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传媒在伊比利亚美洲的国际传播：历史格局与竞争

本节从历史的视角，一方面，通过回顾西班牙对伊比利亚美洲的殖民历程来分析探究其对伊比利亚美洲的塑造；另一方面，通过对西班牙传媒格局演变的梳理来探究其对伊比利亚新闻传播的影响，由此来说明如今西班牙的国际传播是大航海时代以来其殖民历史的延续与发展。本节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发现与征服，讲述西班牙的殖民战争历程，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沦陷与伊比利亚美洲的形成；第二，欧化与本土化，讲述伊比利亚美洲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如何孕育现代文明的种子；第三，历史与当代，厘清西班牙自进入印刷时代后各个时期新闻传播的发展脉络及传播格局的演变历程；第四，扩张与辐射，遴选具有代表性的西班牙传播巨头，依据其对伊比利亚美洲传播市场的扩张与兼并对这一新形式的“再殖民化”进行讨论和分析。在上述基础上，还将对传统意义上领土与人口的物质殖民和当代新兴意义上资本、技术、传播的“信息殖民” 进行讨论。

一、发现与征服：两大文明的碰撞

殖民是指一个实力较强的国家跨越自身边境建立殖民地或行政附庸机构，征服并掠夺不发达国家的过程。在这一行动的基础之上，诞生了一个名词——“殖民主义”。《韦氏新国际大辞典》这样解释“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是多种经济、政治及社会政策的综合体。帝国性的强权借此维系或扩展对其他地区、民族的控制。”[1]由此可以看出，殖民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大航海时代以来，殖民的主体主要是欧洲，客体主要是欧洲以外的世界。在世界近代史研究中，一条重要主线就是欧洲对世界的瓜分与支配。当人类逐渐由分散走向了集中，“历史”也就逐渐变成了“世界史”。

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曾经对“殖民主义”有着这样的分析和概括：“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2]他的这一理论在学术界被冠以“双重使命学说”。马克思认为殖民者充当了两种角色：破坏者和建设者。他们破坏和建设的对象便是所谓的“东方世界”。作为“东方世界”版图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伊比利亚美洲，首当其冲经受了欧洲的“剑与十字架”。

在欧洲早期的扩张中，伊比利亚半岛起到了“急先锋”作用。宗教是促成欧洲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无论哪里都没有像在伊比利亚半岛显得那样重要。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他们长期反穆斯林的圣战记忆犹新，始终为这种记忆所激励着。对欧洲其他民族来说，伊斯兰教是一个遥远的威胁，但在伊比利亚人眼里，则是一个传统的、永远存在的敌人。半岛上的大部分地区都曾处于穆斯林统治之下，即便到 15 世纪，南部的格拉纳达仍是穆斯林的据点。此外，穆斯林还控制着附近的北非海岸，而土耳其人的海上力量又在不断增长，使整个地中海都感受到它的影响。[3]而身处半岛的西班牙又是基督教分支天主教的顽强堡垒，使得伊比利亚成了两大宗教斗争的前沿阵地。西班牙人对伊斯兰教的反抗，一方面是出于一种宗教情绪，保卫自身宗教的纯洁性和使之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一种民族情感，历时 8 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便是点燃他们爱国热情的最佳注脚。

此外，《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于东方世界“遍地黄金、香料盈野” 的描写，大大刺激了欧洲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到东方寻宝的渴望。天主教会在寻宝的动机上也与前者高度契合，甚至为谋取东方财富的行为披上了神圣的宗教外衣。与此同时，西班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在重商主义原则的指导下，王室大力支持新航路的开辟，兴办航海学校、培养专业水手、收集航海资料、组织探险活动。

和当时大多数人的身份一样，哥伦布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坚信自己的航海事业是带着神圣使命的。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Isabel I la Católica）为他的宗教热忱所深深感动，毅然支持他的远航探索。为了弘扬基督教，哥伦布需要克服重重困难，践行上帝的意志。他从 1492 年 8 月出发，时隔两个多月登上了他称之为“圣萨尔瓦多”的小岛（该词寓意救世主），随即宣布其地属于西班牙领土。虽然此行没有带回大量黄金，但它极大地推动了此后航行的进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曾说过：“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4]地理大发现的直接后果是掀起了海外殖民掠夺的狂潮，这成为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征服与反抗成为亚、美、非三洲殖民地的两大主题。

此后，西班牙分别以古巴和巴拿马为据点，形成了两大征服圈。 1516—1518 年形成第一个弧形圈，从古巴席卷墨西哥，摧毁阿兹特克帝国，然后自墨西哥高原中部向南、北方向辐射，逐步征服了北美洲和中美洲；另一个弧形圈属于巴拿马，1523—1524 年向北推进到尼加拉瓜，1531—1533 年取道太平洋往南，征服了印加帝国。征服者以秘鲁为基地，与来自委内瑞拉和拉普拉塔地区的殖民者共同完成了对南美洲的征服。[5]而其中两个代表性的例子，一是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对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二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对印加帝国的征服。

1519 年，科尔特斯和他手下的一小撮人从古巴向墨西哥挺进，他只有不到 600 名随从、若干门小炮、13 支滑膛枪和 16 匹马。短短两年半，他们取缔了阿兹特克帝国，成为该土地上的新主人。有关科尔特斯的故事，斯塔夫里阿诺斯（Σταυριαν）在他的《全球通史》中是这样介绍的：“科尔特斯上岸后先毁掉所有的船只，以向部下表明，如果他们失败，已无返回古巴的希望。接着，经过几次战斗之后，他与仇视阿兹特克霸主的各部落达成协议。假如没有这些部落提供的食物、搬运夫和战斗人员，科尔特斯远不可能赢得那些胜利……数月后，他回来了，以一支由 800 名西班牙士兵和至少 25000 名印第安人组成的部队围攻都城。战斗十分激烈，并拖延了四个月。最后，1521 年 8 月，残余的守城者交出了他们的城市，该城几乎已完全化为瓦砾。如今，墨西哥城就坐落在它的位置上，原先的阿兹特克人的首都几乎未留下一处遗迹。”[6]

