摔跤，直到被人抓住时他的双脚还能支撑得住自己的身体。为他写作传记的作者认为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主张带着武器训练。作为一名军事领导者，他关于体育价值的论述似乎更为复杂。在军事行动中，他要求部队在城外安营过冬，而不是在城内，带着兵器进行训练的目的是为了给敌人留下深刻印象。为了把摔跤当作训练的一部分，他告诫他的城邦，为了享受更长时间的和平，市民必须在战时营帐中训练，而不是在体育场。亚历山大大帝赞助过很多音乐和文艺比赛，但是据说他不太尊重体育，尤其是拳击和搏击。他喜欢带着棍棒进行的搏斗，柏拉图认为他希望看到使用兵器的比赛。色诺芬（Xenophon）是一位将军、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频繁地描写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但他没有描述体育比赛——正是色诺芬记载了拳击手博伊斯克斯（Boiskos）是一个不可靠的士兵。他举例（也许其中有大量的主观评论）描述了苏格拉底是怎样责骂身体走形的小男孩伊皮戈尼斯（Epigenes）的。苏格拉底告诉伊皮戈尼斯，当雅典人奔赴前线作战时他将毫无用处，他的职责应该是像奥林匹亚运动员一样专注于锻炼自己的身体。“正是由于城市没有为战争准备所开展的公共训练，才导致单个市民对身体训练的忽视。”色诺芬所举的例子说明苏格拉底不让小男孩参加体育节日，但色诺芬或柏拉图并不认为苏格拉底的主张对城邦来说是有用的。

所有希腊城邦中最具军事主义色彩的当属斯巴达。对斯巴达人而言，战争是经常性的，与其他城邦相比，斯巴达的公民有规律地进行着战斗训练。斯巴达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害怕，因为公元前700年他们征服了很多周边民族，周边民族发现自己的人数与斯巴达人相比远远超过五十比一，那些被称作黑劳士的奴隶们心中郁积着对主人的怨恨，甚至威胁要推翻他们的统治。6岁时，斯巴达男孩离开他们的母亲，与其他孩子一起在一个强壮但不残酷的年长男性青年的领导下生活，忍受着鞭打、饥饿和无止境的训练。正如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所写：“任何事情都被设想为是用来培养一个人的坚强、耐力和纪律，所有诸如此类的训练甚至连对冠军最不感兴趣的英国公立学校也会向‘做出牺牲’的人表示担忧。”20岁时，斯巴达男性会毕业于一个军事组织，并加入两个斯巴达军队中的一个。30岁时，斯巴达男性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公民，这之后可以结婚，但他还必须和他的战斗伙伴一起吃饭训练；斯巴达公民的称谓为“平等”（homoios），这是一种优先权的体现，同时也是一种群体性的身份认同。斯巴达人自诩他们是战线瓦解后能够重新组织并有效并肩作战的唯一的希腊战士。然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训练使他们不像人而更像野兽。

斯巴达人对体育活动的“不满”很早就存在了；城邦减少了体育在公民生活中的所占比重并发展出希腊世界中其他地方没有的“功利性”项目。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虽然斯巴达国王在战争中身边围绕着比赛中的冠军获得者，公元前7世纪的斯巴达战争诗人提尔泰奥斯（Tyrtaios）依然对体育成就表示漠然：“我并不想只因为长跑或摔跤技术而赞美一个人，即使他有库克普鲁斯的身躯和力量，或者在赛跑中赢过色雷斯的北风……以及他拥有除了勇气之外的所有荣誉。如果一个人害怕看到血腥场面，那么这个人在战争中就不是好样的。”很简单，根据这首诗，勇猛的运动员未必是勇猛的战士。这并不是对运动员的谴责，同时也不一定是一种认可，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斯巴达法律引导人们的体育活动朝着军事功效方面发展。

