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全球化首当其冲,这也是人们对于全球化最直
观的感受。国际贸易规模扩大,国际资本流速加快,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经济运作的主角,同时各类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层出不穷。在经济全球化深入的同时,各国间密切的经济联系推动了政治联系的加强。政治一体化进程加快,各国间协同一致的政治行为成为国际主流,单边主义逐渐失去了市场。与此同时,各国间文化交流的密切也使文化全球化成为风靡一时的话题,具体表现为各国、各民族之间意识形态分歧的弱化,价值观共通性的提高。
在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如火如荼之时,传播全球化的概念也逐渐浮出水面。其实,在全球化进程中,真正自始至终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是信息的全球性传播。经济全球化需要商业信息的交流共享,政治全球化有赖于外交信息的对话磋商,而文化的全球性互动更是以各种形式的信息为主要载体。正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是全球化的驱动器,它们使信息更自由和快捷地流动并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形成真正具有全球化的理念。”[1]传播在全球化中的作用,被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和福克纳(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表述为“地球村”和“地球都市”两个形象的概念。
一、传播全球化进入 2.0 阶段
尽管关于传播全球化的准确概念尚无定论,但诸多学者还是从多个角度给出了详细的解读。郭庆光教授认为,“全球传播是国际传播的扩大和发展”。它与跨国传播技术的进步和全球信息化进程密切相关,呈现出主体多元性趋势,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平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强调对全球公民意识,但仍具有很强的政治性。[2] 刘笑盈教授则认同上述“全球传播是国际传播的扩大和深化”的观点,同时从传播的五要素角度比较了两者的区别:全球传播主题高度分散化;传播手段进一步多元化;传播内容更加多元化和具有共同性;传播方式凸显商业化;传播效果更加深刻。[3]杨瑞明将传播全球化理解为“人们在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的社会空间,进行超越时空限制的信息传递和信息共享活动的过程和趋向”。[4]
基于上述内容,传播全球化的兴起有赖于三个基础性条件的出现。一是与超越国界的全球性事务越来越多。如全球性金融危机、环境污染、恐怖主义、核扩散等等,人们对于这些信息具有强烈的获知欲望。二是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全球性受众。全球化强化了人们的身份意识,与人类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全球性事务的频发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全球意识的觉醒。三是全球性传播主体的活跃。如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积极作用同样投射于媒体行业,形成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等全球性媒体,不仅具有全球报道的能力,而且以全球性事务为主要报道对象,在价值观取向上则呈现出去国家化特征。除媒体外,受众还通过社交网络完成了从受者到传者的角色转换,个体传播形成趋势。个体的多元带来价值的多元,互联网的包容性为持不同意见者提供了平等的平台,全球公共空间的形成有了可能。
尽管从宏观上看,传播全球化贯穿于各领域全球化进程的始终,但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现代互联网技术开始快速、广泛地进入人类社会生活中,人们对这一概念才开始具有切身的体验和较为清晰的认识。按照传播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以 2011 年全球网民超过 20 亿,占到全球人口近三分之一为标志,可以将传播全球化的进程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传播全球化 1.0 时代和 2.0 时代。如果说前者是传播全球化的起步阶段,那么后者就是传播全球化的深度发展阶段。1.0 时代的传播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全球网民数量开始快速增长,各媒体形态与网络媒体的初步融合。但这一时期尽管网民数量增速较快,但绝对数量不大。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的数据,2000 年初全球手机用户只有 5 亿,网民数量只有 2.5 亿。[5]而且传播与网络的结合尚处于初级阶段,网络只是众多传播途径之一,全面网络化远未实现。而传播全球化 2.0 时代则迎来了量与质的全面升级,主要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全球网民数量爆炸性增长;二是全媒体的网络化;三是视频传播的兴起。
