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世纪,航海家哥伦布穿越大西洋抵达美洲东海岸,两个半球相遇, “伊比利亚美洲”从此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长期以来,中国同伊比利亚美洲各国始终保持友好关系。早在16 世纪,中国和伊比利亚美洲就开始了跨越蓝色大洋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近年来,双方经贸、文化和人员往来日益频密。进入全球化4.0 时代,中国同包括伊比利亚美洲在内的世界各地联系更加紧密,伊比利亚美洲国家也在对内的发展战略及内外政策调整中重新定位与中国的关系,伊比利亚美洲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地位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对中国来说,伊比利亚美洲的变化与调整,是我们持续深入全球化历史进程,加深与伊比利亚美洲深度交流合作的重要机遇,同时也是重大挑战。
一、全球化进入4.0 时代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定居和迁徙是人类基本的生存形态。人类在定居的过程中形成了民族,建立了国家,而在迁徙中打破了界限并且促成了大范围的互动交往,在原本相对孤立的区域之间建立起联系。这时,世界开始逐步成为一个彼此联系的整体,全球化的进程便也拉开了序幕。从宏观历史视角来看,全球化是人类历史晚近时期才出现的概念,但是全球化的进程却几乎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尽管“全球化”的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但是在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中,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内的各大区域均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参与其中。
进入近代历史阶段,人类社会进入加速发展期,世界也以更快的速度迈向全球化。1944 年,美国学者首次采用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来描述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进入 60 年代开始获得普遍接受。[1]进入 20世纪后,全球化的现代意义已经得到广泛使用,从最初的跨越国界的地理范围含义,逐步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全球化既是人们对于地理空间的认知,也是对世界内在运行机理的理解。
学界普遍认为,世界已经历了三次全球化。第一次肇始于 16 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伴随着现代世界体系的开端,民族国家及其承担的职能体系开始在不同程度上趋向跨越国家界限的范围;第二次则发轫于 19 世纪末并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国等欧洲主要殖民国家为核心的世界性殖民体系是全球化的中枢神经;第三次则是冷战结束以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3.0 时代,在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指导思想下,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变成了个人,世界联系得更加密切,合作和竞争都更加频繁。最重要的是,在此之前全球化的中心驱动都是欧美发达国家,而从此时开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
面对新的全球发展局势,知名经济学者邵宇指出,“这个世界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调整变革,多极化趋势全面深入推进,大国联系重构空前复杂,国际矛盾斗争暗流涌动……”[2]眼下全球化体系正处于裂变的关键期:经济上,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与能源独立使其需求逐渐“内卷化”;全球贸易失衡虽有缓解,却陷入了增长萎靡的阶段,进入一轮“新平庸”状态;世贸组织(WTO)多哈回合陷入僵局,而区域合作正在蓬勃发展。以美国和美元为主导的全球化 3.0 模式内在缺陷不断暴露,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不平衡、创新与资本分布的不平等、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抬头等等,都为全球发展带来新的风险。而现行的全球治理体制在面对上述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时,已经日渐显露出力所不逮的机制性缺陷,给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之路带来更多风险和不确定性。
随着以创新科技为核心动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风起云涌,加之环境挑战、区域竞争、经济不平衡等因素的推动,人类社会开始进入新的一轮全球化发展进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重塑国家、区域、跨国集团、大型企业乃至不同文化社会的发展形态。“全球化 4.0”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革新,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核心理念的全新治理模式成为新的全球化发展的体系保障,积极的共同价值观将成为全球化 4.0 的特征。进入 4.0 阶段的全球化发展需要更多关注此前未能赶上全球化发展机遇的部分人群,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3]
由此可以说,“全球化 4.0 不是要塑造一个平行的霸权结构,正好相反,它将会改进全球化 3.0 中个别国家独大所引发的各种缺陷”。[4]因此在全球化 4.0 治理理念及政治经济博弈中,新的世界秩序也终将形成。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2001 年初入世贸组织到如今,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地位愈发凸显,越来越成为世界格局中的重要部分。从实践来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不但渐次进入地缘热点区域,还走到了全球治理的最前沿。2017 年,中国成功举办“一带一路” 论坛,达成 270 项成果,引起全球瞩目。这表明中国已经启动了全球化 4.0经济发展模式,而“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丰硕成果,便是拉开这场大幕的“开门红”。2019 年,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达成六大类 283 项成果。作为和平友好的东道主,本次高峰论坛邀来更多朋友共襄盛举,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合作质量愈发提升,发展前景更加光明。