与之相比更为偏激的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的故事。 1531 年，皮萨罗离开巴拿马开始对印加帝国的远征，他带领的团队只有180 人和 30 匹马。由于印加帝国的国王过分轻敌，未加防范，致使皮萨罗长驱直入，最终使得国王自己成为侵略者的阶下囚。随后，皮萨罗展开疯狂的敲诈活动，要求帝国给予他们赎金。当这一要求得到满足后又背信弃义地处死国王。由于帝国人民早已习惯家长式的管理，以至于入侵者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1533 年，攻陷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传统的土著文明逐渐消亡，代之建立起来的是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和西欧的异域风格。皮萨罗直接推动了新兴港口城市利马的建设，而它直到现在仍是秘鲁的首都。纵观世界历史，以少胜多的战役恐怕也再无出其右吧。

对新大陆的发现与征服完成了所谓破坏的“任务”，接下来的建设“任务”才是一场文明之间“软实力”对抗的持久战。

二、欧化与本土化：现代拉美的雏形

伊比利亚美洲是拉丁美洲的一部分，在文化上从属于拉丁美洲文化。因此，本节的论述将在拉美文化的大范畴下推进。在考察拉美文化的时候，需要厘清几个核心问题：

现代拉美的文化模式是什么？

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拉美文化？

而拉美的本土化又保留了多少？

有关文化的定义，学术界莫衷一是，无一定论。1871 年，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现代文化的概念：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而言，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7]]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阐述文化和文明形成的机制时提出了“挑战 - 回答理论”，即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为回答某种挑战而出现的，在回答挑战的运动中，由于该文化本身的特性和挑战的类型、来源、剧烈程度等因素的作用，逐步形成有别于本身文化原体，也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文化模式”。[8]依照此逻辑，拉丁美洲的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由传统印第安土著文化、伊比利亚的欧洲天主教文化以及来自大三角贸易的非洲黑人文化共同塑造的。这一新的复合型文化已经偏离了原来的文化原体，成为独具一格的文化模式。

新航路开辟以前，生活在拉美地区的人们在应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挑战的过程中，创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例如，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随着 1492 年哥伦布和其他殖民者的登陆，代表着殖民统治的天主教文化成为传统印第安文化的挑战，拉丁美洲在欧化与本土化之间面临抉择。

政治上，西班牙国王借用拉美古文明中的政治统治机制，设立了市镇辖区的地方行政单位，分为西班牙市镇辖区和土著市镇辖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阿兹特克帝国的遗风。在秘鲁总督区，则仍沿袭印加帝国的地方行政酋长制。通过对比不难看出，北美 13 个殖民地最终走向了统一，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实现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扩张，而拉丁美洲则经历了政治上的分裂。绵延至今，拉美现代政坛上无休止的政变就是政治转型失败的间接恶果。直到现在，美国一直沿用 1787 年宪法，而拉美则平均每个国家采用的宪法已超过十部。

经济上，拉丁美洲的农业生产主要是通过三种组织形式进行的：印第安人村社、大庄园和种植园。[9]采用的征调制是借鉴印加帝国的“米达制” 和阿兹特克帝国的“科阿特基特尔制”。在移植了大庄园制的同时，保留土著村社公有制。白银生产也成为伊比利亚美洲主要地区经济的核心。此外，西班牙还通过垄断贸易的方式确保利益最大化。

在人种和社会生活方面，两种文化的交融形成了特定的种族和社会阶级。人口通婚混血现象大量出现，除了在美洲出生的西班牙后裔克里奥尔人外，还有土著和白人混血的后代梅斯蒂索人，白人同黑人混血的后代穆拉托人，土著和黑人混血的后代桑博人。而这些混血人种之间又互相混血，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无法分清的新混血人种。[10]殖民者在原先的古代城址上建立了一些市镇，以城市为中心形成了“中心 - 外围”格局。在拉丁美洲，除葡萄牙人的巴西以外，主要的文化形式是西班牙式，明显标志是绝大多数人说西班牙语并信奉罗马天主教。人们看到，它还表现在建筑式样方面，如房屋带有庭院或院子、窗户装有铁条和房屋的正面朝向人行道等。城镇规划以中心广场而不是以主要街道为基础同样说明了这一点。许多服装也是西班牙式的，其中包括男人用的宽沿毡帽或草帽、妇女用的棉布遮头物——薄头纱、头巾或装饰头巾等。在家庭结构方面也仿效了男子占支配地位和严密监督年轻女性的典型的西班牙形式，这是一种认为体力劳动对有身份的人是不体面、不合适的倾向。[11]

宗教上，天主教教会成为西班牙对印第安人精神控制的御用工具。马克思曾说，在西班牙，教会已成为专制政体最牢固的工具。[12]政府与教会的沆瀣一气延伸到了域外的殖民统治上。到 18 世纪末，拉丁美洲殖民地共有十个大主教区。教会强迫印第安人无偿劳动，修建宗教建筑物，仅在墨西哥一地，就修建了 12000 座教堂。此外教会还搜刮财富，霸占土地，强迫人民缴纳祭祀费、婚配费、丧葬费和什一税，并设有宗教异端裁判所，对离经叛道的教徒施以惩罚。[13]

而在语言方面，殖民统治大大拓展了西班牙语的传播，使拉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西语阵地。据史料记载，最初奔赴美洲大陆的西班牙殖民者大多数来自南方的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加那利群岛等省份。[14]西班牙著名语言学家梅嫩德斯·皮达尔（Menéndez Pidal）和恩里克斯·乌雷尼亚（Enriquez Urena）均认为，15—16 世纪的安达卢西亚方言和今天的美洲西班牙语有着非常大的共性。当一种语言由它的发源地传到另一个地方，被一个庞大的、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使用时，它会同化其他的不同方言。[15]在发音习惯和语法特点上，伊比利亚美洲的西班牙语充分继承了近代西班牙南部省份。早期印第安语对美洲西班牙语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词汇方面，土著语言在吸收了西班牙语的同时也大大丰富了西班牙语。由于西班牙传教士（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初期的积极努力，开办学校、普及西语；由于西班牙历史上采取过严厉的语言政策；由于拉美不少国家较早办起了大学和出版业，文化事业比较发达；由于现代通讯与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国际交流频繁，特别是由于权威的西班牙皇家语言科学院及拉美各国相应的分支机构两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和卓越贡献，拉美西班牙语保持了它的统一性与规范性，没有像当年罗马帝国征服欧洲一些国家时，在普及拉丁语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罗马尼亚、法国等多种[16] 拉丁语系语言，这无疑是西班牙语值得荣耀的一例。 但大同也存在着小异，拉美作为一个较为统一的西班牙语世界，也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如何对各个语言分支进行较为完整地保留也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基于上述内容，可以看到西班牙对伊比利亚美洲的殖民统治对现代拉美社会影响巨大，但印第安土著文化原体的许多要素仍不可忽略。秘鲁历史学者欧亨尼奥·陈 - 罗德里格斯（Euguenio Chang-Rodríguez）认为，虽然“西班牙人用剑和十字架统治了美洲”，但“新大陆也征服了自己的征服者，给予他们一种新的美学观点、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行动方式，从而具备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17]应该说，拉丁美洲并不能简单地归纳为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的一个“亚文化”分支。相反，它是多种文化在美洲大地上冲突、融合的结果。它具有许多与天主教文化不同的特性，如边缘性和从属性、剧烈的运动性、混合性和外源性。[18]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强有力的殖民统治，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拥有着不对称的强势地位，这一点构成了现代拉美社会的文化内核。

