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新闻传播斩获历史格局，竞争输赢！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阿根廷的政治秩序都处于不稳定状态，政府常因军事政变而被推翻。[1]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阿根廷结束了军人独裁政权长期执政，还政于民。与此同时，政府开始重视与媒体的关系，媒体不再只是传播信息的工具，也日益成为阿根廷政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另外，阿根廷作为伊比利亚美洲识字率最高的国家，拥有庞大的受众群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 2018 年数据显示，阿根廷 15 岁到65 岁人群的识字率高达 99% 以上，而 65 岁以上人群的识字率也达到了97.58%。[2]如今，阿根廷国内有几十家电视网络、数百个广播电台和 150多份日报，可谓整个南美地区第一大传媒市场。进入互联网时代后，阿根廷成了伊比利亚美洲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 2017 年，阿根廷有近 3500 万互联网用户，约占总人口的 78%。[3]

一、阿根廷新闻的历史发展

和许多伊比利亚美洲国家一样，阿根廷传媒行业起源于 16 世纪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在 19 世纪独立运动之后得到迅速发展。但长期动荡的政局和起起伏伏的经济，决定了阿根廷传媒行业的发展同样历经曲折。在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阿根廷传媒事业虽根植于西欧殖民者，但在 20 世纪中叶，其现代化进程在美国传媒行业辐射之下加速推进。21 世纪后，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以及左翼政府上台，阿根廷在内的拉美国家开始更加注重在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政府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开始占据主导。在受到西欧、美国影响和挖掘自身特点的基础上，阿根廷形成了独特的新闻传播体系。

（一）殖民统治时期：革命报刊的兴起（1580—1810）

1536 年，西班牙殖民者在潘帕斯草原的边缘建立了一个小的定居点并将其命名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意为“新鲜的空气”。由于没有淘到黄金，食物补给也不足，殖民者们不久便放弃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选择继续出发向上游探险。等西班牙人再次回到拉普拉塔河口时已经是 1580 年了，他们重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小港口并在这里建立起第一个长期定居点。

同欧洲殖民者一起来到阿根廷的还有欧洲先进的农业、制造业技术，其中就包括新闻传播业的重要技术基础——印刷术。印刷机出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 1780 年。[4]1801 年 4 月 1 日，在获得了西班牙皇家最高经营许可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诞生了阿根廷的第一份印刷报纸《商业邮报》（全称《拉普拉塔河乡村、政治、经济与历史商业邮报》），在经营了 18 个月后被当地政府永久叫停。这份双周刊除了报道政治新闻、刊登文学作品之外，还发布大量贸易和就业信息。

在殖民统治末期，西班牙只允许殖民地与宗主国进行出口交易，出口产品还仅限于出口畜产品，这严重束缚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加上西班牙在拉普拉塔河总督区的腐败日益显露，导致殖民地人民与西班牙殖民者之间的矛盾加剧，反殖民势力在酝酿中不断壮大。[5]为了阻止欧洲启蒙思想及法国大革命宣扬政治自由的潮流进入阿根廷，当地的新闻业受到西班牙殖民当局及教会的严格管控。但有关启蒙思想，法国大革命的地下出版物越来越多地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走私进入人们的公共讨论视野。由于走私书籍数量惊人，1799 年 8 月 17 日，总督下令查封来自欧洲和北美洲的“非法印刷品”：它们有的报道了欧洲革命，有的刊登了诽谤西班牙帝国的“假新闻”。[6]

当追求民族独立解放成为民心所向，当权者对出版物的封锁已经无力回天，书报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宣传和组织民族革命的工具。1810 年初，布宜诺斯艾利斯《商业邮报》编辑曼·贝尔格兰诺（M.Belgrano）以文学会社的名义为掩护组建秘密政治团体，开始进行发动独立运动的准备工作。[7]

阿根廷的新闻业没有经过自然诞生的缓慢历程，它随着近代西班牙殖民者的脚步从欧洲来到伊比利亚美洲。这样一个由殖民者带来的新事物，在殖民统治末期却成为反殖民，争取独立运动的旗帜。殖民统治末期革命报刊的兴起，也成为阿根廷新闻业的滥觞。

（二）独立战争及建国初期：政党报刊兴起（1810—1870） 1808 年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统领下的法军入侵西班牙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七世（Fernando Ⅶ）被赶下台。西班牙王室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无力遏制拉美殖民地的独立浪潮。1810 年 5 月 21 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独立运动“五月革命”，四天后宣布成立了拉普拉塔临时政府——洪达。在五月革命的领袖之一莫雷诺（M.Moreno）的推动下，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治国新举措：在经济方面发展自由贸易，降低出口关税，确定对外自由贸易原则，增辟对外通商口岸。文化教育方面，创办机关报《布宜诺斯艾利斯公报》，由莫雷诺出任主编。该报以教育居民和向居民报道真实消息为办报宗旨，积极宣传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政治主张。1816 年，阿根廷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建立了一个名为“拉普拉塔联合省”的国家。

然而，独立战争的胜利并没有带来长久的和平与稳定。阿根廷在独立战争之前，各省就形成了各种不同政见和派系的考迪罗政权。考迪罗们对各省实行铁腕政治，各省之间缺乏信任，形成了权力割据的局面。经过独立战争，共同敌人消失之后，各省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政局上的党派林立导致该时期阿根廷的报纸也具有鲜明的党派立场。

直到 1929 年胡安·曼努阿尔·德·罗萨斯（J.M de Rosas，1829—1852）上台，他凭借自己的铁腕统治扭转了阿根廷独立后十年来的不稳定局面。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在“等级文化”影响下，绝对权威是罗萨斯的政治信条，庄园式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是罗萨斯的治国目标。

罗萨斯在任期间，他严密管控言论和出版，通过对媒体实行高度的审查制度以建立绝对权威。罗萨斯取缔了所有异见政党报刊的印刷厂，在全国只保留了一家受自己直接控制的印刷厂。[8]面对罗萨斯政权的高压政策，自由派报刊开始站出来反对罗萨斯的独裁统治，主要有：《分选报》（El Clasificador，1830）、《布省水星报》（El Mercurío Bonaerense， 1832）和《午后日报》（Diario de la Tarde，1831）。到 1835 年，在马扎卡秘密警察部队和法律禁令的打压下，几乎所有政党报刊都销声匿迹，仅尚存几份文学性和商业性期刊，例如，《贸易电讯报》（El Telégrafo del Comercio）、《天文年鉴》（El Almanaque Astronómico）和《出游指南》（Guía de Forasteros）。[9]罗萨斯垮台后（1852—1862），主张全国统一的自由派和主张地方分权的联邦派展开斗争，阿根廷报纸立场进一步分化：出现了代表自由派的《民族报》、代表联邦派的《进步报》、代表中间派的《巴拉那报》等。