首先,全球网民数量的爆炸是传播全球化 2.0 时代最直观的特征。 2011 年全球网民突破 20 亿大关,占到全球人口近三分之一,这也就意味着全球每三人中就有一位网民。[6]而到 2016 年底,全球网民数量已经达到39 亿,全球网络覆盖率接近 50%。[7]网络技术的发展在网民数量爆炸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与普及,成为传播全球化 2.0时代快速来临最为引人瞩目的因素。目前,移动端网络流量已经占据了媒体的半壁江山。腾讯传媒研究院将移动互联网的勃兴比作“指尖上的风暴”,并通过分析皮尤研究中心等海外数据机构的统计,2018 年智能手机数量将超过非智能手机,全球 50% 的网络访问量来自手机,移动端数据流量已经远远超过 PC 端。[8]随着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提速,全球信息传播速率也会持续加速。
其次,全媒体的互联网化。进入传播全球化 2.0 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广泛覆盖性的传播资源,而不仅仅是一种特定的传播手段。马云对未来互联网的地位给出了非常形象的评价:“未来 30 年任何一个企业如果不利用互联网技术发展业务,就会跟一百年前缺电一样可怕,甚至比缺电更可怕。”[9]无论何种类型的媒体,都可以而且必须以互联网化实现生存和发展。互联网空间的包容性可以呈现一切形式的媒体内容,其共享性则可以使参与其中的媒体实现信息的多平台无障碍交流与分享。在移动互联网如日中天的当下,以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为代表的社交平台通过移动客户端使全球用户融为一体。既与人类在全球化时代日益膨胀的交往欲望相契合,又通过即时信息推送等功能满足了人们对信息的强烈需求。
最后,视频传播的全面兴起。2.0 时代是个体传播的盛宴,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如此强烈的传播欲望。特别是在网络空间中,多元化价值与信息不仅追求自由传播,而且希望能够传播更多的内容,取得更佳的传播效果。从宏观层面看,以国家主体的国际传播旨在实现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形象;从微观层面看,各种类型的社交媒介为人际交流,个人传播提供了覆盖全球的平台。显然,单一的文字传播、音频传播已经难以胜任如此复杂艰巨的传播任务,视频传播应时而起。正如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所指出:“当大众媒介转换成为去中心化的网络时,发送者变成了接收者、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统治者变成了被统治者,这样,用来理解第一媒介时代的逻辑就被颠覆了。”[10]在网络化、移动化、多元化的传播全球化 2.0时代,视频传播具有天然的优势。
二、世界传播体系衍变
在传播全球化进入 2.0 时代的大背景下,世界传播体系也将发生新一轮的变化衍进。从世界传播体系的发展历程来看,世界传播体系历经由主要传统媒体、大型传媒集团主导的大众传播阶段,经过传媒体系与网络空间交织的过渡阶段,将向着以网络空间为主体的数字传播阶段迈进。
世界传播体系是一个拥有无数子系统的庞大系统,包括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内容生产系统、信息传输与内容交易系统、跨国传媒集团以及各国传媒集团管理制度规范。这些子系统之间的多层次互动,构成了世界传播的整个生态体系。纵观世界传播体系的衍变历程,可以将世界传播体系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传统媒体和传媒集团主导的阶段;二是传媒体系与网络空间交织的阶段;三是未来由网络空间主导的阶段。[11]
从 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 80 年代,可以说是传统媒体和传媒集团主导的阶段。1889 年,美国的思科利普斯 - 麦克里报业联盟成立,成为较早的媒体联合组织,也是传媒集团的早期雏形。在广播电视诞生前,传媒集团仅限于报业领域,英国北岩报业集团、美国的赫斯特报业集团都是典型代表。以报业集团为典型代表的早期传媒集团,成为报业大众传播时代世界传播体系的主导力量,在重大世界新闻国际报道中起到主要作用。随着广播电视的出现,传统以报业为核心的传媒集团开始向跨媒介、多元化的综合性传媒集团转变。无线电的发明为广播和电视的发明奠定了传播技术基础,并直接促使了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的诞生。1920 年 11 月 2 日,美国 KDKA 广播电台正式播音,向外界播送美国总统竞选的消息。20 世纪20 年代末到 40 年代初是世界广播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的美国三大广播公司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电视业的发展起点则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广播公司于 1936 年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随后爆发的“二战”阻碍了电视业的发展。直到“二战”之后,电视业在大西洋两岸均展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三大电视系统,即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先后诞生。早期的电视属于无线电视,有线电视诞生于 40 年代末的美国,而卫星电视则归功于 1962 年美国成功发射的“电星一号”通讯卫星。随着广播电视业的繁荣,集传统报业与新兴广播媒介为一体的大型传媒集团开始涌现,比如美国的时代华纳公司等,均是此类兼具新闻报道与文化娱乐功能、影响力覆盖通常超过国家界限的大型传媒集团。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技术革命的到来带动世界传媒领域的变革,进而促使整个世界传播格局发生重大变化。90 年代前后,各大传统媒体纷纷创立网络版,美国历史悠久、品牌一流的纸媒《纽约时报》于 1996 年率先上网,其他各大报刊争相跟上。随即于 1998 年,联合国宣布互联网为“第四媒体”,成为传统的印刷、广播和电视之外的又一新闻传播主要载体。 