但天主教本身并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天主教伦理提倡禁欲主义，教导人们轻视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以精神上的满足来弥补物质上的不足。同时天主教伦理还对人们所从事的世俗活动制定了许多清规戒律，教导人们现在的吃苦、贫困是为了积福，以便死后能够进入天堂。[19]美国学者戴维·S. 兰德斯（David S. Landes）认为，在这种模拟伊比利亚社会的环境中，完全没有北美式的技术、好奇心、首创精神以及公民利益。西班牙本身在这些方面就落后，原因在于其精神上的同质性和顺从性。[20]学者王晓德认为，拉美地区难以走出不发达状态，显然并不在于这一地区缺乏如资源、劳动力、资金等物质上的必需保证，而在于其独立以来很长时间没有形成一种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文化精神。拉美国家可以拥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外在形式，但西班牙留给这块土地上的文化遗产却很难产生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21]这也是伊比利亚美洲文化模仿性和混合性的必然结果。

三、历史与当代：传媒格局的演变

学界一般认为，早在公元 10 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上就出现了手抄书的传播形式。在 1450 年古登堡发明印刷机以前，口语传播和手抄书已经成为西班牙社会的两大传播方式。在 1472 年，西班牙人从德国引进一台印刷机，才正式迈入“印刷时代”。但媒介转变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贵族的拥护，手抄书并没有迅速濒临消失。

随着伊比利亚半岛的扩张和崛起，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综合发展中，印刷术迅速在西班牙国内普及。塞维利亚和巴塞罗那成为出版重镇，并催生了诸多形式的新闻传播载体。例如，“新闻纪事”（Crónicas），主要记述美洲发现和西班牙的征服殖民过程；“偶然”（Ocasionales），记录日常事务之外关于临时、突发事件的报告。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过程中，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向西班牙王室汇报情况，随后很快被政府公布，一般以书的版式印刷，封面配有图片；“报告”（Relaciones），即关于社会重大活动的专项报告，例如，关于西班牙殖民活动和征服北非的各种专项报告；还有一种名叫“通告”（Avisos），定期向宫廷外的贵族通报宫廷内重大事件的报告。[22]

进入 17 世纪，随着伊比利亚半岛逐渐走向衰落，荷兰作为“海上马车夫”一跃而起，加上国内社会矛盾加深，西班牙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旧有传播媒介在传播速度上的迟缓，已经无法跟上局势的纷繁复杂和瞬息万变。在此背景下，新的传播媒介，“公报”和“信使报”登上历史舞台。公报可以持续定期出版，刊登的题材也广泛多样，具有明确新闻传播的目的。学界也一般认为，1661 年《马德里公报》的创办标志着西班牙近代新闻传播的诞生。

18 世纪西班牙的新闻传播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为民众阅读的历书、年鉴，出版间距较长。这类刊物统称为“通俗传媒”，是一种民间文化的集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 19 世纪大众报纸的雏形；另一种为供文人阅读的报刊，通常出版间距较短。该时期的主要报刊有以下几种：（1）《马德里公报》创办于 1661 年，该刊百年来一直由私人印刷出版。1762 年，卡洛斯三世（Carlos Ⅲ）宣布王室拥有该报出版的特权，将其变成官方信息传播媒介，主要报道王室的观点和决策。（2）《西班牙文人报》是一份文化、文学性质的出版物，宗旨是“对西班牙出版的所有书籍进行公正的评价”。创刊于 1737 年，共出版了五年。（3）《马德里日报》由弗朗西斯科·马里亚诺·尼波（Francisco Mariano Nipho）于 1758 年 2 月创办，最初名为《新闻、奇闻、学界、商界和政界新闻日报》。这是西班牙第一份定期发行的日报，每期两版。1788 年，该报更名为《马德里日报》。（4）《西班牙信使》于 1738 年由萨尔瓦多·何塞·玛涅尔（Salvador José Manuel）创办，起初名为《历史与政治信使》，1784 年改为现名。（5）《马德里邮报》。 1786 年，在马德里出现了一份《盲人邮报》，翌年更名为《马德里邮报》。

主要刊登一些文学、科学、技术、经济方面的言论，也有许多社会批判、介绍风俗习惯的文章。该报“信函讨论”栏中，有一位卢梭崇拜者化名为“天真的军人”，撰写信函文体，批判国家机构、揭露社会不公正和许多愚昧无知的现象。（6）《审查报》是 1781 年到 1787 年间发行的一份周报，被誉为西班牙 18 世纪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启蒙运动思想家为它撰稿，以政治批评为特色。因此，该刊出版期间得不断与当局进行斗争。[23]

19 世纪初，在拿破仑入侵下沦陷的西班牙王室被押往法国。自由派掌权并颁布了西班牙史上第一部宪法——《加的斯宪法》，第一次明确提出新闻出版自由。但好景不长，1814 年王储费尔南多七世（Fernando Ⅶ）复辟，废除宪法，新闻自由也成为保守派和自由派权力争斗的战场。

从 1808 年拿破仑入侵到 1814 年费尔南多七世复辟，报刊发展进入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激进自由派、保守派和亲拿破仑的报刊。1820—1823 年，自由派主政，激进自由派报刊也迎来了再度繁荣。19 世纪 30 年代，随着自由派人士陆续回国，带回了浪漫主义思想和英国报刊的经营模式，此后西班牙出现了当代版式的新闻类报纸。1865 年，西班牙第一家通讯社——“通讯中心”成立。在 1869 年宪法和 1883 年出版法中，都明确重申了新闻出版自由。