从独立战争到建国初期，报刊在阿根廷历史的推进中扮演着不可忽略的角色。“五月革命”的发起者是《商业邮报》秘密组织“商业委员会”成员。取缔总督、建立临时政府之后，他们又创办了阿根廷第一份现代报纸《布宜诺斯艾利斯公报》。但独立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阿根廷的局势带来稳定，持不同政见的各方势力演变成自由派、联邦派、保守派，政党林立的形势也让阿根廷报刊的性质从宣扬独立的革命报刊转向为党派斗争服务的政党报刊。

（三）自由主义时期：商业报刊兴起（1870—1930）

在殖民统治前期，由于阿根廷地处偏远，加上黄金等矿藏资源匮乏，西班牙殖民当局对拉普拉塔总督的控制较少，限制较松。阿根廷很早便开始与欧洲海外市场建立了贸易联系，布宜诺斯艾利斯更是从依靠走私出口一直发展成为海上贸易中心。也正是基于悠久的商贸历史，在 70 年后，对外贸易为经济主导的阿根廷成为最早拥有全球视野、最早进入现代化的拉美国家。[10]

19 世纪下半叶，阿根廷在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经济、政治大国的过程中，新闻传播业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869 年和 1870 年诞生了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历史上久负盛名的两家百年日报：何塞·卡米洛·帕斯（José Camilo Paz）创办的《新闻报》（La Prensa）和前总统巴托洛梅·米特雷（Bartolomé Mitre）及其同僚创立的《国民报》（La Nación）。

其中，《新闻报》创办于 1869 年 10 月 18 日。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新闻报》一直是阿根廷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之一。该报是右翼保守势力的代表，以支持英国在阿根廷的利益而闻名。在民粹主义领导人胡安·庇隆（Juan Perón）当选后，面对《号角报》的竞争和政府的打压，《新闻报》发展遭遇瓶颈挫折。

1870 年 1 月 4 日，《国民报》在创刊号上发布其办报宗旨：“《国民报》是理论的讲坛。”[11]该报始终奉行中立、保守的立场，重视观点，每天均有社论发表。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最大竞争对手《号角报》出现之前，《国民报》一直是阿根廷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60年代的巴拉圭战争期间，阿根廷创立了许多外文报刊和地方性报刊。法文报纸《拉普拉塔信使报》（Le Courier de la Plata）（1865—1946），西语的《拉松西班牙语报》（La Razón Espanola）。战争还催生了阿根廷首本学生期刊：《大学生》（El Colegial，1869），收录了《农业评论》（Revista de Agricultura，1866）和《立法和法学评论》（el presti gious Revista de Legislation and Jurisprudencia，1869）等重要评论。[12]

在巴拉圭战争期间得到提拔的胡利奥·阿根蒂诺·罗卡（Julio Argentino Roca）将军在 1880 年就任总统，标志着阿根廷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与发展时期。[13]从 1880 年开始，罗卡将军在确保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开始推动阿根廷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在罗卡将军的两任总统任期内，他重视铁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出口贸易，引进技术和资金，吸引南欧移民，阿根廷逐步进入自由主义时期。

1917 年，阿根廷全面废除新闻用纸进口税，办报成本降低再加上大量欧洲移民的涌入，推动了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和新闻的专业化。阿根廷开始创办本土新闻教育事业，成为最早开设新闻专业高等教育的拉美国家之一。1934 年 4 月 27 日，拉普拉塔成立新闻学研究生院（Escuela Superior de Periodismo），这是阿根廷最早的新闻院校。

在一个月后，阿根廷天主教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资助了针对专业新闻技能培训的项目：高等新闻学院（Higher School of Journalism of the Graphic-Technical Institute）。在当时，阿根廷的公立大学沿袭欧洲教育方式，老师倾向于学生的自由发展，开展较少的技能培训。私立天主教大学更注重解决实际社会中的问题，通过专业技能为核心的新闻教育致力于培养一群训练有素的记者，在促进私营的新闻行业发展的同时能化解社会冲突。

从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移民潮给阿根廷报业带来了大量潜在读者。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物质生产技术的极大提高和国家减税政策出台，新闻行业的办报成本不断降低，阿根廷新闻行业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四）大众报刊曲折发展时期（1930—1983）

20 世纪初，美西战争的打响展露出美国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日益膨胀的野心。“一战”后，美国开始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信息技术，向拉美地区源源不断地进行文化输出和资本扩散。

阿根廷的报刊尽管在思想理念上仍未能脱离政治的影响，但在编辑理念和经营模式上已经开始学习美国媒体的市场化经营。《新闻报》的创办人何塞一直密切关注美国模式，在何塞之子继承家业后开始引进美国的办报模式，通过建立大型图书馆来扩大报纸影响力，增加报纸发行量。

20 世纪 40 年代，商业性报刊发展到新阶段，以《号角报》和《纪事报》为代表的小报兴起。1945 年，前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罗伯特·诺布尔（Roberto Noble）创办了《号角报》（Clarín de Buenos Aires）。《号角报》是阿根廷最早以小报形式出版的报纸之一，其目标是成为一份高品质、高发行量并致力于推动阿根廷全面发展的报纸。该报秉持发展主义的温和立场，既不批评政府，也不与任何党派勾结，头版经常刊登篇幅较长、分析详尽的发展主义报道。1951 年，由于庇隆政府将《新闻报》收归国有，《号角报》趁机夺取广告市场，于 1965 年成为阿根廷销量最高的报纸，并在1985 年成为销量最高的西班牙语报纸。

到“二战”结束后，不论是纸媒，还是广播、电视的经营管理，阿根廷开始普遍采取美国模式。1963 年 7 月 29 日，加西亚（H.R.García）创办《纪事报》（Crónica）。这是一份典型的黄色小报，加西亚认为：“我们需要一份尖锐的日报，有着醒目的大幅标题。我们的报纸太平淡了。”《纪事报》一度是《号角报》的头号竞争对手，但是 1975 年遭到当局查封后，虽然得以复刊，却再未恢复昔日之辉煌。《纪事报》擅长以煽情性报道手法报道社会新闻，报纸充斥着强奸、凶杀、血腥等内容，深受底层民众喜爱。