与其他城邦的公民不同，斯巴达人培养了其好战的团体间的竞赛。每一年，两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团体聚集在海岛上，彼此疯狂地战斗着，手挖、牙咬、用拳猛击，直到一个团体把另一个团体击退到水边。如果这种游戏在本质上对战争有用的话，一个团队就能像一个战斗中队那样共同行动，当然这一点意义非凡。所有斯巴达“功利主义”竞赛中最震撼人心的是每年一度的阿尔忒弥斯节日上的仪式。其间，斯巴达男孩自愿被鞭打，人们竞相观看谁能够忍受疼痛和一直流血。任何个人表达和竞技技术都不存在，这是对斯巴达权威的根本服从。虽然，斯巴达人许可运动员在搏击比赛中使用暴力，而且允许使用在希腊其他地方被禁止的咬和抓的动作，但是斯巴达人禁止本邦公民在海外从事搏击和摔跤运动。据菲罗斯特拉特忒斯（Philostratos）的记载，斯巴达人举办这些比赛的目的只是为了训练人们的韧性而非开展体育运动。在普鲁塔克的记载中，奥林匹亚运动会摔跤比赛中失败的斯巴达人，要被人质问他的对手是否比自己强壮，落败者常常回答：“不，仅仅是投抛技术好点而已。”

事实上，普鲁塔克收集了很多斯巴达谚语，这些谚语展示了他们对节日的独特态度。在一则谚语中，当斯巴达母亲得知她儿子在战斗中死亡时，她大喊：“多么出色啊，你胜利地死在战斗中，这比你活在奥林匹亚运动会更好！”一个被抱住肩颈的斯巴达摔跤手会不以为耻地咬他的对手，受虐待的一方谩骂道：“斯巴达人，你像个妇人一样咬人。”他回答道：“不，像狮子一样！”斯巴达运动员没有摔跤教练，根据这些收集到的格言，母亲想让自己的儿子更加勇猛而不是依靠技巧取胜；她雇佣的运动员教练要通晓一般的军事策略知识。

崇尚运动和以斯巴达模式为特点的军事训练之间的差距在罗马时期扩大了。罗马人几乎每一年都要开战，一个年轻贵族必须在军队服役很多年才可以胜任政府官职。社会中有着严格的“晋升阶梯”，也被称为任职履历（cursus honorum），其中军事成就是必不可少的基础。罗马人维吉尔（Vergil）写道：“罗马人，要记住使用你的力量（这也是你的艺术）统治其他民族，强制实行和平时期的得体行为。”（《埃涅阿斯纪》）。公元前2世纪，在罗马的一个希腊观察家注意到罗马青年是如何训练的，他们为了公共利益忍受着极端苦楚。为了获得传统意义上的光荣，罗马社会奖励这样英勇的青年。体育场所提供的间接军事训练对罗马人而言似乎只是一种娱乐消遣，即使是绝不敌视希腊文明的西塞罗也认为成年人的体育运动对军队而言是荒谬可笑的。罗马诗人嘲笑希腊青年：“他们懒于投身体育场，他们几乎不能搬动他们的武器。”这些年轻人“学会了从懒于摔跤到只能忍受温柔的比赛，他们的身体油光闪闪且为此感到快乐”。普鲁塔克描述了希腊和罗马对体育运动的不同态度：

罗马人认为希腊走向奴隶化与退化的原因在于健身房和角力学校，这导致很多城市浪费了大量时间使年轻人养成了懒惰的习性，人们肆意挥霍，男子间发生性行为。青年人的身体因睡眠、漫步、锻炼和精细的饮食而遭到毁坏，为了这些他们不再带着兵器训练，他们因被称作灵巧的人、摔跤手、英俊的人而不是重装步兵和优秀骑兵而感到高兴。

当然，这其中也体现着罗马人的侵略主义，罗马人蔑视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也是真实的。在普林尼（Pliny）的眼中（公元前1世纪或公元前2世纪），角力学校所采取的是与罗马不同的军事精神，他的同时代人塔西佗（Tacitus）认为拳击是与罗马军事训练的方式相对立的。

罗马人没有忽视军事训练锻炼身体的目的，即使很保守的罗马人也像老加图（Elder Cato）那样相信体育训练所带来的优势。例如，老加图亲自教他的儿子拳击和游泳。但是，体育教育与锻炼并不能与体育竞技等量齐观，这些体育技能没有罗马人所声称的那种战时价值。韦格提乌斯（Vegetius）编撰并推荐给指挥官的罗马军事手册强调军队训练中的长跑、游泳和跳跃技能，但他没有提到竞技体育。

当然，战争的存在为希腊社会容忍如此暴力的竞技体育提供了一定的解释，这是间接训练士兵军事技能的最好手段，但大多数希腊城邦不愿遵从这种实用和受管制的训练。士兵在训练中不顾及竞技体育的价值，流行的观点认为其中展示了勇气、韧性，以及处理潜在危险时的足智多谋。因此，对城邦而言它并不想保持常备军，体育正好为战争提供了实用而具有娱乐性的间接训练。但是，在严格意义上的军事社会中，如斯巴达和罗马，人们更直接地为战争而进行训练，并弱化了体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无效和危险的训练，表面看似混乱无纪律的竞技项目尤其受到质疑。在最怀旧的希腊人的目光之外，体育也将其爱好者推向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因战斗而产生的需要。