法律开的绿灯得以让西班牙近代新闻传播事业迅速发展。在 19世纪末，西班牙主要的新闻类报刊包括：（1）《先锋报》，1881 年由加泰罗尼亚的戈多兄弟（Carlos and Bartolomé Godó）创办，初期只发行加泰罗尼亚语版，至今已有近 140 年的历史；（2）《阿贝赛报》，1903 年由托尔夸多·卢卡·德·特纳（Torcuato Luca de Tena）创办，最初为周报，1905 年改为日报，由订书钉装订成杂志版式，政治立场上倾向于君主制；（3）《争论报》，创办于 1910 年，193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导致停刊，由天主教出版社出版，旨在捍卫天主教思想，是一份有着政治关怀、宗教思想、文化内涵的高质量报纸，它的创办开辟了宗教报刊的新天地；（4）《太阳报》，创办于1917 年底，该报谋求于革新国家的社会和政治，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是该报的主要企划者。1910 年之后，西班牙报刊努力向大众报纸转型，不再使用古板的语言，在词汇和风格上更加灵活，排版新颖并且搭配新闻照片，积极报道普通民众的文化消费（斗牛、足球、戏剧等），及时刊登最新电影海报，定期发行经济、娱乐、艺术、体育、女性和儿童的专刊或增刊。这些报纸已经比较符合大众传媒的特点，但远没有达到英美大众报纸那样高的发行量，彼时的西班牙仍是一个城市化落后、国民识字率低下的国家，因而读者群较为狭小。[24]

20 世纪 40 年代，西班牙开始进入到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独裁统治之下，社会制度与社会民主潮流相悖，因此到 70 年代佛朗哥去世，专制结束之前，西班牙的新闻传播业发展都较为低迷。这一时期的新闻法律规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使媒体无条件为政府服务，主要包括 1938 年和 1966 年新闻法。1938 年的新闻法参考了意大利法西斯在1923 年出台的新闻法，规定国家授权所有出版物，也可以终止任何出版物，且对方不得上诉反对。此外还规定，政府可以任免报社管理者和编辑，包括一些私人媒体均在该法限定之列。佛朗哥独裁时期，记者受到非常严格的控制，许多人都在内战后受到“清理”。同时要求，记者都必须在政府正式注册，并为日常检查提交报告，以消除任何可能有害于专政政权的资料，甚至所有广告也都没有免除被审查。[25]在西班牙内战和“二战”中，西班牙的广播成为独裁政府的重要帮手。1937 年，以佛朗哥为首的反对派在萨拉曼卡城创建国家广播电台，负责宣传其政治纲领。在佛朗哥统治的30 多年间，国家广播电台作为公立部门也一直被政府控制。[26]

1966 年的新闻法推动了西班牙新闻传播的发展，其最重要的革新就是消除了之前的审查制度，并且放松了对报刊和出版社的直接管制，出版公司还获准自由任免管理人员和编辑。国家仍旧保留了惩戒权，根据一些并不十分明确的规范，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实施惩罚。这也促使西班牙新闻界出现了新的规范形式——自我审查，并相应结合国家的制裁手段。由于新闻制度相对专断，以及缺乏规范的标准，导致对新闻界的制裁混乱、镇压残暴，包括高额罚款，没收报纸和杂志，关闭出版社。因此，这项改革与以前相比，被视为部分的自由化，而不是建立西方民主国家真正的新闻自由和规章制度。[27]在此背景下，有的报纸在文章中对政府进行了隐晦的批评，最终还是遭到了严厉的制裁。1969 年，《堡垒报》和《新日报》的主编遭到撤换；1971 年，《马德里报》遭到停刊。

在广播电视方面，所有国内和国际常规新闻，都只专属官方网络——西班牙国家电台，私营广播公司需要每天转播两次来自官方电台的内容。通常来说，在佛朗哥政权下，广播电台并没有同印刷媒体一样享有自由。无线电广播的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是为了改变之前混乱的状况。在 1963 年，西班牙全国共有 471 家广播电台，其中 71% 都没有广播执照。在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内（Manuel Fraga Iribarne）担任信息与旅游部期间，主导推动扭转了这种局面，广播电台的总数降至 200 家左右，分为六个广播网络。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广播电台属于国有，另一半则由天主教教会和各大商业集团所有，其中最重要的是西班牙社会广播电台。整个佛朗哥时代，广播中有关政治的信息受到严格限制。尽管事先检查的做法已经淘汰，但是私人广播电台还是被禁止播放自己制作的新闻节目，直到佛朗哥专制灭亡和民主过渡时期才有所改变。在这一阶段，西班牙人没有选择权，也只能无奈接受西班牙国家电台的信息。[28]1973 年，西班牙政府对电视业实行垄断，合并所有电台、电视台，成立了西班牙公共（广播）电视台（RTVE）。全国只设有两家电视制作中心，一家在马德里，另一家在巴塞罗那，全国所有的地方电视信号必须经过马德里才能对各地进行转播。这种对媒体的集中控制，是西班牙政府为了加强对各个自治区的控制，避免各自治地区的分离主义倾向抬头。20 世纪 60、70 年代，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电视台都是公共所有，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但在西班牙，由于佛朗哥的长期独裁统治，电视沦为政府的附庸，一直处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并不能保持中立。因此，在这一时期，西班牙还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公共广播电视制度。[29]

1978 年，西班牙在新颁布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保护言论自由。此时，国内已经结束了法西斯独裁统治，经济也开始缓慢复苏。在此背景下，西班牙的新闻传播业出现了大发展大繁荣的景象。1980 年，西班牙政府制定了《公共广播电视法》。该法遵循了西欧公共广播的公众利益原则，规定广播电视业是国家基本的公共服务部门，电视台可以公开、自由地发表言论，并且受到法律保护。另外，该法特别强调西班牙的广播及电视台实行多元化控制，以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尊重少数派利益的精神。[30]在报纸方面， 1976 年创办的《国家报》在四年内一跃成为仅次于《先锋报》的国内第二大报。之后，1989 年创办《世界报》又后来居上，在发行量上也达到了第二大报的水平。随着 20 世纪末信息化的迅速发展，纸质传媒受到了互联网的巨大冲击。好不容易盼来民主春天的纸媒，在短暂的繁荣后又迎来了新的对手和挑战。

与此同时，90 年代的广播电视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电信法对私营电视的解禁，使得西班牙私人电视台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公共电视台与私人电视台竞争激烈，国家电视台一统天下的局面彻底瓦解。最终，私人电视台取代公共电视台，成为西班牙电视市场新的垄断者。

