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中的缺失简本，荆门郭店楚简的关尹遗说

现存《老子》一书，各种版本较多。按其不同载体及形成时间，可分为竹简本、帛书本、石刻本、写本和木刻本。

（一）竹简本。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墓葬年代为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初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老子》一书的最古传本。

竹简的整理者按其字体、形制的不同，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的内容包括传世本的第19章、66章、46章中段和下段、30章上段和中段、15章、64章下段、37章、63章、2章、32章、25章、5章中段、16章上段、64章上段、56章、57章、55章、44章、40章、9章。乙组的内容包括传世本的第59章、48章上段、20章上段、13章、41章、52章中段、45章、54章。丙组的内容包括传世本的第17章、18章、35章、31章中段和下段、64章下段。三组简文的总字数相当于传世本5000余言的五分之二。

1998年，荆门市博物馆所编《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将简文公之于世。

对竹简本《老子》，研究者有不同看法。郭沂“楚简《老子》与老子公案”（《中国哲学》第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一文认为，竹简本《老子》是一个原始的、完整的传本，不含有今本（传世本）中的高远玄虚之论、非黜儒家之语、南面权谋之术，有完全区别于今本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其作者就是春秋时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而今本则是战国中期的太史儋对竹简本《老子》加以改造、重编、增订而成的。但据发掘报告，墓葬在发掘时已数次被盗，竹简有缺失，简本《老子》亦不例外，所以多数学者倾向认为简本并非一个完整的抄本。李学勤在1998年4月8日《中国文物报》发表“荆门郭店楚简所见关尹遗说”一文，认为：“荆门郭店楚简《老子》可能系关尹一派传承之本，其中包含了关尹的遗说。”

孙以楷“太史儋与《老子》无关——与郭沂先生商榷”（《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一文认为：“今本《老子》与郭店简本《老子》之间不仅字数相差甚大，而且文字上也确实有不同，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主要原因有两点：（1）简本《老子》不但是《老子》的节选本，而且对原本《老子》的重要命题（如“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做了改动（关于这一点，我有专文论述）；（2）今本《老子》所据之《老子》版本与简本不同。有些地方简本《老子》更近于原本《老子》，有些地方则是今本《老子》更近于原本《老子》。”

对于简本与今本《老子》的性质及其关系，高晨阳认为：“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推断：简本是一个选本，它在今本《老子》的基础上，经过重新编排而成。这一推断，不是没有根据的臆测。”“至此，可以清理一下我们的看法：第一，今本《老子》属春秋末期的作品，为老聃所著；第二，简本源于今本《老子》，是一个选编本。”

陈鼓应“从郭店简本看《老子》尚仁及守中思想”、王博“关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结构与性质”（《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三联书店，1999年）二文认为，在竹简本《老子》之前已经存在一个类似于通行本规模与次序的《老子》，竹简本《老子》的甲、乙、丙三组只是当时的节抄本。之所以如此，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由于竹简繁重，抄写不易，书写工具不便，流传受到影响，全本不易流传。二是抄写者根据自己的构思和意图来节抄，三组简文都体现出抄者的侧重，如丙组的主题是治国，乙组的主题是修道，甲组的第一部分的主题与丙组相似，主要讨论治国方法，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关于道、天道与修身的。王博还认为，竹简本为节抄本的另一方面的根据是，与郭店一号墓年代相先后的一些引用老子语句的材料并不见于三组简文中，说明竹简《老子》并不是当时流行的《老子》全本。

丁四新在《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举出先秦时期引用老子语句的材料，并说这些材料见于今本而俱不见于竹简本，足证竹简《老子》并非一个完足本。这种观点虽然从整体上肯定《老子》一书为春秋末期老子的著作，但并不同意把竹简《老子》看作一个底本的摘抄本的看法，而认为《老子》不一定全都是老子一人完成的，很可能是逐步完善、发展演变成通行本样式的，其大体规模当在战国早期或稍晚已基本形成。但至战国中期偏晚其结构可能仍然是松散的，或可称为“《老子》丛书”或“活页文本”。从《老子》一书的原始形态向郭店竹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及各通行本的发展，编者们都是在有意识地重新编辑《老子》，使之更趋向合理化，成为名副其实的一部书或文章。因为《老子》一书经历了一个完善化、合理化的过程，所以就版本的优劣而言，很难说简本《老子》一定优于其后诸本，正如很难说帛书本《老子》一定优于其后各通行本一样。

