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作者问题:李耳还是老聃？

《老子》的作者是谁？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北魏时期，崔浩就认为：“五千言不是老子写的”。到了宋代，在怀疑、辨伪的风潮下，叶适认为：“所谓孔子称赞老子为龙，是黄老学者借孔子来抬高他们老师名望的托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教孔子的人一定不是著书的老子，而写这个书的人一定不是礼家所说的老聃，是无知妄为的人错误地把他们联系起来了。”黄震认为：“《老子》这个书，一定是憎恨乱世、向往天下太平的隐士撰写的。持异端邪说的人暗地里互相推崇，予以很高的评价，也过于荒诞可恶了。”然而，持怀疑态度的人并没有提出谁是《老子》的作者。20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后，随着疑古思潮的再度兴起，《老子》的作者问题又为学术界所关注，展开了大论战，并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看法。时至今日，仍有争议。综观各家之说，有如下几种：

（1）老子说。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这上下篇的结构、五千余言的篇幅，与流传至今的《老子》完全一致。从古到今，也没有人否认这“上下篇”不是《老子》。据此，可以肯定地说司马迁明确指出了《老子》的作者就是老子。司马迁的观点从来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比如，韩非认为是老聃所作，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肯定了《老子》即为老子所作，詹剑峰在《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书中指出《道德经》是老子自著，孙以楷在《老子通论》中认为《道德经》为老子本人所著。陈鼓应一直主张《老子》确实是他自撰的，他在近年出版的《老子评传》中依然坚持此说。张岱年提出，从语言形式上看，与《老子》同样的《孙子兵法》既然产生于春秋末年，那么《老子》也可能在春秋末年就已经写成了。这为《老子》是老子自己撰写的观点提供了一条重要依据。当然，老子自撰的《老子》未必完全是流传至今的《老子》，后者一定有老子以后的人所附益的成分，因而出现了许多与老子生活的年代不相符的史实和用语。这可能比较切近事实。

有一种意见认为，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虽然明显倾向于《老子》的作者为老聃，但在这篇只有几百字的传记中，竟记载了四位与《老子》有关的人物，即老聃、李耳、老莱子、太史儋。这四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哪一个才是《老子》的真正作者？司马迁也无法明辨，只好用“或曰”这样的词语来诸说并存。这说明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老子》及其作者已经弄不清了。

其实，并非如此。老聃与李耳的关系，如前所述，只关系到老子的姓名，而与谁是《老子》的作者这一问题没有非此即彼的关系。司马迁说“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据此，说《老子》的作者是老聃或李耳都可以，不存在是老聃还是李耳的问题。假如司马迁把老子的姓名搞错了，李耳不是老子的姓名，则《老子》的作者是老聃而不是李耳，因为司马迁明确说“老子”写了上下篇，这里同样不存在著作权争议。有人认为，教孔子的人是老聃，辑录老聃格言为《老子》的人是李耳。这种说法有点莫名其妙，因为现在还不能证明老聃和李耳绝对是两个人。

对于老莱子，司马迁说：“有人说，老菜子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是讲‘道德之用’的，与孔子同时。”对于太史儋，司马迁说：“在孔子去世一百二十九年之后，有史书记载周王朝的大史儋来见秦献公，说‘秦开始与周合，合五百年后离，离七十年后将有霸王出现’。有人说太史儋就是老子，也有人说太史儋不是老子，世人不知道他到底是还是不是。”（这后一句中的“一百二十九年”，有学者考证，“应为一百零五年”）读此二句，也没有弄不清《老子》作者是谁的问题，正如陈鼓应所说，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含混不清的，他明确地认定了老子就是春秋时期的老聃。