竞争是人类的天性，但不同社会对一个人试图攻击他人这一行为的态度大不相同。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把希腊看作一个竞争的社会，一个热衷于竞争胜过其他的社会。最近几年，这种正统看法一直被置于审查和攻击之下，尤其在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学者那里，他们要问是什么使希腊文明中的竞争与其他文明中的竞争判然有别呢？很明显，许多其他文明也喜好和鼓励竞争，但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希腊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区别体现在竞争的数量和性质上，最显著的是他们对获胜者的奖金和认可予以制度化规范。只有根据古希腊人热衷于竞争这一传统，他们对竞争的痴迷以及体育暴力这种莫名其妙的现象才变得完全可以被解释了；这也更能解释罗马和斯巴达体育与其他希腊城邦体育之间的区别。

铭文很好地说明了在古希腊人们献身于竞争的广度和深度。来自以弗所的八块石头记录了在一名选官（agonothetes）和运动会监督的指导下为医生举行的为期两天的比赛，比赛的“项目”有外科、医疗仪器、论文陈述等；另一篇铭文则展示了阿弗洛狄西亚斯为雕刻家举办的比赛。公元前6世纪塔伦特姆（Tarentum）的一个花瓶上有一则铭文：“我是米洛斯岛的冠军奖品获得者。在粗纺羊毛比赛中我战胜了其他姑娘。”一场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专业运动比赛的获胜者在他的墓碑上铭刻道：“所有希腊人都认为巴克伊奥斯（Bacchios）在众多熟练地将土、水和火混合在一起的对手之中通过自己的天才获得了第一名，在这个城市所举办的竞赛中他获得了全部比赛的冠军。”换言之，他是雅典最成功的陶艺家。竞赛的范围包括从庄严的悲剧和喜剧剧作家之间的竞争（现存的所有希腊戏剧都是为与其他作品竞争而创作的）到可笑的吃、喝、美丽、接吻竞赛，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云》的第二版中向观众滔滔不绝地演说并把奖品颁给了他的对手——这才是古典的希腊世界。

在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竞争面前，体育竞赛在希腊世界的兴盛毫不奇怪。从非强制性的地方节日到争夺冠军的比赛，这些都为社会中那些勇敢的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中，体育作为最广泛和回报很高的竞技形式应运而生，这并非偶然，而是来自社会的需要。在公共体育场出现之前，希腊社会中就存在着大量小型的私人场所，它们在设计上适合摔跤运动。城墙外面的敌人不是城邦居民利益的唯一威胁，希腊无人不记得内部革命（stasis）的幽灵，竞赛是城邦向公民表达愿望的特别有效的方式，尤其是对雄心勃勃的贵族而言。竞技给人们追求自信的冲动找到了一个安全和有效的出口，要不然这种冲动会撕破公民之间的和谐之网。

希腊体育与众不同，在以下四个方面它与多数其他社会的体育有所区别。

第一，竞技运动对希腊而言是件严肃的事，竞技成就能够给人带来荣誉和地位。这一点明确体现在希腊的早期文学作品中。在《奥德赛》的卷8中，费埃克斯人国王的儿子拉奥达玛斯（Laodamas）、阿尔金诺（Alkinoos）要求奥德修斯加入这场竞赛：

朋友，阁下，来加入我们的竞赛吧!

如果你受过训练，正如你看起来的那样。

人生在世最大的荣誉，

莫过于通过自己的双手双脚为自己得来的。

加入我们的竞赛吧!然后，让你烦恼的心得到放松。

《伊利亚特》中更是明确表达了体育的严肃性。一个名叫埃佩伊奥斯（Epeios）的拳击手认为运动员在竞技场上的胜利正是其战场成就的替代品。他所认为的竞技体育是战时英雄主义替代品的观点正是后来希腊历史中人们对待竞技体育的主要态度。

谁打算得到这个双耳杯，就上来吧！

我敢说，没有哪个亚该亚人精通拳击并能牵走这头倔骡。

我认为我就是冠军。(www.xing528.com)