2008 年以来，西班牙债务危机严重，经济大幅衰退，进而也影响到了西班牙传媒的发展，千人报纸拥有量严重下降，从 2008 年的 85 份下降到2009 年的 79 份，此后又一降再降。2012 年 2 月 24 日，《公众报》由于资金困难，正式宣布停止发行纸版报刊，仅保留网络版。[31]而在传播全球化的今天，西班牙的电视业也面临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制高点之争。虽然西班牙拥有高度集团化的传播集团以及面向整个西语世界的传统势力范围，西班牙的新闻传播发展仍旧前路漫漫，既有广大市场和技术革新带来的机遇，又充满了国际竞争和媒介变迁带来的巨大挑战。

四、扩张与辐射：传播与殖民版图的吻合

自 20 世纪末以来，西班牙的传媒格局经历了结构性的变化，形成了多个大型传媒集团，开始崛起成为西班牙的国际传播媒体巨擘。其中，最主要的传媒集团包括：（1）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旗下拥有七个电视频道和六个广播电台，其中包括面向全球的西班牙国际频道和对外广播电台；（2）普利萨集团（PRISA），总部在马德里，是西班牙首屈一指的集传媒、教育、文化和娱乐于一身的多元化综合集团。目前，普利萨集团旗下还拥有西班牙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国家报》，参与出版多家杂志，如《电影狂》《滚石》等，在西班牙和拉美地区拥有 400 多家广播电台和多家电视台，其中著名的有西班牙广播协会电台、收听率很高的流行音乐电台“Cadena Dial”，电视四台（TV Cuatro）等。此外，还有泽塔集团（Zeta）、戈多集团、 Vocento 集团、Mediapro 集团等。

在纸质媒体方面，西班牙全国共有报刊 155 种、杂志 170 种，每日销售量达到 420 万份。在报纸日发行量的排行榜上，《国家报》和《世界报》首屈一指，日发行量分别为 39.19 万份和 40.87 万份；《阿贝赛报》为 25.67 万份；《先锋报》24.62 万份；《加泰罗尼亚报》为 16.78 万份；《道理报》14.28 万份。[32]

目前，西班牙有七家较大的通讯社，分别是：埃菲社、欧洲新闻社、阿尔塔斯新闻社、科尔匹萨新闻社、阿旺特新闻社、媒体服务社和伊比利亚美洲对话社。其中，被称为“世界第五大通讯社”的埃菲社，成立于1939 年，现今拥有 3000 多名职业记者分驻世界各地，从 110 多个国家、 180 多座城市全天候发送新闻信息。而欧洲新闻社是 1957 年成立的私人通讯社，科尔匹萨新闻社成立于 1996 年，堪称西班牙纸质传媒领域最大的私人通讯社。[33]

曾有学者将西班牙的全球传播战略特点归纳为三点，包括：（1）扎根原生地区：巩固语言在母语地区和一体化地区的地位；（2）重视历史基础：在具有历史基础的国家和地区重点开展文化传播活动；（3）关注人口重镇：重视西语人口集中的非官方语言地区以及具有经济发展。[34]西班牙的媒体传播策略与语言传播的战略布局具有高度相关性，伊比利亚美洲由于历史传统原因而成为西班牙媒体国际传播的战略重镇。在此过程中，西班牙一些主要媒体机构在面向伊比利亚美洲的市场扩张和影响辐射上，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一）西班牙电信——鲸吞伊比利亚美洲市场的资本巨鳄

西班牙电信公司（Telefónica）成立于 1924 年，是伊比利亚半岛首屈一指的电信运营商，同时也是欧洲第二大电信运营商。它于 20 世纪末成功走上国际化之路，在世界资本市场上独树一帜。1997 年，西班牙政府根据欧盟的指令出售其所占有的全部 20.9% 股份，推动西班牙电信实现民营化。 1999 年，公司开始正式使用 Telefónica 作为企业品牌。起初，公司实行四面开花的海外投资战略，高峰时期在 40 个国家开展业务，包括西欧、美国、拉美在内的广大区域都是其力图进入的市场。2000 年前后，西班牙电信对国际化战略进行了调整，逐渐将精力和资源集中在拉美地区，并努力成为这个发展潜力巨大市场的领导者。

为何优先将精力与资源投注到拉美？其实这其中包含了多种因素构成的区位优势。其一，20 世纪 90 年代，拉美各国电信业私有化改革，带来了大量的商机；其二，这一时期拉美的电信基础设施差、电话覆盖率低，大多还在使用模拟信号，移动电话和电信增值服务几乎没有，电信业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和消费需求；其三，以电信业为代表的基础部门亟待发展，而拉美各国政府缺乏相应的技术和资金，因此这一时期投资拉美电信业的成本较低；其四，由于拉美国家多为西班牙前殖民地，在电信这样的服务业领域，语言和文化的优势为西班牙电信提供了进入当地市场的便利，也容易赢得拉美消费者的认同。[35]不难看出，无论是政策上的私有化，还是作为硬件的基础设施，抑或作为服务行业的基础部门，这些因素只能作为西班牙电信进入拉美地区的阶段性背景，为其大幅进入当地市场提供背书铺垫，而文化和语言的接近性则是西班牙电信能够在拉美地区传媒市场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目前，西班牙电信公司主要在欧洲、拉美的 19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业务运营。在开启国际化的道路上，西班牙电信的第一个扩张对象便是拉丁美洲。1994 年起，公司陆续进入波多黎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巴西、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墨西哥等国的电信市场。尽管拉丁美洲几个主要国家在 2002 年时遭遇经济动荡，阿根廷比索对美元的平均汇率上升了 68.4%，巴西雷亚尔对美元的平均兑换比率增长了 19.5%，西班牙电信仍然从拉丁美洲以红利及经营手续费等方式盈利15 亿欧元。[36]

随着拉美各国电信业私有化改革渐近尾声，不再有类似 90 年代那样多的投资并购机会，西班牙电信将自己在拉美的发展战略定位为整合现有资源、发挥已收购资产的协同作用为主，同时成立了西班牙电信拉美公司分管拉美业务。这一时期在全球经济形势和拉美投资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部分国际电信企业在拉美的业务出现了危机，而这对于西班牙电信来说，则是指向新一轮发展的机遇窗口。2004 年 3 月，西班牙电信斥资 58.5亿美元收购了南方贝尔在拉美的全部移动资产；[37]2006 年 4 月，公司又以3.68 千万到 3.70 千万美元获得了哥伦比亚电信（Colombia Telecom）的经营权。[38]2010 年，西班牙电信收购了与葡萄牙电信在巴西合资的移动通讯企业 Vivo。2010 年底，西班牙电信将其在巴西的固定电话公司 Telesp 与移动电话公司 Vivo 合并，以削减其在巴西的运营成本，进而成为巴西第首家实现一体化运营的电信企业。截至 2012 年，在西班牙电信全球超过三亿的客户中，有两亿以上都是来自拉美地区。[39]