在世界步入全球化 4.0 时代的同时,国际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也开始增多。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高涨之际,包括伊比利亚美洲在内的世界各个地区都开始越来越倚重和平崛起的中国力量,频频将目光投向中国,期待与中国展开深入对话,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紧密,国际传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二、全球化中的伊比利亚美洲
伊比利亚美洲这一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源于 1492 年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活动。19 世纪初拉美独立战争后,西班牙和葡萄牙退出新大陆,然而其语言文化连同世代移民则留了下来,成为这一地区众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因素和主导力量。伊比利亚美洲是指使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所有美洲国家和地区的总称,它们曾经都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地,属于西班牙殖民帝国或葡萄牙殖民帝国的一部分,并且在各方面,尤其是文化上,深受原宗主国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影响。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位于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伊比利亚美洲也由此得名。[5]
从地理范围来说,伊比利亚美洲主要指拉丁美洲 19 个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20 世纪 90 年代,为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500 周年,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Juan Carlos Ⅰ)倡议召开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拉美地区西语、葡语国家给予了热烈响应和支持。在西班牙赞助和墨西哥积极组织下,首届首脑会议于 1991 年在墨西哥举行。截至 2019 年,已举行了 25 届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成为国际社会多边协商、对话和合作的长期机制和平台之一,对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和全球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6]在此背景下,由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安道尔三个国家也加入了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峰会机制下这三个国家也成为广泛意义上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7]本研究对伊比利亚美洲的探讨,仅限于地理文化范围上的伊比利亚美洲,即由墨西哥、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古巴、多米尼加、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巴拉圭、阿根廷和乌拉圭在内的18 个西语国家。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局势渐趋稳定,伊比利亚美洲各国进入稳定的持续增长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务实的政治力量也为伊比利亚美洲西语国家的崛起带来了新鲜气息,整个地区以及各国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从政治形势来看,伊比利亚美洲地区的政局相对平稳,在政治生态和政治形势方面出现了新调整和新变动。部分国家的政治环境趋于恶化,领导人执政难度加大、压力增加,国内党派、政治力量对比状况发生重大变化;一些社会群体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害,不满情绪增加,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发生变化;拉美左翼在地区政治中的主导力量逐渐减弱,左翼共识已经退却,左翼政权面临压力,政治格局呈现“左退右进”之势;拉美新右翼政权与传统右翼正在政策上走向趋同,地区的右翼共识正在形成。[8]温和务实的新右派领导人在整个拉丁美洲崛起,为地区内各国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和平有利的政治环境。新右派领导人多为 20 世纪 90 年代崛起的年轻一代,能够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新思想与新策略,形成了新的右翼社会思潮,被拉美学术界称为新保守主义。新右派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不同于传统右派,也不像欧美的极右派,属于走中间路线的右派政治力量,在政策上更注重务实主义,新右派与中左派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意识形态色彩较为弱化,更注重选民所关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出了许多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思路和政策建议。新右派政权的政策取向更加务实,有助于经济发展。为了赢得中下层收入选民和其他意识形态盟友的支持,新右派在制定政策主张时也必须兼顾他们的利益诉求,平衡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注重从实际出发,不再走 20 世纪 90 年代强调新自由主义改革反而脱离社会实际的老路。对外政策方面,各国也讲究现实主义,更加关注实际利益,强调平衡外交,温和务实,反对偏激。在对华关系方面,中右派政府都注重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发展中拉友好关系。[9]