受到美国重商主义精神的影响，广播在 30 年代被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家从美国引入之后，逐渐从作为文化教育的平台转变为娱乐盈利的商业广播模式。曾在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任教、现就职于华盛顿特区教育发展研究院（Academy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的维斯博德博士（Dr. Waisbord）指出，“以阿根廷为例，出于地缘政治和国有化的考虑，国家政府起初对广播很感兴趣，但不久之后私人资本变得更占主导地位。如果不联系政府和媒体拥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无法了解阿根廷广播的商业发展和结构。该媒介发展结构最明显的受益者之一就是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他为了独裁政权的宣传目的，从美国引进了广播，之后又将电视媒介加入到他的新型宣传武器库中”。[14]

20 世纪 60 年代，在全球化的进一步影响下，美国对整个拉美地区的跨国投资发展到了新阶段。跨国电视开始出现在这一地区。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卡迪纳泛美公司（Cadena Panamericana）、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卡迪纳美洲公司（Cadena de las Américas）和美国广播公司的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 Group）等美国公司占据了建设西半球的泛美网络的中心舞台。美国广播公司投资了阿根廷第九频道、智利第四和第十三频道、哥伦比亚第九频道。到 1964 年，美国广播公司的世界宣明会集团已经在 21 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拥有 48 个电视台。到冷战末期，拉美进一步私有化和市场开放，北美的电视信号开始占据南美的信号频谱。[15]

（五）新自由主义发展时期（1983 年至今）

这一时期的阿根廷，在经济发展方面经历了快速增长和危机动荡的交替。从 1991 年至 1998 年阿根廷国内经济稳步增长，年均增长率达 6%。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动荡的影响，阿根廷经济自 1998 年下半年开始下滑，外债压力加剧，财政与金融市场崩溃，最终于 2001 年底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2001 年经济危机以来，阿根廷历届政府把偿还外债作为核心工作，由于国际融资艰难，被迫立足国内，强化政府干预，实施进口替代，通过刺激出口、限制进口确保外贸盈余，同时严格外汇管制，形成“阿根廷模式”，一度取得较好成效。2003 年至 2011 年，阿根廷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在此背景下，阿根廷新闻传播行业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绝大多数伊比利亚美洲国家一直都在传播领域遵循罗马法传统的国家干预。在整个 19、20 世纪，新闻界对于政府当局的任何批评都会受到惩治。从 30 年代到 80 年代，阿根廷经历了军、文人交替执政的局面。1982 年同英国因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爆发战争，战败后军政府倒台。1983 年激进党人劳尔·里卡多·阿方辛（Raúl Ricardo Alfonsín）民选政府上台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民主化改革，政府逐渐对媒体放松管制。自 1989 年起正义党领袖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Carlos Saúl Menem）连续执政十年，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美国的商业主义，经济、技术和媒体框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16]

1989 年阿根廷颁布了《国家改革法》，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允许传媒企业同时拥有不同媒介形态的企业，即形成多媒体集团。在这项法律的保护下，阿根廷的传媒行业开始了一个迅速的多样化、私有化发展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国有的文化企业变为私人所有，或被外资收购。国家在文化产业中的作用越来越小，文化产业的发展逐渐市场化，政府只起到基本的监督和调控作用。在私有化政策的带动下，阿根廷传媒业的吞并和收购活动十分频繁，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少数几家大公司逐渐控制了国内大部分的传媒产业。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授吉列尔莫·马斯特里尼（Guillermo Mastrini）看来，到 20 世纪 80 年代，伊比利亚美洲媒体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过去传媒企业的产权和经营权都聚集在家族集团手中，随着企业的逐渐发展，产生了对地区媒介集中化控制的混合集团，在今天具有了全球化和跨国联盟特征。号角集团在 80 年代以前主宰着地区性市场，在 20世纪末开始将业务向国外拓展，如投资入股了美国 DirectTV。2017 年，《号角报》报业集团旗下的阿根廷最大有线电视公司有线电视集团（Cable Visión）与阿根廷电信公司 Telecom 达成合并协议，成为国内电信传媒行业巨头，并将业务延伸至邻国乌拉圭。

过去，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媒体的新闻报道以引用转述美欧新闻报道为主，但从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国家实力上升和一体化进程深入推进，民众追求身份和文化认同感的需求进一步增强，加快探索通过本土媒体向世界发出自己声音的步伐。1970 年，巴西、智利、墨西哥、委内瑞拉等拉美 7 国的 13 家报纸联合创办了拉丁美洲新闻社。21 世纪，左翼政府上台后开始致力于推动拉美传媒独立以抗衡西方传媒巨头对话语权的操纵，南方电视台（TeleSUR）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2005 年由委内瑞拉主办，阿根廷、乌拉圭和古巴等国协办的“南方电视台”正式开播。南方电视台以“我们的北方在南方”为口号，节目内容以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力图以独立的视角观察世界，同时向全球报道拉美事务。南方电视台的创办有助于拉美人民从自身视角观察自我、表达自我，为国际话语的多元化贡献了力量。但是在 2016 年，阿根廷政府叫停了南方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在其境内的播出权。

阿根廷左翼政府上台后对新闻媒体在社会和政治中的作用持否定立场，倾向于在传播领域实施重新管制措施。政府与媒体的公开对峙在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总统时期曾十分明显。在克里斯蒂娜政府时期，政府通过《视听传播服务26.522 法》（或称《媒介法》），设立管理机构“联邦视听传播服务管理局”（Au toridad Federal de Servicios de Comunicación Audiovisual）以强化政府对传媒行业的干预。除此之外，政府还试图为号角集团划定扩展范围，限制其闭路信号的数量以及企业的集中化。

二、阿根廷传媒市场现状

截止到 2017 年，阿根廷全国有 150 多家日报、100 多家商业电台、 1600 多万互联网用户。[17]当前媒体产业格局的最大特点，是以号角集团为核心的高度集中化、私有化，相比之下公共传媒处于劣势。形成这一格局现状的渊源，其中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从“二战”结束到民主化浪潮席卷伊比利亚美洲期间，这一地区的一些国家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都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以及军人独裁统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伊比利亚美洲各国的电台和电视要么为政府所有，要么是受到高度管制。

从 80 年代私有化政策施行以来，阿根廷传媒业的吞并和收购活动十分频繁与活跃，这导致了传媒产业内部横向合并和纵向联合的明显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目前，阿根廷全国广播电台

1600 多家，三分之二以上为私营；阿根廷最大的新闻通讯社报联社（DyN）也是私人所有。以号角集团为代表的少数几家大公司逐渐控制了大部分的传媒产业。根据相关数据和研究，拉美的媒体所有权集中化极高，各种媒体形态都有垄断趋势，且参与并影响了公共和政治领域。[18]21 世纪以来虽然左翼政府上台后有收紧趋势，但自 2015 年马克里总统执政以来，传媒巨头再次从政策松绑中获益。