巴西是西班牙电信在拉丁美洲最大的市场，西班牙电信先后斥资 55亿美元收购了拉丁美洲最大的固话网络——巴西圣保罗固定电话网和其他本地移动公司。2002 年，巴西的电信管制机构允许西班牙电信在巴西经营固定电话网的分公司 Telesp 在圣保罗州进入长途电话市场。第一年就占据巴西国内长途市场 36% 的份额、国际长途市场 32% 的份额。同年，西班牙电信的移动子公司 Telefónica Móviles 通过和葡萄牙电信结成战略联盟来提高其竞争地位，两家公司合资成立了 Brasilcel，到 2003 年 1 月份时已经成为巴西最大的移动运营商，拥有 2861 万用户，以及几乎覆盖巴西全国的网络。[40]

阿根廷是西班牙电信在拉丁美洲的第二大市场。伴随着阿根廷电信业的私有化和对外开放进程的深入，西班牙电信在阿根廷的业务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目前在阿根廷通信市场上占有接近一半的份额。目前，西班牙电信在阿根廷主要经营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数据、因特网内容服务、电子商务以及相关业务。[41]

秘鲁和智利是西班牙电信在拉丁美洲的另外两个传统的电信市场。 1998 年，西班牙电信在秘鲁投资了 20 亿美元经营固定和移动电话。目前除了以上两种业务外，西班牙电信在秘鲁还经营有数据、目录印刷、有线电视等业务。最近两年其移动电话和 ADSL 宽带接入业务大幅增长，巩固了西班牙电信在秘鲁电信市场的主导运营商地位。西班牙电信在智利主要经营固定和移动电话及其相关业务。目前其业务占智利国内长途市场 39%、国际长途市场 31.2%、宽带市场 29.7% 的份额。[42]此外，墨西哥是西班牙电信在拉丁美洲的又一个战略重点，是连接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桥梁。2002 年，西班牙电信移动业务部门 Telefónica Móviles 购买了墨西哥的 Pegaso 移动公司，现在已经成为墨西哥第二大移动运营商，用户达到240 万。[43]

西班牙电信在拉美的战略是通过与行业领先的本土大型集团建立联盟，开拓有发展潜力的业务。这些本土集团不仅在电话和电缆上投入巨大，而且也涉足其他领域。此外，得益于技术融合，电缆也可以作为一种传输信息的路径，让西班牙电信集团可以通过本土合作伙伴的电缆传送播出其生产的新闻和视听产品。

西班牙电信能够跻身全球顶尖运营商，排名第六，可谓相当不俗的成绩。尤其是，西班牙本国总人口不过四千万有余，可见其国际化战略的成功不言而喻。而国际化战略的核心在于充分掌控了传统的势力范围，把伊比利亚美洲作为自己“软实力”的“后院”，使得无论是传媒行业的投资还是新闻信息的传播都能实现纵深发展。

（二）埃菲通讯社——传播伊比利亚美洲消息的总汇窗口

埃菲通讯社成立于 1939 年 1 月，是西班牙最主要的新闻通讯社，也是整个西语世界中传播力、影响力最大的通讯社，甚至有观点认为可以将埃菲社视为全球第四大通讯社。埃菲社的所有权属于西班牙国家工业参与公司（SEPI），部分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社长也由政府任命，属于半官方性质的媒体机构，同时也是西班牙重要的对外传播媒体机构。

埃菲社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 19 世纪。1865 年，在尼洛·马利亚·法布拉（Nilo María Fabra）的推动下，西班牙第一个新闻通讯社——通讯员中心成立。1870 年，通讯员中心与法国哈瓦斯通讯社签署合作协议，通过信息交换为西班牙国内提供国际新闻服务。1940 年 6 月，埃菲社总部迁至马德里，同年在巴塞罗那建立了第一个国内分社。

多年以来，埃菲社一直注重对外拓展，以实现其成为世界主要新闻通讯社的目标。其中，伊比利亚美洲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地区是埃菲社实施对外策略的重点拓展区域。1965 年，埃菲社在阿根廷开设第一个驻该地区的记者站。1966 年 1 月 2 日，埃菲社启动了面向伊比利亚美洲的对外新闻服务。同年，埃菲社在美洲地区的所有国家均设立了记者站。1972 年 11 月，埃菲社和中美地区多个重要新闻媒体联合创立中美洲新闻通讯社，总部设在巴拿马。

在广泛设站布点的同时，埃菲社还努力通过各项措施，逐步建立自身在西班牙及整个西语世界的权威影响地位。1976 年，埃菲社出版关于世界范围内新闻服务写作规范的书籍《埃菲通讯社风格手册》，试图建立西语新闻内容生产制作的标准体系；1981 年，埃菲社与伊比利亚美洲合作研究院联手多名西班牙语语言学家和知名学者创办“紧急西班牙语部门”，致力于规范西班牙语的新闻资讯服务以及西班牙语语言的正确使用。

2002 年，埃菲社在美国迈阿密成立新闻编辑中心，以更好地适应美国市场，提供美国客户所需的新闻内容；2005 年，负责中美洲新闻服务的子公司——中美洲新闻通讯社并入埃菲社；2007 年，迈阿密编辑室迁至哥伦比亚波哥大，并转变为美洲网络编辑室。此后经年，埃菲社持续推动海外拓展战略，不断开拓和巩固驻外新闻采编机构。目前，埃菲社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巴西里约热内卢和埃及首都开罗设有四个编辑总部，拥有来自 60 个不同国家的员工超过 3000 人，报道覆盖 120个国家的 180 多个城市。埃菲社是伊比利亚美洲获取国际新闻的重要消息源，该地区超过 40% 的新闻来源都是埃菲社。[44]如今，埃菲社提供多个语种的新闻，包括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阿拉伯语、加泰罗尼亚语和加利西亚语，每年发布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多媒体等形式的新闻超过 300 万条。埃菲社在世界上拥有超过 2000 个媒体客户，其中在美洲地区的媒体客户数为 884，同时也是西班牙国内拥有最多受众的媒体。[45]