20 世纪末,跨国传媒公司加大了垄断力度,在世界传媒体系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大。2000 年,“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宣告合并,不仅诞生了全球传媒行业的巨无霸,同时也提升了网络媒体的地位。同时代华纳一样,新闻集团、维亚康姆、迪士尼等大型跨国传媒集团的业务范围也几乎覆盖了所有新闻媒体业态,诸如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时代周刊》(Time)以及英国的《泰晤士报》(The Times)等众多全球知名媒体品牌,全部归于这些传媒巨头旗下。与此同时,在网络技术推动下,媒体融合的概念开始成为传媒发展的大势所趋,不论何种业态也不管何种所有体制,所有的媒体机构都开始启动数字化、网络化的战略部署。尤其在大型传媒集团的雄厚财力和科技力量支持下,以英国《卫报》(The Guardian)、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世界一流媒体为先头,传媒集团的融合发展势不可当。在传媒集团日益网络化的同时,新的网络原生媒体机构也加入到了世界传播体系当中。从 1998 年“德拉吉报道”披露“拉链门”丑闻的报道横空出世开始,一大批源于互联网技术的个人及专业新闻传播机构兴起。比如,创办于 2005 年的《赫芬顿邮报》,在短短几年内访问量就远超《纽约时报》等传统纸媒品牌,并于 2012 年首次获得了美国最高新闻奖项——普利策新闻奖的肯定,这一事件标志着《赫芬顿邮报》这一网络原生媒体正式获得了美国主流新闻界的接纳。以《赫芬顿邮报》为代表的网络原生媒体,其新闻生产不再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精英模式,更多则是基于用户原创的内容聚合。在传统媒体日益向网络延伸、网络原生媒体加入到新闻传播序列的过程中,世界传播体系进入了传媒体系与网络空间交织的阶段。
此后,网络原生媒体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深入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网络技术进一步演化的背景下,网络传播也经历了从 Web1.0(门户网站)、Web2.0(网络互动)到 Web3.0(虚拟沉浸)的迭代,并将很快进入 Web4.0 的智能传播时代。在网络技术不断更新的背景下,具有交互、参与、沉浸体验的网络媒体日益涌现。网络用户的新闻消费体验也从自主检索、互动分享向着沉浸体验不断衍进,而未来进入智能传播时代,每个用户获得的信息资讯都将是基于海量个人数据和行为轨迹生成的个性化内容,不仅传播主体的边界更加模糊,甚至不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机构,内容生成到传播渠道浑然一体高度智能。到这个阶段,世界传播体系将由基于数字技术的网络空间主导。
网络技术迭代
三、世界传播体系现状
就国家界限与地理空间来说,世界传播体系的现时图景可以按照不同国家地区,描绘出一幅传播实力差异的世界媒体地图。从媒体发展程度上来看,世界各地区的媒体发展图景与发达程度有着正相关的关系。北美、欧洲作为发达国家聚集的地区,其媒体发展程度也最高。北美地区只有两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 5%、世界面积的 14.6%,却是世界媒体“海拔”最高的地区,同时也是媒介融合发源最早、程度最深、竞争最激烈的地区;欧洲有 44 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 10%、世界面积的 6.8%,传媒产业由于发展较早而成熟度较高,是仅次于北美的世界媒体高原。媒体密集而丰富,也出现了多样化的媒介融合发展态势。[12]
进入传播全球化时代,传统媒体时代崛起的欧美媒体巨头仍然在世界传播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诸如全球三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以及《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传统世界一流媒体,至今仍具有覆盖全球的传播能力和强大影响力。在世界媒体实验室评选的 2018 年“世界媒体 500 强”中,美国的谷歌、康卡斯特和迪士尼公司位列前三名,美国和英国这两个传统传媒强国则在多年的评选中始终稳稳占据入选数量最多的国家前两位。2017 年,有学者根据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ORA 对全球 195个国家 359 家媒体的影响力展开调查,“《纽约时报》国际社交网络影响力排名第一,其他排前五位的媒体还有路透社(Reuters)、美联社(AP)、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可以说,传统媒体时代的全球媒体巨头包括报纸、电视和通讯社依然垄断新媒体时代的传[13]播话语权”。 基于传统媒体积累的品牌优势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高公信力、强影响力,欧美传媒强国依然是当今世界传播体系的主导力量。