（一）阿根廷的传统媒体行业

就印刷媒体来说，阿根廷没有全国性的日报，在 180 家出版的日报中，仅有37家能实现每周7天出版（阿根廷每周出版4天以上的报纸称为日报）。

《号角报》和《国家报》是最主要的两家日报，发行份额占据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报业的 20%。2010 年，《号角报》的全国市场份额接近 30%，每日发行量约为 31.5 万份。同一时期，《国家报》的发行量仅是《号角报》的一半。

但阿根廷传统纸媒的结构性衰退在过去十年呈现加速趋势。多年以来，阿根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始终是《号角报》，2005 年达到近 50 万份，到2017 年虽然仍是领先其他报纸的第一大报，但发行量已经下滑到了 19 万份。这是自 1954 年以来的最低发行量。近几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等报纸陆续宣布停刊，《民族报》这份百年大报在 2016 年宣布重新设计改版为小报，而号角集团旗下一家印刷厂也因经营困难遭到关闭。尽管大多数传统纸媒都已开始发行网络数字版，但收入远远无法弥补传统发行缩水带来的亏损。

在伊比利亚美洲国家中，阿根廷是首屈一指的广播电视业发达国家。阿根廷是伊比利亚美洲无线电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阿根廷全国电视台数量有 44 个，也是世界上有线电视收视率最高的国家之一，99% 的家庭能够接收广播信号。虽然阿根廷国内有大量私营广播公司，只有国家公共广播公司（Radio Nacional）能够覆盖阿根廷大部分地区，垄断现象依然突出明显。与广播电台一样，阿根廷没有商业电视台能够覆盖全国，因此大多数省级电台只能转播首都主要电视台的节目。多年以来，在阿根廷观众中最受欢迎的频道是西班牙电信公司（Telefónica）的 11 频道（Telefé）和号角集团的 13 频道（El Trece）。这两个电视台均成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军事独裁期间被收归国有。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阿根廷政府支持广播电视公司私有化，位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几家电视台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并购，这两家电视台也随即转为私人运营。

目前，电视仍是 80% 阿根廷民众获取资讯的主要途径，电视行业拥有广阔的市场，行业竞争也正在加剧。因此，不论外资还是阿根廷本土企业都在向电视领域拓展业务。2016 年，美国维亚康姆集团收购了阿根廷Telefé 频道。2017 年，美国福克斯和特纳广播公司获得了阿根廷足球赛事转播权。阿根廷本土企业 La Nación 也在近年推出了 LN+ 新闻频道，Per?l开播电视频道。

（二）阿根廷的互联网媒体行业

阿根廷的互联网产业发展迅速，互联网的接入率持续增长。2017 年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阿根廷的互联网普及率超过 70%，在整个拉丁美洲都是最高的，有超过 1736 万户居民接入互联网。[19]

得益于相对开放和多样化的网络媒体环境，阿根廷民众拥有较高的社交媒体使用率。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促使资讯网站不断在尝试创新以寻找商机。例如，阿根廷有核查假新闻的搜索引擎 Chequeado；Radio Cut 可以在线收听各种电台，同时人们可以在平台上剪辑音频片段分享至社交媒体；UnoAR 围绕智能手机用户，将新闻制作成可视化的动态图片（gif.）和表情包再次传播。

根据路透社新闻研究所在 2017 年发布的数字新闻研究报告指出，在阿根廷 4400 万人口中，互联网普及率为 79%。[20]预计从 2017 年到 2023 年，阿根廷的互联网普及率将从 77% 提升至 94%，[21]但是就目前来说，阿根廷网民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愿意为获取资讯付费。

根据互联网数据统计机构 Statista 的数据，从 2017—2023 年阿根廷的移动互联网用户预计还将增长至少 500 万人。同期，社交网络用户普及率预期将从 58% 增长到 63%。

根据路透社新闻研究所的报告，阿根廷人日常使用的新闻来源——电视占比为 81%、广播 30%、纸媒 45%，比率最高的是互联网 92%，其中社交媒体占比为 74%。报告指出，阿根廷人不会刻意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通常是在使用社交媒体的途中偶然看到了平台上发布的资讯。在 2017 年，互联网已超过电视，成为阿根廷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当年阿根廷民众使用频率最高的社交媒体是脸书（Facebook），其次是沃茨阿普（WhatsApp）、油管（YouTube）等等。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第三季度，油管（YouTube）跃居第一，成为阿根廷人使用最频繁的社交媒体。

阿根廷互联网市场的发达，与政府积极推广数字教育密不可分。在克里斯蒂娜政府时代，阿根廷政府提出“平等连接”倡议（The Connect Equality Initiative），提升全国学龄儿童使用互联网的比率，进而促进全民的数字教育。而在马克里时代，更加重视全民网络素养的提升。毛里西奥·马克里总统（Mauricio Macri）将“平等连接”倡议进一步升级为“国家数字教育计划”（Plan Nacional de Educación Digital），政府为偏远地区普及互联网提供互联网技术培训，包括编程技术、机器人技术和通讯技术。 2016 年，马克里政府还推出“数字国家计划”（Plan País Digital），旨在为全国超过 1000 个城市提供免费的公共无线网络。这使得阿根廷的移动设备拥有率在整个拉美地区位居前列，到 2017 年移动手机接入率突破 140%，即平均每个阿根廷人拥有 1.4 部手机。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在成为伊比利亚美洲的“硅谷”。在阿根廷政府政策支持下，各国科技公司、孵化器和网络组织纷纷落脚布宜诺斯艾利斯。但与政府积极的推广政策相比，阿根廷的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尚未跟上，这给阿根廷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网络用户和移动设备的激增给薄弱的通讯网络造成负担，网速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Ookla 公司的“网络指数”软件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阿根廷的网络用户下载速度，在 182 个国家中排名第 106 位，排在乌干达和老挝之后，排名从 2011 年第 90 位在不断下滑。阿根廷的网络平均下载速度为4.30 Mbps（兆比特每秒），仅为国际平均速度 13.05 Mbps 的三分之一。[22]移动网络情况更糟糕。根据思科（Cisco）的数据，阿根廷 2012 年的平均移动连接速度为 154 kbps（千比特每秒），远低于伊比利亚美洲地区 200 kbps 的平均速度，更不用说全球 526 kbps 的平均速度。[23]

阿根廷在 2014 年才首次发射自主研发的通讯卫星 ArSat-1，随后在2015 年发射了 ArSat-2。但之后由于国家财政问题，ArSat-3 的研发出现停滞，这项由国家牵头的公共项目最终被迫转让给私营企业。阿根廷政府对私营企业进入互联网行业没有限制，想要提供互联网服务的公司只需获得国家通信监管机构的许可。2016 年，政府第 2483/2016 号决议简化互联网行业许可证的注册流程，企业可以在线注册许可证。但是就通信基础设施来说，同样也被垄断在几家大集团的手中，缺乏竞争的市场环境，运营商也对改善网络环境缺乏兴趣。