不仅如此，埃菲社能够紧跟媒体发展潮流，借助新媒体技术推出电视和网络平台。2007 年，埃菲社与西班牙国家电视台联合成立西班牙语版本的美洲埃菲社电视台和葡萄牙语版本的巴西埃菲社电视台，首次开创了国际新闻的视听服务。在报道内容上，埃菲社对伊比利亚美洲的发展关注较多。不难看出，埃菲社的主要战略考量就是利用西班牙语在伊比利亚美洲的历史文化渊源，来巩固自身在西语世界传播体系中执牛耳的角色地位。

2018 年是埃菲社在巴西开设站点的 50 周年，这个西语世界最大新闻机构在里约热内卢举办了大型照片展，以庆祝埃菲社在伊比利亚美洲地区半个世纪中取得的成就。埃菲社驻巴西主管表示，埃菲社起初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开设第一家地区办事处，随后在圣保罗和巴西利亚分别开设了办事处。如今，埃菲社在巴西的几乎所有州府都有分支机构，并且埃菲社也和各种类型的媒体开展合作。在巴西，埃菲社一方面向巴西人民传递了世界的信息，也向世界传播了巴西的声音，塑造了巴西的国际形象。[46]

埃菲社作为在伊比利亚美洲广泛开展新闻传播的国际传媒巨头，可以说是该地区新闻传播体系的大脑中枢。在新闻传播、文化交流、建构地区各国形象、实现拉美社会作为一个区域整体的整合方面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三）普利萨集团——国际传媒商业传播的佼佼者

普利萨集团是一家综合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集结多种媒体业态的大型国际传媒集团，也是西班牙语世界最大的媒体集团之一。普利萨集团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文化、教育、新闻等信息。截至 2018 年底，普利萨集团旗下媒体已遍布 24 个国家，[47]通过旗下诸如《国家报》等著名品牌媒体为全球受众输出内容。通过在巴西和美洲的西班牙裔社区的渗透，其受众市场规模已达到七亿。此外，普利萨集团在全球拥有 1.52 亿个独立浏览器，处于世界通讯领域的最前沿。该集团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和习惯，通过多种形式、多元渠道和立体平台为全球范围内的受众提供产品和服务。(www.xing528.com)

目前，普利萨集团在伊比利亚美洲和欧洲的 22 个国家的新闻报刊、广播电视和出版业开展业务。1994 年，该集团发行了《国家报》墨西哥版，目的是为了可以从墨西哥开始，把这份报纸销售到包括美国、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在内的广大美洲地区。1999 年，该集团通过与阿根廷《纪事报》的联合编辑部发行了另一个国际版，成为以西班牙版报纸加入美洲相关主题内容后的地区定制版。这一泛美洲版本可以通过巴西、哥伦比亚、智利、乌拉圭、巴拉圭和秘鲁的四万个销售网点上进行售卖。

此外，普利萨集团还进军了伊比利亚美洲的广播领域。1999 年，该集团买下了哥伦比亚蜗牛电台 19% 的股份，基于此创办了拉丁广播集团，拥有这一集团 50% 的股份。与其名字相一致，拉丁广播集团在包括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在内的整个拉丁美洲布点，同时也在美国和法国开展商业化运作。2000 年，普利萨集团与玻利维亚的 Garafulic 集团签署协议，共同创立三家公司以开展广播、平面媒体和互联网业务。这三家公司包括：广播投资公司，运营有三个覆盖玻利维亚全国的音乐频道；多媒体投资公司，旗下有日报《理由》、早报《新的一天》，以及发行量很大的大众报纸《号外》；以及数字投资公司，主要推进门户网站玻利维亚网（bolivia.com）的业务。

除了这些投资以外，普利萨集团持续拓展其在西班牙就已取得领先地位的主营业务——音乐和出版。通过入股 Muxxic Latina，致力于拉丁原创音乐人的唱片制作和国际市场唱片发行，同时希望发掘新的音乐人才。通过其子公司 Santillana，普利萨集团收购了阿根廷主要图书销售企业Fausto100% 的股份。这家公司的业务范围，不仅有图书销售，还涉及音像等多媒体产品的分销。

在普利萨集团的庞大业务版图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媒体便是《国家报》，集团目前对该报 100% 控股。《国家报》是西班牙的一家综合性日报，自称是独立于政党的报纸，于1976年5月4日正式创刊。当时，西班牙国内处于独裁者佛朗哥刚刚去世的大背景之下，独立报刊终于获得生存空间。在创办第一年，《国家报》的发行量便达到了116600份，到1977年升至137562份。[48]到此时，《国家报》已经迅速成长为西班牙全国范围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 2004 年时，《国家报》的发行量达到历史最高，超过 46.92 万份。自此以后，该报的发行量开始逐步下降，在 2007年较前一年稍有回升到435083 份后，继续进入长期的萎缩期。到 2018 年时，平均发行量仅为 163759 份。其中从 2011 年到 2018 年，报纸发行量更是呈现出一落千丈的断崖式下降。当然，这首先是由于全球范围内报业整体的缩水下滑，加之西班牙从 2008 年开始陷入漫长的经济衰退，包括新闻传媒在内的各行各业均受到极大冲击。

《国家报》是最早推出网络版的西班牙报纸之一，同时也是最早推出付费墙的西班牙报纸。1994—1995 年，《国家报》的网络版电子报纸上线，当时西班牙国内只有一份名为《今日》（Avui）的加泰罗尼亚语报纸已经建立电子版。2002 年 11 月 18 日，《国家报》网站正式启用付费墙，要求其在线用户每年支付 80 欧元或半年 50 欧元的订阅费用，报纸网站用户量开始出现明显下滑，损失了超过 40% 的用户。为了挽回部分用户，网站的一些服务区域如搜索、主笔论坛、漫画、读者评论以及读者参与等部分仍可以免费阅读。尽管后来发布的年报显示，该报网站的在线订阅收入超过200 万欧元，但付费阅读确实令《国家报》牺牲了很大一部分订阅收入。[49]与此同时，西班牙新闻出版稽查机构（O?cina de Justi?cación de la Difusión，简称 OJD）以《国家报》网站新推出的“付费墙”违反相关规定，对该网站予以四个月的停办处罚。到 2005 年 6 月，《国家报》网络版重新出发，取消了原先的付费墙，改为仅对多媒体内容和历史资料检索库予以特别收费，其他新闻报道内容全部免费开放。