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通行本《老子》在内容上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在帛书本、通行本中比较激烈地批评儒家仁义思想的话不见于竹简本，如第19章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在竹简本中作“绝伪弃诈，民复孝慈”；第5章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不见于竹简本。陈鼓应“从郭店简本看《老子》尚仁及守中思想”、李存山“从郭店楚简看早期道儒关系”（《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由此认为，早期的儒道关系并不像后来那样对立。

周凤五“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义”、黄钊“竹简《老子》的版本归属及其文献价值探微”、黄人二“读郭简《老子》并论其为邹齐儒者的版本”（均见《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都认为竹简本《老子》不仅是摘抄本，而且是“援道入儒”的产物，是“儒家化”了的改编本，或者说是邹齐儒者的版本。这样就更增加了对《老子》版本认识的复杂性，而要从竹简本《老子》来探讨《老子》的原貌或“祖本”就更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二）帛书本。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分为甲本和乙本。甲本的字体介于篆隶之间，乙本的字体为隶书。甲本不避汉高祖刘邦讳，乙本则避刘邦而不避汉惠帝刘盈、文帝刘恒讳。墓主为文帝时人，所以人们认为甲本必定抄于汉高祖以前（亦有人认为更早），乙本则在甲本以后，但与甲本相隔不远。

甲、乙本皆分两篇，而不分章次。乙本篇末标有《德》3041字，《道》2426字，合计5467字。甲本尾题残缺，不明。

1974年9月，文物出版社首次影印出版了帛书原文。《文物》杂志1974年第11期登载了“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释文”。1976年3月，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帛书的释文和注释，书后附有帛书《老子》甲乙本与唐傅奕本的对照表。(www.xing528.com)

帛书甲、乙两本的句型、虚词及所用古今字、假借字等均有差异，说明两本的来源不同，不是抄自同一古本。帛书本与传世诸本相比，主要有以下不同：

（1）传世诸本道篇在前，德篇在后，而帛书甲、乙本都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后。帛书甲本在上下篇之间只有一个分章符号（圆点），乙本在德篇后写有“德三千卌一”，在道篇后写有“道二千四百廿六”。帛书本的上下篇顺序与《韩非子·解老》的顺序略相合。另外，严遵《老子指归》现存“德经”部分七卷，据其序文《说二经目》说“上经四十”，“下经三十有二”，也是“德经”在前。

（2）严遵本按照“阴道八，阳道九，以阴行阳”，将《老子》分为“上十有二首”，其余传世诸本一般都是分为81章，即上篇“道经”27章，下篇“德经”44章。元代吴澄《道德真经注》认为81章有不当分而分的，所以合并为68章，即上篇32章，下篇36章。帛书乙本不分章，连续抄写。甲本也连续抄写，但又有19个分章圆点，其中12个圆点与诸传本的分章相符，另有6个圆点是点在传世本的某章之内，如在46章的“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与“祸莫大于不知足”之间有分章点。

（3）在帛书甲、乙本中，相当于传世本第24章的文字是抄在第22章的文字之前；相当于传世本第41章的文字是抄在第40章的文字之前；相当于传世本第80章和第81章的文字是抄在第67章的文字之前。帛书本的顺序可能比较合理，如第40章与第42章相连，“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后面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除了以上三点大的不同外，帛书甲、乙本与传世本相比，字句上也有不少相殊的地方。虽然帛书本也有损掩、脱文、衍误等缺点，但抄写的时间早，较多地保存了《老子》原来的面貌。用帛书本可以校勘传世本的讹误，这是《老子》研究者的共识，但在是否把帛书本视为“最好的本子”，或是否要用帛书本“取代”传世本的问题上，学界存在着分歧，多数研究者所取的态度是“以帛书为权衡，而不泥古；以各家作参考，而不执一”。《老子》帛书本的价值主要在于《老子》版本的校勘方面。

（三）石刻本。约略统计，石刻本有14种。其中，以唐太宗（627—649年）时虞世南校改的石刻《老子》为最古，其次为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易州龙兴观的道德经碑。

（四）写本。均为唐代写本《老子》残卷，散见于各地保存的敦煌经卷中，为数颇多。

（五）木刻本。今见木刻诸本中，以宋刊《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为较古，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有影印本。明正统《道藏》搜集《道德经》本文及汉、魏、唐、宋、金、元、明众注本，总计有41种之多。