反过来说，政府依然掌握着为运营商分配频谱的权力，而阿根廷是世界上为运营商分配频谱最少的国家之一，这也限制了通讯网的进一步发展。在克里斯蒂娜政府时代，由于政府与号角集团的竞争加剧，2010 年阿根廷政府吊销了号角集团下属 Fibertel 的营业执照，限制了号角集团对基础建设的持续投资。到马克里时代，政府缓和了与号角集团的关系，归还了Fibertel 的营业执照。出于整合市场结构的目的，2018 年有线电视集团与阿根廷电信公司合并。尽管在批准两家公司合并后，政府对其制定了限制措施，包括减少频谱、公开基础设施信息等。

2018 年 4 月，阿根廷政府批准一项关于通信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法案，民间称之为“短法案”（the short bill），旨在修复目前传媒法制中，企业合并相关条款中的漏洞，允许电信公司提供卫星电视服务，还对基础设施共享以及未来频谱分配做出规划。此法案的出台大大推动了阿根廷传媒巨头之间的融合合并。经过资源整合后，新的有线电视集团和阿根廷电信公司成为市场上唯一提供固定宽带的供应商，阿根廷的电信垄断也进一步增强了。

由于社交媒体的特性，以及阿根廷媒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社交媒体已经成为阿根廷新一代政治运动的主要工具。阿根廷的政治活动家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联合、组织活动，引发阿根廷政府进一步严格了对网络媒体的审查。同时，数字技术的发达也让政府频繁遭遇网络攻击，在 2016—2017一年时间里，超过 24% 的数字媒体遭遇了网络攻击，甚至阿根廷安全部也曾经遭遇过黑客入侵。

为了保护信息安全，阿根廷政府正努力提升其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2016 年 1 月，马克里任命现代化部技术和网络安全副部长，以制定国家网络安全议程。2017 年 1 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成立了首个计算机安全事件应对小组，重点就网络安全问题向公民提供咨询，并致力于提升公民网络安全意识。

（三）阿根廷传媒市场外资力量

多数时候，阿根廷对外国资本都持欢迎态度。在 1992—1998 年期间，跨国公司在阿根廷电视和多媒体产业中的销售额由 0 上升到 45%。其中， 1994 年外资正式进入阿根廷文化产业，之后阿根廷出版业的非本土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欧美发达国家的出版物以及资本投资在阿根廷出版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阿根廷有多家外国媒体机构长期经营。美国的特纳广播系统在阿根廷的传媒业中已经占据一席之地，在全部媒体集团中位列第十。除此之外，墨西哥的特莱维萨公司也在阿根廷传媒市场中占据相当分量。外资媒体在阿根廷的蓬勃发展，与阿根廷的外商投资环境密切相关。[24]

阿根廷在宪法层面保护外国资本，宪法第 20 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享受相同待遇，可以在同等审核标准下获取阿根廷本国信贷的支持。为保障外国投资者在阿根廷的权利，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与投资有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外国投资法》《商业公司法》《民法典》《商法典》《劳动合同法》《劳动条例法》《工业和服务业废料综合处理法》等。

其中，《外国投资法》是阿根廷颁布的第一个有关投资的法律，并于 1993年进行了修改，以期改善阿根廷的投资环境。《外国投资法》是阿根廷协调外资活动的基本法律，旨在为外国企业在阿根廷进行投资活动提供法律保障，以保护其投资收益和利润权利。根据最新的《外国人投资法》，外国投资者可在多个领域进行投资活动，甚至可以进入一些敏感部门，包括石油、交通、媒体（广播、电讯、报纸、杂志等）；所有的外资企业在阿根廷享受国民待遇；外国投资者可以向境外汇款及其获取的投资收益，也可在境内继续扩大投资等。在阿根廷合法框架内，外国投资者能够以任何手段进行贸易和投资，不需要国家进行担保。只要不违反《垄断法》，经济活动不需要事先批准。

此外，《商业公司法》、《民法典》和《商法典》对外国投资企业在阿根廷的投资选择形式做出了规定：可以采用公司、合伙、合资、独资、分支机构、特许经营、代理机构或许可协议等形式，也可以通过兼并、购买阿根廷法律承认的任何法人组织或与其他合资等形式进入市场。[25]

但是，多年以来，阿根廷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一直不稳定。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7 年至 2018 年，阿根廷外资流入增长 5.8%，至 2018 年底达到 1.22 亿美元。2018 年，阿根廷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比例最高的国家中排名第三。其中，美国、西班牙和荷兰占阿根廷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其他主要投资国包括巴西、智利、瑞士、乌拉圭、法国、德国和加拿大。这些投资主要面向制造业、采矿和石油开采、贸易、银行和其他金融实体、信息和通信以及农业。[26]

自 2018 年起，阿根廷经济开始陷入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胀水平高达 55%。随着目前国际经济形势的转变，阿根廷的经济已然遭到重创。 2019 年 9 月，马克里签署一项法令，宣布将采取一系列外汇管制措施以减少金融市场波动。[27]阿根廷政府下令市民和贸易者在购买外汇或向国外转账之前，必须获得国家央行的批准，以维持阿根廷比索的汇率。

种种因素让阿根廷开始重视推进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阿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贸关系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已成为阿根廷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对象国，而阿根廷则成为中国在拉美的第四大贸易伙伴。2017 年，中国与阿根廷签署了 16 项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金额达到170 亿美元。2017 年 6 月，阿根廷被批准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为亚投行的 6 个拉美成员之一。[28]在此背景下，阿根廷在薄弱的通讯基础设施环节开始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共建。中资企业华为已经在阿根廷取得一定影响，在 5G 和电信网全云化项目上展开广泛合作。阿根廷主流电信运营商更是支持中国资本，认为在电信领域，中国仍将是阿根廷重要战略合作伙伴。[29]

（四）阿根廷传媒市场垄断格局

阿根廷新闻传媒业的特点是以号角集团为首，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征，公共媒体影响力较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铺开，网络媒体在阿根廷取得长足的发展。同时，政府对外资进入传媒领域的限制较少，因此大量外国传媒集团纷纷在阿根廷设立子集团，包括《纽约时报》、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等新闻机构均在阿根廷开展业务。

三、阿根廷传媒行业的法律规制(www.xing528.com)