长期以来，《国家报》非常重视采编工作，在编辑守则中对媒体从业人员做出了明确的要求，甚至可以视为西班牙语媒体的标杆。主要原则包括：（1）编写任何一条新闻的目的在于告诉读者所发生的事情和思想；（2）记者的职责是把消息告知读者，不要在报道时加入个人的意见；（3）编辑的风格应是明确、简短、准确、流畅，使读者易懂并引起兴趣；（4）语言应通俗，但不庸俗，当必用生僻的字时，需向读者解释其意义；（5）句子应该尽可能短，要符合文法。段落也应简短，不可过长；（6）每条消息都应有标题、电头和具体的内容。标题应准确、具体，要引起读者的注意并能标出新闻的主要内容。标题要与所报道的消息相符，不能作出文内没有的结论。标题以及消息的开头要引起读者的兴趣，使读者未读全文就能知其内容；（7）消息要注明来源；（8）官方的公报的来源一定要注明，不能省略。[50]严谨的编辑原则为《国家报》塑造了权威、可信任的形象，使得广大受众通过该报接收信息、感知社会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

普利萨集团的整体战略与西班牙电信颇为相似，但普利萨集团更倾向于涉足报社、互联网和音乐领域，这些和内容、文化甚至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领域；而西班牙电信更倾向于电话、电缆、视听产品制作这些硬件设施。

（四）小结：“信息宗主国”——继承殖民传统的新角色

通过在伊比利亚美洲扩张的方式，西班牙各媒体机构或集团稳固地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后殖民时期的新领域新形态的“宗主国”，这是对其历史上充斥征服、血腥色彩的殖民历史的延续和继承。在媒体产品的国际发行、企业投资、互联网广泛运行等各方面，西班牙大型传媒机构都在伊比利亚美洲盛行无阻，甚至达到绝对垄断的程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这些媒体集团在西班牙本土已经取得了地位，市场的饱和成为他们拓展海外业务的催化剂；另一方面，语言上的竞争优势，文化价值观上的接近性和趋同性，使得他们没有理由放弃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伊比利亚美洲，他们主要采取四种扩张战略：（1）开展新业务；（2）促进优势产业；（3）建立联盟共同开发项目；（4）签署销售合同。当然，大规模地占有和瓜分使得在当地传媒市场出现了一定的扎堆现象，阿根廷首当其冲，此外巴西、智利、委内瑞拉、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市场也受到大范围地冲击。这样的扩张和渗透，对于伊比利亚半岛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对于伊比利亚美洲和西班牙可以说是“共赢的”。西班牙传媒集团给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带来的，除了资本以外，还有高素质的传媒管理团队，进而将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方法也带到了伊比利亚美洲地区。此外，西班牙企业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他们把自己的资本带到了伊比利亚美洲市场，而且还在于他们选择在伊比利亚美洲扩张为这一地区吸引了其他外国投资，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的投资。对于西班牙来说，一方面，他们把业务扩展到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市场；另一方面，从伊比利亚美洲地区进入美国市场也更为便利。不可否认，美国的文化传播在该地区已呈现出蒸蒸日上之势，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西班牙文化在该地区的竞争力。

然而，伊比利亚美洲当地的很多媒体行业的从业员工和广大受众并不买账。服务的成本，对待员工的方式，缺乏沟通的内部机制，员工的长期培养，都是一些西班牙在伊传媒企业的软肋。长此以往，这些企业非但没能完成在进入当地市场时给出的创造就业和财富的承诺，反而引发了一系列负面效应，这对西班牙的国家形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带来进一步影响。有专家认为，西班牙和美国在伊比利亚美洲的利益争夺已有恶性竞争的苗头。为自己企业谋福利无可厚非，但把战略考量和不正当做法相挂钩则破坏了公众对传媒企业的认知，也让企业失去了新闻行业应有的专业素质、新闻热情和工作初心。传媒集团国际化可以提高话语权和知名度，但如果是不择手段的国际化，效果则适得其反。

西班牙媒体集团在伊比利亚美洲的扩张与渗透已经构成了所谓的“信息殖民主义”——即指在全球信息领域不对称发展、全球数字鸿沟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某些信息技术发达的“信息富国”利用其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资源和垄断地位，对技术相对落后的“信息穷国”的征服与控制。通过对一系列信息产品的控制，进而延伸至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全方面、各领域的控制。这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典型的文化霸权主义。作为伊比利亚美洲的“信息宗主国”，西班牙媒体集团利用其垄断支配地位，借由以西语为语言载体的本土文化、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冲击着该地区人们原有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基础。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er）在《权力的转移》中说：“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金钱与暴力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所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强大的语言文化优势，达到暴力与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51]

这样的信息优势是否无法撼动，文化霸权是否将继续世代延续？媒体集团在海外的扩张不是单方面的，是需要和当地媒体集团互动合作中实现的。这免不了要对后者进行一定的扶植，当后者的力量积累到一定的量变，是完全有力量与前者相竞争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伊比利亚美洲信息社会的发展和诸如印第安社会运动的崛起，该地区自身的民族性开始被逐渐唤起，这为伊比利亚美洲自身土著文化的传播加上了一个维护自身文化和身份的色彩。这有利于构建他们自身族群发展和生活的空间，有利于加强自身的传播自主权，在多元文化和西语支配的环境中维护本民族的精神世界。

如何利用历史和文化的优势，如何走出殖民传统的局限，如何在利益优先和市场规则之间取舍，如何在新时期重塑自身的竞争力，这些考验着西班牙媒体集团的创新和智慧。殖民时代，军事的硬实力决定一切。现如今，传播的软实力将是征服受众的关键因素。当然，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一方面，美国作为强大对手后来居上，攫取吸引大量当地受众；另一方面，民族意识的觉醒加上当地信息传播的发展使得伊比利亚美洲与传统的信息依赖逐渐脱钩，“信息宗主国”的地位遭遇“夹击”。自哥伦布发现新大

陆的 500 年来，从军事输出到文化输出，从原始形态的殖民到传播形态的殖民，接下来对西班牙和伊比利亚美洲来说该何去何从？是回归“伊比利亚主义”抑或是走向“世界主义”？跨国资本和民族振兴、文化错位和利益矛盾，这些塑造着伊比利亚美洲的国际传播力量，也反映着西班牙对该地区关系的角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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