我在比赛中落后还不可以吗？

这似乎说明了一个人不可能在任何方面都是专家。

我坦率地说吧，这件事将要实现：

我会撕开对手的皮肉，捣烂他的骨头。

最好在我把他拳打在地之后，

让近旁关心他的人们挤成一团把他抬走。

第二，获胜是重要的，有时是唯一重要的。在一些小型体育运动会上，获得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都是重要的，但在四个泛希腊运动会上，只有第一名才是重要的，那才能体现一个人的最高水平。一些晚期的希腊铭文自豪地记录着这些“奥林匹亚运动会的参赛者”，但主流的描述还是关于对冠军的迷恋。没有人能比品达对竞赛风险的描述更为清晰可见：

受神恩保佑并忠实于自己勇敢的美德，

他背负着四个对手的肢体，

不是他一个人最憎恨回家，

并带着嘲笑的舌头，偷偷地，

让羞耻铺满道路。

但是，他的祖父让这个男孩恢复活力，

让年龄变得无关紧要。

品达在《皮提亚》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被击败的男孩子，“当他们回到母亲身边时不再有甜蜜的笑声，他们蜷缩在小巷里注视着他们的敌人，内心被他们的不幸咬伤”。希腊人非常看重在一个特殊的活动中被承认获得第一名的荣誉，这一事实严重削弱了人们对古代体育伦理观的浪漫看法。马尔克斯·奥勒里乌斯·阿斯克里皮阿迪斯（Marcus Aurelius Asclepiades，见第七章）的很多引以为豪的话中有一句是“第一个回合就让对手终止”（stesas tous antagonistas meta proton kleron）——他是一个很残忍的搏击手，知晓他之前在联赛中的表现后，他的潜在对手们纷纷缺席比赛。泰比里厄斯·克劳狄乌斯·马西阿努斯（Tiberius Claudius Marcianus）的获胜铭文更为震撼，他在皮斯达（Pisida）的安提奥开阿（Antiocheia）赢得了摔跤比赛，铭文写道：“当他脱掉衣服后，他的对手乞求在竞赛中离开！”甚至在奥林匹亚赢得比赛也是希腊式理想中的一个目标；在这之外，还有一些特别的荣誉值得人们追求。运动员渴望获得大满贯（见第一章）的头衔和其他多种荣耀，在奥林匹亚赢得摔跤和搏击比赛的人被称为“赫拉克利斯的继任者”。据铭文显示，当运动员赢得两场不同的比赛时铭文中常常使用“惊人的”（paradoxos）这个词。我们在铭文中也发现了比赛的细节：一些运动员是“不可战胜的”“绝不可被锁住腰的”，一些人“从不能被打倒”。克雷特马科斯（Kleitomachos）注意到他是伊斯姆斯运动会唯一赢得三项竞技项目冠军的人，其他人也声称自己是为各自祖国赢得特别荣誉的第一人。根据公元前2世纪历史学家的记载，优秀的拳击手追求获胜而不是平局。也就是说，即使能获得再多的奖品也不能克服运动员对失败的恐惧。

第三，除了个别的例子之外，希腊体育完全是个人之间的竞争。只有在军事主义至上的斯巴达人那里我们才听到团队竞争这个词，一些城邦赞助长跑竞赛或骑手们的团体火把竞赛，但他们不会给获胜者以传统体育项目冠军能获得的威望。

上面引用过的铭文是我们第四个标准的证据：在竞赛中，所有社会阶层都可以参加。在早期，贵族之外的所有人都能参与希腊体育节日。对那些没有时间和金钱进行训练的人来说这是不容易的，但没有法律阻碍他们参赛（见第七章）。涉及早期体育英雄的传说显示，卡利斯托斯（Karystos）的格劳克斯（Glaukos）在公元前520年的奥林匹亚运动会中赢得了拳击冠军，据说他是一个农家孩子；米利都的波里姆尼斯特尔（Polymnestor）在公元前596年的奥林匹亚运动会赢得了斯塔德竞走冠军，他是个牧羊人；公元前460年，奥林匹亚运动会的摔跤冠军阿米希纳斯（Amesinas）是一个牧牛者。这些故事都具有神话色彩，但他们的存在表明希腊人并不认为出身卑贱的人获得奥林匹亚运动会冠军是件不可想象的事情。截然相反，希腊社会采取了大量措施使高级的体育竞赛可以普及到所有公民。体育冠军的奖金可以被用作支付训练费用并能够负担得起周游全国的节日旅行。在地方性比赛中获胜的男孩子能够作为运动员去奥林匹亚、德尔菲参加比赛，此后运动员可以获得补贴资助（见第七章）。早在公元前672年，“共同的马车”受到很多想要在奥林匹亚运动会获胜的人的经费支持，也就是说，贵族的最大特权——马术比赛被普及化了，成群的市民被允许参与这项昂贵的比赛项目。