传统上，阿根廷的媒体是政治的武器，历届政府都曾经试图放弃国家媒体，但没有任何一任政府真正放弃这一领地。

在 1983 年军政府垮台后，阿根廷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立了现代的民主制度。研究当今的阿根廷新闻法制，1983 年以后的时期更具现实意义。在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时代，政府与媒体针锋相对，媒体居于主导地位。如今，这样的格局已经远去，马克里政府正在为公共媒体提供资金支援。随着阿根廷政治格局的变化，曾经亲近基什内尔政府的媒体也已经式微，如今马克里政府掌握着阿根廷的公共媒体。在基什内尔时代，政府希望以法律形式终结媒体的垄断，目的在于限制反对政府的媒体发展。现在，马克里政府则采取了另外一种路径，政府统率公共媒体。尽管路径不同，却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两种方式“殊途同归”的担忧。总的来说，阿根廷缺乏真正意见独立的媒体。[30]

正是由于媒体与政治的紧密关系，本节将以阿根廷的政治变迁为线索，将传媒法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从基什内尔时代、克里斯蒂娜时代到马克里时代，梳理阿根廷传媒法制重要节点事件。

（一）相关法律规定

参照美国现行法律体系，阿根廷的法律体系是以 1853 年《宪法》为基础建立的，同样属于大陆法系。阿根廷没有成文的新闻法，而是在《宪法》、《民法》和《刑法》中对新闻出版活动的权限做出规定，并以宪法的形式授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

阿根廷对新闻业的管理和法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转变时期。阿根廷《宪法》历经 1860 年、1866 年、1898 年、1957 年和 1994 年多次修正， 1994 年的宪法改革就国家和新闻界的关系加入了若干肯定表达自由的条款。[31]阿根廷《宪法》第 14 条规定，阿根廷的所有居民有权在报刊上不经事先审查发表观点。第 32 条具体规定，联邦国会不得通过限制出版自由的法律，或者对它确立联邦司法管辖权。同时宪法第 43 条第 3 款专门保护新闻信息来源的秘密性质不受破坏。而第 75 条第 19 款也赋予国会管制广播电视媒体的权力。

阿根廷最高法院曾经指出：新闻自由是阿根廷宪法中一条极为重要的条文，如果新闻自由没有足够保障，整个民主制度只会徒有形式。在阿根廷，创办任何媒体都不需要领取执照。但是，由于 1930—1983 年的军人统治期间宪政体系的中断，法制受到了极大损害。[32]展江教授指出，虽然阿根廷在民主化进程方面进步显著，新闻自由已经成为其法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仍然是对新闻界开展舆论监督、进行法律限制最多的国家之一。阿根廷政府除了对批评政府的行为设立“不敬罪”之外，其《刑法》和《民法》中的相关条款也约束了新闻自由。

在阿根廷的电信业中，约 6% 的份额由外国资本控制，西班牙是阿根廷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2009 年西班牙对阿根廷的直接投资达 220亿美元（28%）；美国是第二大投资国，达到 130 亿美元（17%）。到2011 年，中国已成为阿根廷第三大外资来源国。

外汇市场同样是自由的，阿根廷对外汇流入和流出的限制相当少。马克里政府正在努力提供一个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环境，消除投资障碍，以吸引发展经济所需的投资。目前阿根廷已经取消了境外支付的限制，投资者不再被要求在外汇市场结算所得，投资环境相当宽松。[33]

（二）政策环境变化

军政府垮台、恢复宪法之后，阿根廷的新闻传播业发展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时期，新成立的阿根廷民主政府解除了对媒体直接的出版审查；第二时期，将媒体公司的所有权集中在少数几个大集团中；第三时期，不同类型媒体间出现了技术融合；第四时期，不同媒体集团在地域上开始集中，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传媒中心。

而军政府在 1980 年颁布相关法律促进新闻出版集团化，富有的企业主得以主宰新闻市场，阿根廷的新闻业出现了垄断和私人化的特征。1981年阿根廷正式实施《国家无线电台法》。这项法律的条文非常详尽，在此后的 20 多年里经过了多次修改，内容变动很大。总的来说，它的修改越来越有利于企业的利益，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的利益。

20 世纪 90 年代，梅内姆执政的两届政府（1989—1995 年、1995—1999 年）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通过修订法律框架，颁布国家改革法，允许一种媒体的企业同时拥有其他媒体的企业，为多媒体集团的出现开辟道路。通过放松管制和使外商直接投资媒体合法化，传媒产业逐渐私有化。从那时起，媒体所有权开始不断集中。这一过程的高潮是两个大型传媒集团的建立：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号角集团和西班牙电信公司设在阿根廷的子公司——阿根廷电信公司。

自 2003 年阿根廷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后，传媒行业的法律规范经历了两次大规模调整，彻底重塑了阿根廷的传媒产业。以这两次政策调整为节点，可以将 2003年以来的阿根廷新闻传媒业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基什内尔时期（2003 年 5 月 14 日到 2007 年 12 月）、克里斯蒂娜时期（2008年到 2015 年 12 月）和马克里时期（2015 年 12 月 10 日至今）。

第一，基什内尔时代与传媒业的恢复。

在前总统梅内姆的第二任期内（1995—2003 年），阿根廷进入持续的经济衰退期。此后几年，阿根廷经济状况持续下滑，在 2001 年爆发了全面的经济危机。至 2002 年年中，国内经济滑至最低点。数据显示，从1998 年中期到 2002 年中期，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由 8000 多美元降至 2300 美元，失业率由 15.9% 升至 23.9%，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的贫困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由 27% 升至 55% （赤贫人口由 8% 增至 25%），通货膨胀率由 -1.8% 飙升至 41.0%。[34]面对严峻的经济局势，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据媒体报道统计，仅 2002 年 1 月阿根廷就发生了2552 次游行示威等群众抗议活动。[35]对群众活动的报道让一些记者和媒体招致政府的不满，政府开始直接干预传媒业。尤其在总统大选前夕，一些较为激进的从业人员和媒体组织甚至遭到攻击。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压力的双重打击下，这个以传媒业为骄傲的国家被迫在新闻传播发展方面削减开支，媒体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持续下滑，导致十几家媒体直接倒闭，其他媒体也是惨淡经营。

2003 年 5 月，内斯托尔·基什内尔上台执政后，阿根廷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基什内尔上台后，稳定了阿根廷混乱的政治局势，逐步恢复经济发展。但是由于此前经济衰退带来的普遍冲击，阿根廷的媒体行业仍然困于严重的财政危机。尽管整体经济局势的好转遏止了传媒业进一步衰落的颓势，但一些媒体提出政府依然对困境中的传媒业征收“歧视性”税费，不利于传媒行业的恢复发展。据阿根廷新闻实体联合会的报告显示，在中小型企业税率为 10.5% 的前提下，中小型报社和杂志社需要翻倍缴纳税费。