亚洲是世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洲,亚洲国家占有世界人口的60%。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 2018 年发布的《2018 年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报告》,亚洲共有九个国家被认定为最不发达,其中包括尼泊尔和不丹。同时,亚洲也有日本、韩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以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主要新兴国家印度。经济水平、发展程度的差距,也反映在亚洲各国传媒实力的差异上。相比于欧美媒体的发达程度而言,亚洲国家媒体近年来发展较快,但程度参差不齐。总体而言,亚洲还处于传统媒体发展阶段,短期之内报纸仍然是人们获取新闻的主要媒介形式,电视也在大多亚洲国家的传媒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14]近些年来,亚洲地区的网络媒体发展速度飞快,2014 年亚洲地区网络普及率仅为 34.7%,到 2019 年已经提升到 54.2%,但仍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58.8%。[15]不论是人口自然增长还是网络技术覆盖的数据增长,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都使得亚洲国家的网络普及率将在接下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速度增长。
在亚洲地区内部,地处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位于亚洲媒体发展的前列,这三个国家也早已进入了媒介融合的时代。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政府为了改变本国互联网发展的困顿局面,连续三次推出国家级的信息化发展计划。“在短短的十年内,日本信息化发展经历了从‘e-Japan’到‘u-Japan’ 再到‘i-Japan’的三次飞跃。”[16]国家级的信息化战略成功推进网络行业的快速发展,为本国的媒体融合发展及融合媒体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以网络技术作为媒体发展的核心动力,深入到媒体生产与新闻传播的各个环节中,使得报业、广电及网络不同媒体之间得以高度融合。在 2013 年成功取得 2020 年奥运会举办权后,日本又更进一步努力尝试推进融合报道提升赛事传播效果。以日本放送协会(NHK)为例,该台一直“把技术视为融合发展的基础和重心,累计有数千件广播电视技术方面的专利。在统一的数据库基础上,通过光纤通讯技术对信息予以整合,并利用不同渠道和终端重组信息,打造个性化的传播模式”。[17]除了东亚传媒大国以外,西亚部分国家的媒体也发展迅速。尤其是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基于处在中东腹地的地缘优势,在报道阿拉伯世界以及巴以冲突等热点新闻方面具有世界其他媒体不具备的语言、文化接近性优势,坚持以“意见与异见”的独特视角,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9·11”事件等历次重大事件新闻报道中都有卓越表现。因而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传播体系的新力量新影响,一度被称为“海湾的 CNN”,如今更是发展成为世界性的重要传媒机构。此外,亚洲其他地区的媒体发展则较为落后,但在网络的高速发展推动下,也将迎来下一个拐点的加速发展契机。
在亚洲国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媒行业近年来的发展。随着中国的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中国媒体在世界传播体系中也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1 世纪以来,中国加强了对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也成为中国新闻业界的理念共识。尤其是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除了加强与沿线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外,还加强了与各国在媒体方面的合作。2019 年 4 月 26 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又进一步表示,中国将积极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深入开展各领域人文合作,其中在新闻领域设立的“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机制,将为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媒体机构间资源共享和合作提供机遇。有力地推动了新的传播全球化语境下世界传播体系的转变,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媒体在其中的话语地位。
与此同时,网络技术和网络普及的高速发展也有力推动了中国媒体行业与国际媒体同行的竞速效率。2014 年 8 月 1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媒体融合提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各类媒体纷纷加快媒体融合,而 2014 年也被称为“媒体融合元年”。在媒体融合的转型当口,中国媒体紧跟世界新闻传播行业的发展潮头,融合发展的进程紧跟甚至赶超西方媒体发展速