对其他文化中体育的考察，可以让我们看到希腊竞技体育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特征。人们一定会发现，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即使存在许多体育竞赛，但这其中没有与希腊挑选获胜者的制度相似的，它们之间最明显的区别是对获胜者的命名。

埃及人积极投身于体育活动，社会中存在一种竞争精神。例如，“真理与谬误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男学生“学习熟练书写技能并追求在所有比赛中超过他的同学”的故事。但是，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别处，我们都没有发现为了突出杰出个人的有组织的竞赛；等级制度和社会控制不可能使古代埃及产生一个彻底开放的竞赛场所。像埃及十八王朝的其他统治者一样，阿蒙诺菲斯二世（Amenophis II）也是个热心运动的运动员。来自曼达姆德的一则铭文讲述了他与其他贵族挑战箭术，但是在绝大多数来自埃及的记载中是不允许他人与法老产生竞争的，即使这种竞争是间接的。来自吉萨的石碑记载了法老是怎样射中一个铜靶的，并断定“从前没有人完成这样的功绩，也没有人听说过……除非对充满荣耀的国王来说”。事实上，图特摩斯三世，也就是阿蒙诺菲斯二世的父亲曾明确使用体育这一手段来强化帝国的意识形态：当他射中一个铜靶的时候（好像并不是从一辆战车上射出的，如他儿子后来做到的那样），为他写颂词的人把这种能力看作“他可以满足追随者在力量和胜利上取得成功的一种认可”。这种情况也曾出现在古代两河流域，国王通过扮演猎手的角色在精心安排的遭遇中让他的贵族们见证了他的勇敢。更震撼人心的是发现于哈布城的新王国浮雕，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讨论过了。其中，埃及人与外国对手进行摔跤比赛，埃及人在每一回合中都可以击打得分，他们是成功的竞技者。

与希腊强调的全民参与式体育不同，体育在罗马扮演着为大众娱乐服务的角色——为那些不考虑加入竞技的观众们表演。对竞技场的现代分析表明：“在心理学层面，格斗表演为人们共同分享暴力和悲剧提供了舞台。这也给了观众一个保证，即他们能够从灾难中再一次幸存下来。无论在竞技场上发生了什么，观众总是站在获胜者一方。”公元前5世纪，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对古代雅典所谓的言论自由自我夸耀道：“我们像自由人一样开展贸易，无论是关于社会事务还是每日工作中的相互猜疑，我们不能打扰正在愉快做事的邻居，我们也不能用审查的目光打扰他们，他们是无害的，但他们依然令人生气。”但是，罗马人并不鼓励个人主义。竞技场上的罗马人被迫放弃公民权，那些出身名门的罗马人参加竞技体育时，往往要冒着公众对他的谴责。在很多罗马人眼中，体育不只是对战争无用，而且还是对公共价值的一种威胁。

今天，苏丹奴巴（Nuba）部落的摔跤比赛也许是他们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年轻人与年长的摔跤手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并从中学习摔跤技巧。一首苏丹人的颂歌表达了在他们的体育活动之中，摔跤所带来的声望：

你是强壮的。你可以摔倒十个人。但是，从前的你是衰弱的。你只能摔倒两个人，或者你无事可做。你的牛是强壮的，它可以产很多奶。你力大无穷。但是，现在你穿上盛装，走向村庄去和女孩子约会。这样，你不再能够摔倒十个人了。你只能摔倒三个人，或者像懒汉一样站着。从前，当考贝尼在这儿的时候，他比你强壮得多。

周期性的竞赛让观众蜂拥而至，这是奴巴人每年的巅峰时刻。挑战更强大、更年轻的摔跤手的人常常受到大家的鼓励和赞美，即使挑战失败了。这与古希腊的冠军选拔制度和运动员预兆性的自夸“第一回合就让他结束战斗”形成了鲜明对比。奴巴人周期性的摔跤节日勒波乐（lebolo）与古希腊的体育节日明显不同。生活在奴巴的人类学家西艾格弗雷泽·纳戴尔（Siegfried Nadel）使用术语锦标赛（tournament）来描述奴巴人的竞赛，但这会对我们产生很大误导。在希腊联赛中，选手们连续竞技直到产生一个获胜者。对奴巴部落而言，一场比赛是在两个部落之间进行的。纳戴尔写道：