2002 年和 2003 年，政府开始对媒体实施补贴政策，情况开始有所好转。首先，阿根廷参议院通过决议，削减了引起不满的不平等税率，年广告收入低于 4300 万比索的中小型新闻组织得以大幅度减少成本。此外，基什内尔虽然维持了军政府时期的新闻法制，但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有所放松。2003 年 5 月，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政府反腐败办公室连同民间组织和社会活动家共同起草的信息公开法案，基什内尔于 12 月签署总统法令，保障公民能够获取政府信息。与此同时，基什内尔政府还以投放官方广告的形式对媒体行业实施调控，支持现任政府执政，积极报道前任政府腐败丑闻的媒体，获得了更多的广告收入。

2004 年，政府通过一项新法令，延长媒体公司许可证期限，进一步实行税收减免，并且使媒体公司免受国家破产法的约束——该法允许外国债权人购买破产媒体的资产，实际上使得本国媒体成为国际传媒进入本土市场的便利路径。在此背景下，阿根廷传媒产业得以开始恢复。根据阿根廷文化信息组织（Cultural Information System of Argentina）提供的数字，2004 年媒体产业占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的 2.4%，此后持续增长，到 2009 年时已经升至 3.5%。[36]

在基什内尔就职之前，阿根廷国有媒体集团因经济危机而背负巨额债务，继而引发货币贬值。政府的传媒政策旨在维持现状，倾向于对传媒产业利好，得到了传媒业界广泛好评。其中，基什内尔政府时期通过的对传媒业影响最大的法规，就是 2003 年通过的《保护文化产品和资产法》，对外国投资国内媒体的比例设定了 30% 的上限，有力保护了本国传媒行业与国际传媒企业在本土的竞争。2005 年颁布的第 527 号补充条款，为现有电视播出许可延长了 10 年有效期。此后在 2007 年，政府又授权号角集团收购国内两大有线电视运营商——Cablevisión 和 Multicanal，进一步整合了本国广播电视行业。

第二，克里斯蒂娜时期与《视听传媒法》。

自 2001 年以来，阿根廷政府加大了对传媒产业的关注，推进传媒所有制改革。这些对阿根廷的媒体集中产生了正反两面影响，早期政策倾向于提高媒体的集中度，但后期转向消除高度集中带来的影响。到 2007 年，基什内尔完成了第二任期的平稳过渡。在同年举行的大选中，基什内尔的妻子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成功获选，成为庇隆夫人之后阿根廷第二位女性首脑，也是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虽然基什内尔挽救了阿根廷经济，给克里斯蒂娜留下了较好的政治遗产，但她的政途并不顺利。上台之初，克里斯蒂娜一项针对农业出口税的改革引起国内民众不满，导致全国性的罢工和游行。正当此时，处于阿根廷传媒业领头地位的号角集团旗下媒体对克里斯蒂娜多持批评态度，导致政府与集团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由此开始，克里斯蒂娜决定改革传媒法规，以限制传媒集团的权力和影响。在此期间一项值得注意的是 2009 年克里斯蒂娜政府废除了自梅内姆时期便存在的诽谤罪。

接下来，执政的正义党决定对军政府统治时期延续下来的广播法进行修订，以打破号角集团一家独大垄断国内传媒市场的局面。2009 年 10 月，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视听服务监管框架，尽管号角集团奋力抵制，但最终参议院以多数赞同票通过了这项法律，即《视听传媒法》（Ley de Servicios de Comunicación Audiovisual No. 26.522）。克里斯蒂娜政府期望通过这项法律，改善行业集中化的现象，并且提倡建立新的国有媒体，使公共频道多样化。根据《视听传媒法》，广播电视行业被强制拆分，将营业执照一分为三发放给私营媒体、国营媒体以及非营利性媒体，还规定频道必须预留播出时间播出政府指定的节目。这项法律赋予政府拥有对媒体更多的控制权，也意味着政府在和媒体财阀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无论是在决策领域还是内容生产领域，该法都趋向联邦制。对传媒行业来说，这有助于限制集中和加强市场导向。

在机构设置方面，克里斯蒂娜决定组建联邦视听传媒服务局（Autoridad Federal de Servicios de Comunicación Audiovisual，AFSCA）。服务局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 2 名（包括主席）由国家行政机构直接任命，3 名由国民议会任命（法律还进一步规定其中 2 名应属于议会少数党），2 名由联邦视听传播委员会（Consejo Federal de Comunicación Audiovisual，CFCA）任命（其中1 名须来自国立大学信息科学、传播学或新闻学领域的学者）。同时，政府还设立了观众检察员以及视听与儿童顾问会。联邦视听传媒服务局有权颁发营业执照，对节目内容进行监管，并对违反者处以罚款。

同时，《视听传媒法》还限制了媒体的过度集中，规定将单个企业或个人能够持有的营业执照从 24 个削减到至多 10 个，持股不能超过 35%，一个区域内的多家电子媒体不得相互持股（cross-ownership）（并不包含印刷媒体）。这项法律引起的最主要争议在于，禁止单一组织或个人在一个地区的有线电视运营商和开路电视运营商中同时持股。在同一时间内，有线电视运营商只能拥有一个信号。在内容方面，政府规定媒体播出的内容应遵循一定的比例，即政府制作的内容占 60%，企业制作的内容占 30%，独立制作的内容占 10%。此外，广播电视行业还与阿根廷其他文化产业联系在一起，为获取波段而缴纳的税费，其中一部分将用于扶持电影和音乐行业。

虽然克里斯蒂娜政府通过《视听传媒法》发放执照的权力来限制反对其执政的媒体，但实际上阿根廷政府对这一法律的执行并不严格。2010 年，反对这项法律的媒体集团提出法律申诉，指责这一法律违宪，损害了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虽然阿根廷联邦最高法院当年已经宣判《视听传媒法》并不违宪，但提起诉讼的媒体集团仍不放弃，就与媒体所有权相关的 4 项条款继续提起申诉。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政府最终暂停了该项法律的实施。比起促进新的立法以解决传媒业中存在的问题，政府的目的更多在于削弱号角集团在传媒业中的地位。这导致联邦视听传媒服务局并未正式建立，仅在 2012 年有两名由国民议会少数党选出的董事真正得到任命。另外，虽然规定称非营利性媒体可以获得其中三分之一广播电视许可证，但却没有明确具体的标准，也就是说非营利性媒体只是暂时获得许可证，或是只能保有改革前已经获得的许可证，并未明确划分如何确保三分之一的份额。由于《视听传媒法》规定了引进投标应该遵循的程序框架，在没有管理部门的参与下，由规划局和公共投资服务部负责的地面数字电视推广项目中，营业许可证大多匆忙授予与政府立场一致的私营媒体。同时，由于政府通过投放大量的官方广告，鼓励更多私营媒体站在和政府同一的立场，也影响了国营媒体经营收入，这也进一步引发了传媒行业的普遍不满。