度。举例来说,2018 年 3 月,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建,原中央电视台、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制取消。全新的航母型媒体以“中国之声”的统一呼号对外传播,成为推动多媒体融合发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的组合力量。同年 8 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便与中国移动强强联手,启动在 5G 技术研发、4K 超高清传输、内容分发以及大数据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全面战略合作。2019 年 1 月,总台通过中国移动的 5G 试验网络成功实现将央视春晚深圳分会场 4K 超高清信号回传至北京机房,同时将总台 4K 超高清北京景观信号传送至位于深圳分会场的总台 4K 超高清转播车展现实时信号,标志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加快推进 5G规模试验和应用示范上迈出了坚实步伐。[18]5G 商用在即,中国在相关技术和媒体传播领域的前沿探索已经为接下来的深度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人工智能技术也已经投入了新闻传播应用当中。在 2019 年的两会上,AI 合成女主播“新小萌”进驻新华社报道两会,海外媒体对此投入聚焦颇为关注。在基于网络技术的新一轮世界传播体系变革中,中国首次与西方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很多方面已经能够与之并驾齐驱,甚至在 5G 等关键领域超车领先。可以说,在未来的世界传播体系中,中国必将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在欧美和亚洲之外,下一个新闻传播行业发展较好的区域是包括伊比利亚美洲在内的拉丁美洲地区。拉丁美洲指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包括墨西哥、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拉美从整体上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差异大,其中经济总量最大的是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加上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智利、秘鲁,这 7 个国家占据了拉美 GDP 的 90%。”[19]在拉丁美洲媒体市场中,传统媒体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集中、媒体垄断程度较高。墨西哥特莱维萨电视集团、巴西环球集团、委内瑞拉西斯内罗斯集团是拉美地区三个最大的媒体集团,均为当地主要权贵家族掌握。受地理位置的影响,拉美地区媒体发展受美国影响较深。“就整个媒介行业的格局看,拉美各类媒体都在发展,按照媒介渗透率高低的排列顺序依次是电视、广播、网络媒体与报纸。”[20]多年以来,拉丁美洲的互联网普及率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从 2011 年的 36% 一路攀升至 2017 年的55%。到 2019 年进一步扩展为 68.9%,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58.8%,仅次于北美和欧洲地区。[21]
2011—2017 年拉丁美洲互联网普及率增长趋势(www.xing528.com)
最后,世界传播体系的最低地应属非洲。由于地理条件及经济发展的影响,非洲目前是世界上相对最为落后的地区,其媒体发展情况也较为滞后,目前仍处于广播时代。在非洲地区,报纸和电视的普及率较低,每千人报纸拥有量最高不超过 30 份,远低于世界千人 90 份的平均水平。因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落后,非洲更是互联网发展的洼地。截至 2019 年12 月 31 日,非洲的互联网用户数为 5.26 亿,网络普及率为 39.3%。[22]较之2014 年的数据,网络用户 1.67 亿人,网络普及率仅为 26.5%,[23]已经有了长足进步。由于基础较为薄弱,非洲各国近年来在电信网络等基础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属于近年来互联网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同时,得益于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发展合作倡议的落实推动,中非媒体交流互动也更加频繁多元,非洲媒体从业人员有更多机会前往中国各地开展实地采访,也有更多与中国媒体同行交流合作的机会,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已形成多项高效、良性互动的机制平台,比如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以及中国国际新闻交流中心举办的非洲、亚太记者培训等。总的来看,在非洲各国之中,南非处于新闻传播行业的领跑位置。其中,独立传媒集团、时代传媒集团、纳斯帕斯集团是南非的三大代表性媒体集团。相对来说,东非各国的传媒业也较为发达,部分国家如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媒体发展势头较好,并且拥有一些具有地区性影响力的传媒集团。如肯尼亚的民族传媒集团(NMG)和旗帜集团,其中民族传媒集团不仅在本国经营有报纸、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并且拥有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国内多家媒体的经营权限,在网络传播领域也颇有建树,旗下的分类广告网站N-Soko、在线旅游网站 Twende 等在东非地区都具有与同类国际网络巨头相竞争的实力。而西非地区的主要传媒大国是尼日利亚和加纳,前者的达尔传媒集团(DAAR)和后者的加纳多媒体集团(MGL)均是具有地区影响力的主要广播电视集合网络的综合性传媒机构。[24]最后,撒哈拉以南非洲是非洲最欠发达的地区,同样也是整个非洲地区传媒业相对最落后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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