当一个摔跤手在几场比赛中连续获胜或击败了更强大的对手时，（老年人）将会冲向竞技场并围着他形成一个坚固的圆圈，又喊又唱。他跪下，一个中间有裂口的羊皮被套在他的头上，这是摔跤手梦寐以求的奖品，他被一个年长的男子举在肩上绕场一周。奴巴人也是心态良好的失败者，战败的拳击手安静地退下来坐在他的朋友和年长的伙伴中间，等待着下一次获胜的机会。

对待比赛失败的那份平静可以使失败者在社区中享有良好声望，这与我们在希腊社会中所发现的情况是相反的。纳戴尔对奴巴人竞争态度的叙述也很令人震惊：

竞争精神并不存在于所有领域；凭个人能力夺取冠军的想法也不被允许代替团体和社区的共同意识。不存在个人获胜者或与其他人彼此商议后的最后“总决赛”，即决定性较量。当一场联赛结束的时候，运动员可以满意地总结一下他的成绩，说：“今年卡尔卡达有两个冠军而乔尔乔只有一个。”

92.奴巴摔跤手，他们的腰带上装饰着圆球，正准备开始比赛。

奴巴人中也有带着盾牌和很粗的棍子打架的，人们并非不知道打架会造成撕裂性伤口，甚至是致命伤。按照希腊标准，这种活动显然没有明确的胜负结果。纳戴尔继续写道：

比赛中实质上不存在获胜者和失败者。能很好地坚持和勇敢地面对危险就是一个人勇气与胆量的证明……一场竭尽全力的比赛和一个人拿冠军的观念又一次与这些体育精神不相一致了。真的，我的困惑是：不能理解谁是今年联赛的获胜者。答案是：“有两个重要的斗士，一个来自卡尔卡达，另一个来自约克约伯。”在前几年，我就得知，根本没有“冠军”。而且，关于这些联赛的记忆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我的消息提供者已经忘记两年前的比赛结果了。

皮埃尔·德·顾拜旦（Le 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向其他奥运会的精神指引者强调，运动员的体育精神是“不在于赢而在于参与”，作为范例，现代运动员们更适合学习奴巴人而不是古代希腊人。个人主义和迷恋冠军的希腊竞赛与友善的奴巴体育精神在思想意识上存在巨大差异，奴巴体育的强度和危险水平可以让希腊体育感到羞愧。最古老而又最先进的摔跤手双臂带着锋利的手镯与人竞技，有的手镯重达两公斤，还要经受可怕的刺痛。

还有一些故事来自吉尔吉斯（Kirghis）大草原上的人们。1860年，一个德国语言学家访问了这里的突厥部落，见证了他们为最近故去的酋长举行的丧葬比赛。五千人一起参与了这项活动，奖品很奢侈，赛马获胜者将赢得一栋完好的建筑物（小房子），外带一个女人和四百头家养动物。这是突厥版的奥林匹亚运动会吗？两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类似。另外，在这场比赛中没有保留下来如何判断最终获胜者的方法。比赛中的阶级差别也很明显，一个传令官声称平民必须留在原地，因为只有男爵才可以参与摔跤比赛。

一种流行于泰国的拳击方式叫作泰拳，这是一种很强烈和极其致命的搏击方式：所有踢、打、砍的方法都是合法的。据拳击场医生估计，在每一千五百个回合中就有一个拳击手死于脑出血。泰拳以它蔑视死亡的勇气赢得了更高的赞誉，但泰拳不可能使拳击手成为贵族，泰语中表示一个从事拳击的男人的词语与表示动物的词语相同。泰拳的角色更像罗马竞技场上的殊死搏斗而非希腊体育场中的比赛。

在很多太平洋文化中有着复杂的和高度个体化的体育活动，有些活动也以强烈的争胜竞技为特征。在20世纪初期，一个德国人类学探险队全面彻底地记录了这些体育活动。在摔跤比赛中，经常会出现经过随意竞技后的配对比赛。一个波利尼西亚部落允许摔跤获胜者选择他的对手，然后再进行下一轮比赛。该文化中也有频繁举行的摔跤联赛，参赛者上场后立即展开竞技。在萨摩亚人的拳击比赛中，允许一个挑战者在一场早已安排好的比赛中“砍死”对手。也就是说，该文化中没有与希腊渐进式风格的联赛相似的比赛。