自汉代以降，《老子》一书有众多的注本。据唐末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记载，当时流传的《老子》注本已有六十余种。据《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记载，《老子》注本佚失的数量更多。由宋至清，《老子》注本又有大量的增益。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老子》古代注本不下数百种。

就历代注家所依据的《老子》的版本而言，流传最广的是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老子河上公章句》是托名汉文帝时的“河上公”为《老子》作注，其成书可能在东汉时期。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是魏晋时期玄学的重要代表作。据朱谦之《老子校释·序文》（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说：“河上本近民间系统，文句简古，其流派为景龙碑本、遂州碑本与敦煌本”，而“王本属文人系统，文笔晓畅，其流派为苏辙、陆希声、吴澄诸本。”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序》（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说：与河上公注本相近的古本还有汉代严遵的《老子指归》本，此书在宋代以后残缺，“经文多被后人窜改，而同河上本合流”。唐代的傅奕校订《道德经古本篇》，主要是在王弼注本的基础上参校了“彭城人开顶羽妾冢”所得古本。唐代以后，各注家依违于河上、王弼二本之间。近代以来，在学术界比较通行的是王弼注本。

《老子》一书的王弼注本、河上公注本有何不同？自魏晋以来，《老子》注本最为流行的是王弼注本和河上公注本。对此两种本子的优劣，学者评价各异，如朱谦之、陈鼓应二位的看法就大相径庭。朱先生说：“《五千言》古本唯河上本差相仿佛，虽今传较之《意林》《治要》，谬误实多；而分章标题尤为道流者所妄作。唯在河上、王弼二注俱行之中，河上相传已久，王注则多后人所改。”朱氏认为，河上本的优点在于：文字较古；于义为优；合韵；与严遵本、景龙碑本、遂州碑本多相合；较王本为早。陈先生在《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中，虽然同许多论者一样，认为今传王注本注文与正文有出入，因而已非原貌，但仍认为：“关于注文，王注远胜于河上注；关于版本，则互有优劣。”陈氏认为，王注很能掌握老子“自然”的主旨，扣紧了老子哲学上的几个基本概念并加以阐释，采用的方法就是魏晋玄学所通用的“辩名析理”的方法，因而不仅精确地解释老子哲学名词的原意，并且也精辟地发挥了老子哲学的涵义，而河上注虽有文字简明、清晰精确的优点，但曲解老子原意的地方不少，甚至戴着道教的有色眼镜去注《老子》，因而出现许多乖谬的言辞。关于河上注的道教色彩，王明在《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也早有所论。王氏说：“《河上公章句》者，盖当后汉中叶迄末造间，有奉黄老之教者，为敷陈养生之义，希幸久寿不死，托名于河上公而作。”又说：“河上公辩《老子》之常道，为自然长生之道，而非经术政教之道。章句之意显与汉初黄老之学远，而与桓帝时老君之教合。《河上公章句》，以‘治身’为主谊，此所谓治身，非修善积德之谓，乃养生益寿之谓也。”在此看来，陈鼓应的看法还是较为允当的。

唐代傅奕的《老子古本篇》是否古本？傅奕是隋末唐初的学者，在新旧《唐书》中均有其传。他是唐初坚决反对佛教的思想家，集魏晋以来反对佛教的思想家的言行，编为《高识传》，又著述《老子注》和《老子音义》，阐扬道家学说。傅奕的《老子古本篇》又名《道德经古本篇》，是以北齐武平五年从项羽妾冢所得抄本为依据，参考寇谦之所传安丘望之本和仇狱所传河上丈人本，校订而成的。其最大特点是虚词较多，文句后面常出现“矣”、“也”一类的词，与魏晋以来较为流行的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有很大的不同，河、王注本文句简朴，傅本则显得文辞蔓延，因而人们认为简朴者较古，傅本应在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之后，更有人明确提出傅本就是依据王弼注本发展而来的。但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同样有较多的“也”、“矣”之类的虚词。据此，张岱年认为，帛书《老子》的发现，证明虚词较多的才是古本，虚词较少者反而是经过后人剪裁的。因而傅奕所依据的确是古本。不过，傅本中《道篇》在前，《德篇》在后，这与帛书本不同，而与河上注本和王弼注本是一致的。傅本是《老子》校勘中颇受重视的一个古本，清人毕沅曾据传本作《老子考异》，近人校勘《老子》时往往把傅本作为一种重要的本子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