那么，为什么在老子传记中记载了这两个人？陈先生指出：司马迁写作《史记》，力求史料翔实，有闻必录。对于有疑问的史料，采取“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所以把两种不同的说法都讲到”的态度和方法。在正传后加上附录的体例，是司马迁常用的处理方式之一。陈先生采纳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中的说法，认为“老子列传”实由三个部分构成：从开始到“莫知其所终”是正传，两个“或曰”是附录。司马迁是一位严肃的史学家，把自己认为比较可靠的材料作为正传加以记载，也就是说，正传部分是他所肯定的。把自己认为不大可靠的传言作为附录，附在正传之后，并在前面还要加上“或曰”两个字。也有人说，附录部分记载的人和事，有的与正传内容有关系，有的也根本没有关系，司马迁之所以这样记载，是为了让这些人也名垂青史，流芳百世。笔者认为，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2）老莱子说。老莱子就是老子的说法由来已久，因此可以说《老子》的作者是老莱子的观点实际上也是古已有之的。因为此说难以成立，所以出现了一种变通的说法，认为《老子》中有些是老莱子写的。晁福林“论老子思想的历史发展”（《孔子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认为，“老子”不仅是老聃一人，实际上是一个绵延时间颇久的创作集体，应当是《老子》一书的代称。基于此，认为竹简本出自老聃之手，今本的其他内容出自老莱子和太史儋。他论证了今本的一部分是老莱子的著述，合乎老莱子作为隐者的身份，其中《文子》引述老子的话应是出自老莱子，早于太史儋。对此，李海龙在“老子其人其书‘公案’研究近况评述”（《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一说法从表面上看论证很充分，其实经不住仔细推敲。比如：

晁福林认为：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说不非毁仁义是初期道家的面貌，帛书《德》在前，《道》在后，说明早期重德，和儒家没有明显差异，德论、道论是老聃所作。李海龙提出：帛书“德”在前是否就是更重德，是否就是老聃观点，还要审慎，《论语·述而》“志于道，居于德。”“道”在“德”前，怎么不推出后期道家为区别儒家才把“德”前置了呢？

晁福林认为，《老子》的隐逸无为、贵虚思想是老莱子所作，符合其身份。李海龙则认为，老聃也隐逸无为（见周室衰而去，不像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贵虚（重道德、讲礼仪。孔子问礼和作助手，见《礼记》）。

晁福林认为，在孟子、荀子时代，才有上士、中士、下士的说法，《老子》中出现这些概念的那一段，自然是老莱子所著无疑。李海龙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主张老莱子说者认为老莱子与孔子同时，怎么在孟子、荀子时代著述呢？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后世没人使用上士、中士、下士的说法，比如说在《韩非子》中就没有使用，那是不是就可以说《孟子》《荀子》的有关内容也是后来人加上去的呢？魏晋时期王弼使用的“体”、“用”概念，到了宋代才广泛使用，能不能说是宋代人补进王弼的著作中去了呢？

李海龙指出，在主张老莱子说者看来，好像前人就不能首创。何况《孟子》中的上士、中士、下士来自《周礼》，这《周礼》怎么说也早于老子吧？

其实，老莱子不是《老子》的作者，司马迁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正如陈鼓应所说，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附载老莱子时用了“亦”（也）字，这就明确地区分了老子和老莱子是两个人，并且说老子著书上下篇，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这就更明确地把老子和老莱子区分开来。此外，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也把老子、老莱子等并列，都作为孔子的老师，更是明确地区分了老子和老莱子。总之，在司马迁看来，老莱子不是《老子》的作者。

（3）太史儋说。从清朝到民国年间，汪中、梁启超等人把老子世系同太史儋联系起来研究，认为老子就是战国时期的太史儋，就是《老子》的作者。后来，张季同、谭戒甫、罗根泽等学者也赞同这一说法。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出土后，这一说法不攻自破了。

其实，太史儋不是《老子》的作者，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得也明确。司马迁说孔子死后一百多年，太史儋去了秦国，可见他们不是同一时期的人。陈鼓应认为，太史儋见秦献公时所说的话，毫无道家思想的踪影，作为周室王官的太史儋属于“方士之流”、“数术之士”，与作为道家“隐君子”的老子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记载，假设太史儋也称“老子”，无论自称还是他称，此“老子”也不是比孔子还年长的老聃，因而不可能是《老子》的作者。