受到打压的号角集团不断对这一法律提起诉讼，指控其侵犯财产权，并且威胁言论自由。2013 年 10 月，阿根廷最高法院发表意见，认为《视听传媒法》提出的原则是基于言论多样性，国家有权在必要时对媒体集中做出限制，因此《视听传媒法》符合宪法并且具备可执行性。对此，号角集团仍然表示不满，决定继续提起上诉。而在最高法院认定《视听传媒法》合宪后，监管部门便有权对超过许可证数量的 20 多家媒体集团进行重组。这就意味着，阿根廷法律首次强制媒体集团放弃执照，并正式将媒体集团重新划分为若干企业，以减少视听部门的大集团垄断。根据法律，必须确保重组后的公司之间没有合作关系或反竞争关系。然而，由于克里斯蒂娜政府本身不够强硬，监管能力弱，而媒体集团又过于强势，在许多重组案例中，包括号角集团在内的多数集团，仅在大股东之间重新分配股权，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拆分，非营利性媒体也并未如期获得准入。

更有甚者，阿根廷电信公司免于重组。作为开路电视市场的巨头，阿根廷电信公司同时还拥有固定电话服务许可证的交叉持股。以《视听传媒法》的规定来看，阿根廷电信公司并不能同时取得这两大领域的营业许可。然而，阿根廷政府并未对这一企业实施改组。与其他因为高度集中而遭到改组的媒体集团相比，政府对这一西班牙电信公司旗下企业给予了特别优待，结果招致大量舆论批评。

在《视听传媒法》颁布多年后，垄断媒体、资本集中和外资持股仍然是阿根廷媒体结构的显著特征。这一法律的颁布，很大程度上仅是克里斯蒂娜政府与号角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对非营利性媒体的支持和发展方面并未取得实质进步。虽然《视听传媒法》以多元声音为出发点，最终也并未得到落实，公共媒体依然有明显的政府倾向性。从管理层面来说，对许可证的发放缺乏专业管理。政府对全部许可证的来源和流向并不了解，不仅削弱了发放程序的公开透明性，也影响了波段的分配，阻碍了广播电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除此之外，2011 年反恐法修正案，增加了对媒体报道恐怖主义行为做出惩罚的规定。根据这一法律，如果新闻机构发布了“恐吓”公众的报道，将根据法律承担责任。尽管克里斯蒂娜政府表示，该措施并非旨在针对媒体，但在 2014 年，记者胡安·巴勃罗·苏亚雷斯（Juan Pablo Suárez）发布了一则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Santiago del Estero）警察抗议的视频片段，政府援引这一法案指控苏亚雷斯涉嫌报道恐怖主义。

第三，马克里时期政府与媒体关系恢复。

在克里斯蒂娜执政时期，政府与号角集团一直冲突不断。在克里斯蒂娜看来，《视听传媒法》旨在反垄断，而号角集团坚称这一法律意在政治层面打击唯一敢于公开批评她的媒体集团。2015 年大选中，马克里当选，很快缓和了政府与号角集团之间的矛盾。进入马克里执政时期，政府和私营媒体之间的关系得到普遍改善。

与克里斯蒂娜时期相比，马克里政府被认为在传媒政策方面带来很多进步变革，一改前任政府与媒体之间剑拔弩张的对立现象。首先，在社会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多年尝试后，国民议会终于 2016 年 9 月通过了一项信息公开法案，设立了专门的信息公开机构，允许每个阿根廷公民向政府机构对允许范围内的信息提出公开申请，并且规定相应机构必须在 15 天内予以回应。与此同时，这条规则同样适用于接受国家资助的私营企业。

此前，克里斯蒂娜政府对持不同意见的媒体采取打压方式，多次明确对这些媒体和记者提出批评。而到马克里上台之后，政府开始对传媒法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媒体的态度一改从前，不仅恢复了政府定期的新闻发布会制度，还停止从政策层面打压激进媒体和记者，而记者采访也不再受到法律限制，拥有更大的采访自由度。马克里还进一步签署法令，废除媒体和电信法（又称阿根廷数码法）。虽然并未直接触及 2009 年颁布的《视听传媒法》，但马克里签署的多项法令均旨在修订《视听传媒法》。支持修改法律的舆论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在阿根廷的普及，各家媒体集团都将目光转向网络媒体，这意味着《视听传媒法》已经跟不上数字化时代的变化。2016 年 1 月，联邦法院在一家消费者协会对电台的诉讼中，实质上否决了马克里提案的原则内容，但随后在 4 月的国民议会上，这一法令最终还是得以确立。

在克里斯蒂娜政府时期，监管机构在发放媒体牌照时存在明显“偏见”，几乎只向国营媒体或亲政府媒体组织发放牌照，被其他媒体和各界指责造成“社会不公”。对此，马克里撤销了对媒体拥有牌照的限制，解除了对媒体公司之间销售执照的禁令，并从 2018 年开始允许电信公司介入有线电视服务领域。2016 年 8 月，马克里政府建立了新的官方广告发布原则，停止将国家广告的行政化分配，重新制定了防止政治偏见的分配标准。政府继而大幅削减对一些媒体的投资预算，同时加上持续走低的经济形势，一些媒体集团的营收受到影响。

在此过程中，马克里政府对传媒政策的改革也招来不少争议和批评。程序合法性的问题，马克里认为，在克里斯蒂娜政府留下的混乱局势中有必要采取高压手段予以稳定。因此，他在签署法令修改《视听传媒法》的过程中，选择了直接绕过国民议会的方式，此举被认为是“反民主”的。监管机构主管的任命从法律层面上，需要得到参议院召开特别会议进行批准，但由于 2016 年参议院多数席位由马克里所属政党胜利阵线（Fernández’s Victory Front）控制，因而为他绕过这一过程带来了便利。同时，马克里明显偏向私营媒体的政策，也进一步加剧了传媒业的垄断。号角集团和电信公司合并，垄断了全国 40% 的电视网。由于号角集团的强势，合并后的新集团几乎包揽阿根廷境内所有的内容生产，还能享受政府给予的税费减免政策。此外，马克里政府还多次拖延一项新的传媒监察法的出台。

由此可见，在阿根廷传媒领域，难以制定推出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和内在一致性的传媒法规。在绝大多数时候，随着当政政府、党派甚至领导的政治需求变化，传媒法规也会随即受到调整、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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