就经济发展来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持续影响下,世界经济进入长期缓慢攀升阶段,伊比利亚美洲国家也经历了由快速增长到危机频现进而渐趋衰退的转变,各国普遍由于动力不足而面临新的一轮低增长困难周期。经济的周期性变化直接作用于伊比利亚美洲各国对外关系的前景,为中国与伊比利亚美洲关系的长足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世界银行 2017 年经济预测报告指出,今后三年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都将处于极低增长状态,预计该地区 2017、2018 和 2019 年的增长率分别为 12%、23% 和 26%,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虽然整体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该地区总体增量仍呈现积极势头。联合国拉丁美洲、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发布的《2018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概览》调查报告指出,在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不确定性和波动性的情况下,受国内需求反弹,尤其是私人消费和投资略有增加等利好因素带动,该地区当年经济将平均增长 1.5%。这一地区在过去 20 年中投资水平有所上升,缩小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10]由此可见,伊比利亚美洲地区仍具备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伊比利亚美洲国家也开始重新审视彼此之间的关系,进而推动建设在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组织框架下的新型多边关系。《2017—2018 年拉美对外关系》报告指出,该地区各国间和与他国间关系的主题依然是如何适应全球秩序和力量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在全球化趋势和“反全球化”潮流以及经济“不确定性”中如何自处,同时在这种经济形势和政治生态中,发展和开启及时应对策略,以解决一系列外交难题,尤其是与域外大国的关系及地区问题。譬如,美国与墨西哥、美国与古巴、美国与委内瑞拉的关系,南方共同市场与委内瑞拉的关系,玻利维亚与邻国的关系等。除此之外,涉及经贸、移民、毒品、安全、反腐等的地区性问题,依然是该地区面临的主要困难。报告指出,在全球秩序和力量结构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地区内各国的外交政策在保持与欧洲和美国传统关系的同时,开始关注与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关系,并致力于使两个战略方向达到平衡。欧洲、俄罗斯和中国等域外力量的存在,在该地区代表了与以往不同的轨迹和特征,但这并没有偏离区域国际关系的历史传统。2017 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或将催生地区内国家新的政治趋势和该区域内各国之间新的互动模式,并表明了未来几年拉美国家对外政策的发展趋势。[11]在对外交流中,伊比利亚美洲各国始终坚守国际法,在保护本地区的民主机制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果,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将己国法律凌驾于国际法之上,通过建立集体保护地区民主的机制等维护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的民主进程。
三、全球化中的中国和伊比利亚美洲
从 1960 年中国同古巴建交以来,中国与伊比利亚美洲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已经走过近 60 个年头,先后经历建交初期的“积累期”、全面合作的“勃发期”和快速发展的“上升期”,中国永远是伊比利亚美洲可靠的朋友、真诚的伙伴和亲密的兄弟。进入新时期,中国与伊比利亚美洲各国的双边关系正不断取得新突破。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积极发展与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的双边互访、扩大与伊比利亚美洲地区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平台等措施,保持着与伊比利亚美洲各国以及主要的一体化组织之间的密切外交关系。通过经贸合作、政治互信、首脑外交与人文交流的层层递进,不断推动着中国和伊比利亚美洲的关系向纵深发展。中国和伊比利亚美洲地区加速构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的发展命运共同体乃大势所趋。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际,倡导互通互鉴的“一带一路”恰逢其时。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伊比利亚美洲各国积极响应,高层互动日渐增多,中国同伊比利亚美洲各国关系进入蜜月期。从双边关系来看,中国领导人多次对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和葡萄牙等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开展国事访问,与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领导人互动频繁。2018 年 11月 27 日至 12 月 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西班牙、阿根廷、巴拿马、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此次访问是习近平主席第四次到访伊比利亚美洲,也是习近平主席首次访问巴拿马,第二次访问阿根廷。中国与上述各国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和联合新闻公报,双方达成高度共识,为双边关系和中国与伊比利亚美洲地区整体合作筑牢坚实基础、开辟广阔前景、增添丰富内涵。(www.xing528.com)