无可否认，我们的举例范围有点小，在与民族志相关的资料取样中的体育活动里，我们没有发现与古代希腊体育竞技曾经表现出的特性相似的情形，即个人主义以及在有组织的比赛对决中最终产生一个冠军。

体育竞赛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满足了希腊人的哪些需要？英雄时代的遗产留给后世的希腊沉重的压力。有人称荷马史诗是希腊人的“圣经”，这一点儿都不夸张；荷马史诗成了教育的范本，是贯穿希腊历史行为标准的仲裁者。荷马身后一千年的塞浦路斯墓碑专家自夸道：“我是一个精通荷马史诗的学者，可以指出古代英雄的英勇。”对勇士的期待就是使他成为冠军，在《伊利亚特》中，伟大的勇士要自己寻找合适的对手。提奥泰奥斯（Tyrtaios）在密集的军队方阵面前兑现了他对斯巴达人承诺的搏斗诺言，这是有勇气的行为。但在荷马史诗的世界中，这种行为一直是贵族的特权和荣誉所在。赫克托尔（Hektor）坚称不知道他的“心”是怎样从战斗中退回来的，由于那天“我得知要勇敢地在特洛伊阵前拼杀，以此来捍卫我父亲和我自己的荣誉”（《伊利亚特》6.444-46）。当特洛伊英雄格劳克斯遇到凶猛的希腊人戴奥米底斯（Diomedes）的时候，他讲述了他的父亲是怎样带着告诫把他送到战场上的：“他一直表现出色，卓尔不群，没有给我的祖先带来耻辱，我的祖先在伊菲莱和吕底亚是最伟大的。”（《伊利亚特》6.207-11）决斗行为并不仅仅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希腊历史中存在很多相关例证（见附录）。希腊人一直崇拜他们祖先的英雄式行为，并把这些行为铭记在叙事史诗中，而他们自己扬名的机会却消失在无情和缺乏个性的军队方阵中。正如品达所述：“没有冒险经历的勇者无法在人类和空心的舰船中获得荣誉。”希腊竞技体育中的暴力只能填满人类的空虚，这是希腊创造的挥之不去却又难以触及的英雄意识。

荷马史诗中的拳击手埃佩奥斯（Epeios）似乎只是一个在预言中出现的人物。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出色，弥补此缺点的正是他在拳击场上的勇猛，这对他的身份来说非常重要，与战友的比赛能够激起他对荣誉的渴望。荷马时代之后不久，让每一个人都像阿喀琉斯和埃阿斯那样在战场上英勇无比已经不可能了，正如英雄时代的搏击让位于组织严密的军队方阵所带来的超强力量。即使是军事首领也不得不对勇猛向前还是留在方阵的选择思量再三；早在色诺芬时期，军事战略家开始从将军那里收回其在阵前作战的权利。因此，战场不再是不合常规的技术和所谓荣誉的试验场了，城邦成为荣誉和佣金的仲裁者。雅典接管了为战场上的死者举办葬礼仪式的责任，并且抑制了个人通过军事成就获取荣誉的任何冲动。当西门（Cimon）和他的战友要求雅典付给他们在公元前475年（或公元前476年）战胜波斯的佣金时，城邦允许他们树立自己的雕像，但不能在上面铭刻他们的名字，与城邦热衷于美化战争相比，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对将军的美化。一首讽刺短诗展现了城邦对军队团体的重视，城邦为将军们题写的铭文如下：

门尼西修斯（Menestheus）带着他的儿子阿特柔斯从城市出发，

作为将军驰骋在神圣的特洛伊平原上，

荷马说一个人从青铜武装的希腊人中走出来，

这人极善战斗安排。

人们无法不把这个雅典人称作“如同勇士一般的战争领导者”。

诗歌中还保留了荷马式的英雄气概，但焦点已经从个人（如《伊利亚特》）转向了雅典城邦。伟大的米泰亚德斯（Miltiades），他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成功策划了战胜波斯的战役，却不能说服雅典人把他的名字刻在彩绘廊柱上。斯巴达最强调对有雄心的领导者的回应，但当将军鲍桑尼亚（Pausanias）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德尔菲的三足鼎上以庆祝普拉塔尼亚的胜利的时候，斯巴达人把他的名字抹去并写上了新的铭文。实际上，希腊重装步兵方阵的增强是对有组织的竞技体育的一种促进，而不是体育运动催生了军事方阵；体育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军事冲动的代替，而不是有助于士兵进行军事训练。运动员不像将军一样喜欢在纪念碑上炫耀自己。此外，在政治范围内，城邦式王权和宗族统治受到冲击，进而产生新的统治模式，以支持一个更庞大的政权。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首创了放逐法，流放权势过大和影响力膨胀的公民。至少在此之前一个世纪，克里特岛的德里洛斯（Dreros）通过了一项严厉的法令，反对公民在十年中不止一次地试图占据高位。运动员的铭文中有一句名言：“首先从X去Y。”这一点与政治生活相同，体育运动代替了军事策略中有害的竞争冲动，希腊社会倾向于在公民生活中把游戏和严肃的竞赛统一起来。荷马史诗中的词语“agon”与“竞赛”的意思不同，在最早版本的荷马史诗中这个词表示集会或运动，有时表示有着其他目的的集会地点。我们没有发现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任何作家使用古希腊语动词“agonizesthai”（意为“在比赛中竞争”，或“为奖品去竞争”），专有词汇随着竞争概念的形成逐渐成为希腊生活中更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大量出现在语言的实际应用中。

尽管希腊竞技体育有些残酷且充满暴力，有时可以用激烈来形容，甚至呈现出残忍的一面，但这同时也是社会规范的胜利。运动员可能会犯规，但他们挨打甚至有时候失去桂冠都是为了遵循规范。一排青铜雕像排列在奥林匹亚运动场的入口处，这是为犯有舞弊错误的运动员花重金建造的，警示运动员们不要不诚实。历史上希腊人对荣誉的敏感令人不可思议。希奥格尼斯（Theogenes）在公元前480年于奥林匹亚举办的拳击和搏击竞赛中做出了一个特别调整，他为了获得拳击比赛的冠军击败了欧提莫斯（Euthymos），之后他不得不因疲倦而放弃了搏击比赛。裁判让他为退出比赛缴纳罚金，用来惩罚他丧失赢得胜利机会的愤恨之情。很多瓶画显示了运动员对胜利的不懈追求，泛雅典娜体育节的瓶画人物（图93）显示，胜利的果实和对权威的尊敬都是运动员应当做的。如比斯利（Beazley）所写的那样，瓶画的创作者好像认为泛雅典娜体育节的获胜者更有机会在两年后的奥林匹亚运动会上获胜，因而对奥林匹亚运动会感兴趣的神灵也在此时行动。但是，她看到的不是竞技活动，她看到的似乎是比赛开始前教练对运动员的告诫。胜利至关重要，但诚实更加重要——竞赛并不是对社会的分裂和破坏。

图93.比赛前裁判员在告知拳击手注意事项，这是一种饶有趣味的奥林匹亚运动会的象征（希腊花瓶，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339年）

我们无法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进行全面分析，很明显，为部分留存的古代社会价值观进行同样的分析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体育竞赛的迷恋（尤其是竞技体育的暴力方面）远胜过体育所提供的训练结果，它满足了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社会高度竞争和个人主义至上的需要。竞技体育丝毫不是为精英战士这种潜在的施行暴力的继承人服务的。

19世纪末，凡勃伦的《有闲阶级理论》嘲弄了体育活动中逐渐出现的“竞争效率”，声称这种竞争至多对社区的集体生活有间接好处。当然，社会对竞争个体有着不同的态度（正如他们对集体生活的看法）。凡勃伦发现，古代希腊世界对他的竞赛理论鲜有支持。古希腊田园诗人赫西俄德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希腊价值的最适宜的总结：

显然，从来没有冲突（eris）的唯一模式，但是，世界上存在两种（事情）。一种是只要有人理解他就会对他大唱赞词；另一种是可憎恨的，因为他们的性情大相径庭。一种助长了邪恶的战争和争吵，它是悲惨的事情。没有一个凡人喜欢它，但是在强迫之下，由诸神设计，他们不得不尊敬这种不和女神。但是，另一种不和女神是夜神的长女……她刺激怠惰者劳作。陶工与陶工竞争、建筑工与建筑工竞争、乞丐妒忌乞丐、歌手妒忌歌手。（《工作与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