中国和伊比利亚美洲各国的经贸合作互利互惠,在务实合作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在过去的 20 年里,中国与整个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贸易额呈现出大幅攀升的趋势。2001 年,双方的贸易额约为 149 亿美元,2010年增至 1830.67 亿美元,到 2011 年已增至 2415 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整个拉美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经济的增长刺激了消费需求,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需要增加进口来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中国在伊比利亚美洲经济体(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秘鲁等)中找到了重要的供给市场。[12]从经济和贸易领域来看,中国不断深化同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的合作。随着中国在工业制造、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和高科技等领域的投资不断增加,中国如今业已成为伊比利亚美洲地区经济增长和产品出口的主要源泉和目的地。特别是在自然资源出口领域,进一步加强对华出口合作,伊比利亚美洲各国势在必行。对中国而言,伊比利亚美洲地区是自然资源和能源的重要来源地,同时也是中国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这表明,经贸合作对中国和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3]自“一带一路”倡议延伸到整个拉美地区之后,中国和伊比利亚美洲各国的关系随即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在 2019 年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高峰论坛期间,中国与秘鲁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中国在伊比利亚美洲地区排前三位的贸易伙伴分别是巴西、墨西哥和智利,双方已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形成了相互借助、共同发展的经贸合作格局。
与此同时,中国与伊比利亚美洲国家之间的人文交往日益扩大,合作内涵不断深化。同中国一样,伊比利亚美洲多数国家都是新兴经济体,彼此之间具有强大的经济互补性和巨大合作潜力。此外,中国与许多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在文化上也存在互通之处,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政治经贸交流。中国和众多伊比利亚美洲国家之间,无论在历史还是人民的生活方式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很多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都拥有庞大的华人社区。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与整个拉美地区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合作的时代内涵不断丰富。自 2009 年到 2013 年,伊比利亚美洲孔子学院联席会议连续举办了五届。在整个伊比利亚美洲地区的 14 个国家共有 36 所孔子学院。仅在 2012 年,这些孔子学院就开设了 1700 多个汉语言及文化班,招收了 2.5 万名学员,比上年增长 40%;举办各类文化活动600 多场次,参加人数达 63 余万,同比增长 30%。在孔子学院等语言文化交流机构的助推之下,中国与伊比利亚美洲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更进一步加深。此外还有“中拉文化交流年”的成功举办,也为中国与伊比利亚美洲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开启了全新的篇章。“中拉文化交流年”始于 2014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出席中国—拉美及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提出了中国和拉美与加勒比地区近 30 个国家于 2016 年共同举办 “中拉文化交流年”的倡议。之后几年间,中拉文化交流年的成功举办为双方在文化互通互学中进一步拉近关系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2019 年,中国又成功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与会的阿根廷公共媒体事务国务秘书埃尔南·隆巴尔迪(Hernán Lombardi)表示,“世界文明需要‘互联互通’,拉丁美洲文明也需要与亚洲文明对话”。[14]
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推动中国和伊比利亚美洲各国关系持续发展的首先是双边贸易。在全球化 4.0 时代,中国和伊比利亚美洲各国关系以经贸发展为前提,带动政治外交和文化交往。随着经贸往来的不断加深,中国和伊比利亚美洲各国的文化交流也必将乘借东风,在世界传播大格局中绽放出新的友谊之花。
[1] 尹鸿,李彬.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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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武英. 塑造包容合作的经济全球化4.0[N]. 经济参考报,2019-01-23:001 版.
[4]朱华丽. 中国在全球化4.0 语境下的角色重塑[N]. 新华书目报,2019-07-04:015 版.
[5]朱伦.“伊比利亚美洲研究”专栏主持人语[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3):90.
[6]外交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 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EB/OL]. 外交部,2019-12.
[7]参考消息. 外电评析:伊比利亚美洲将目光投向中国[N/OL]. 参考消息网,2018-11-04.
[8]方旭飞. 拉美黄皮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6~2017)发布会综述[J]. 拉丁美洲研究,2017(4):1-4.
[9]沈安. 新形势下深化中拉合作关系的必要性、路径选择和挑战[J]. 拉丁美洲研究,2017(6):31.
[10]朱旌. 报告预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今年经济平均增长1.5%[N/OL]. 经济日报,2018-08-29.
[11]王帅. 拉美黄皮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7~2018)发布会综述[EB/OL].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8-06-10.
[12]参考消息. 外电评析:伊比利亚美洲将目光投向中国[N/OL]. 参考消息网,2018-11-04.
[13]阿斯图迪略. 拉丁美洲与“一带一路”倡议[J]. 孙铭晨,译. 朱伦,校.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3(3):42-48.
[14]党琦. 拉美文明与亚洲文明也需“互联互通”[N/OL]. 新华网,2019-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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