然而，竹简本《老子》出土以后，郭沂在“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其人其书”（《哲学研究》1998第7期）一文中提出简本《老子》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而今本《老子》则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并宣称“历史上的有关争议，大致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获得合乎情理的解释”。在《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他对此说略有修正，认为郭店《老子》也可能并非当时《老子》的全部，今本《老子》中那些与简本思想、语言一致的部分有可能原属古本《老子》，而那些与简本不一致甚至冲突的部分，尤其是那些风格玄奥、谈论权术、抨击儒家思想的部分，都应该属于今本作者太史儋。在其他有关论著中，他都坚持此说。

郭沂的这一观点在学界引起轰动，并招致口诛笔伐。

高晨阳“郭店楚简《老子》的真相及其与今本《老子》的关系——与郭沂先生商讨”（《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3期）一文认为，郭文所提供的证据不充分，忽略了与其证明相反的史料，因此，郭文所做出的判断并不是唯一的。如何看待简本及其与今本的关系，还可以做出另外的解释。其结论是：“今本《老子》非太史儋所作，春秋时期老聃作《老子》的传统之见不能轻易否定。”

接下来，该文探讨了过去误认为太史儋作《老子》的原因，指出：“不可否认，今天所见到的《老子》，不可能完全是老聃所作的原貌，肯定经过后人修饰和损益，但其基本内容及其思想倾向甚至基本结构都是由老聃确定的。那么，为何过去人们将老聃与太史儋混为一起，弄不清究竟谁是《老子》的作者呢？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不能排除老聃和太史儋同作过周室史官，且都有出关西游之事。这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二，聃、儋二字音同，亦可通用。……由于这两个原因，人们便把老聃和太史儋搅缠在一块，分不清究竟谁是谁。人们分不清二人，于是《老子》的著作权是谁自然也难以分清。对此，《古史辨》时代的学者早就有人做过分析，但多把《老子》的著作年限往后推，没有注意到上面所说的古籍引述《老子》之文的情况，也未及见到出土的古本《老子》。因此，他们分析老聃与太史儋相混的原因虽然合理，但关于《老子》著作权及其年代的结论却是错误的。”

聂中庆在“《老子》其书作者刍议”（《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老子》其书的作者为春秋末期的老聃，老莱子、太史儋与《老子》一书并无干系。郭沂提出的楚简《老子》的作者是老聃，今本《老子》的作者是太史儋的观点是难成立的。”该文对郭沂在“楚简《老子》与老子公案”（《中国哲学》第20辑）一文中提出的四条论据，逐一加以讨论，认为“通观郭沂所列诸论据，没有一条可以明确地推断出太史儋即是今本《老子》的作者”。

第一条，郭沂认为函谷关置于秦献公之世，正好是太史儋生活的年代，与老聃时代相距甚远。聂中庆认为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只说“至关”，未言何关。并据《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不同的引述，说：“可见老子所至之关为何关尚无定论。”

第二条，郭沂认为老子出关与太史儋见秦献公一事相符，当为同一人。聂中庆认为“老子是老子，太史儋是太史儋，不能把两个人硬纠缠在一起”。

第三条，郭沂认为今本《老子》的君人南面之术，与太史儋游说诸侯的身份相一致，其贬儒言论与秦国尊法非儒的传统相合。聂中庆认为：“此条更是不知所云了……我们都知道，《老子》是一部哲学著作，其间既有对宇宙本原、本体之探讨，也有对社会及人生的深刻解读，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如果把《老子》仅仅理解为君人南面之术，我想是不会有人同意的……今本《老子》像这种容易引起误解的话语是很少的，我们不能因此把《老子》定性为‘君人南面之术’。”还认为：郭沂“说今本《老子》中的反儒言论与秦国尊法非儒的传统相合，好像太史儋专门为了迎合秦国或为了说服秦献公而写作《老子》的，真是闻所未闻，从来没有人说过《老子》这本书与秦国有什么关系”。

第四条，郭沂说春秋末年，周虽衰弱但仍为共主，老聃离周出关的理由不充分。太史儋时周之灭亡和秦之兴起不可避免，这正是其离周入秦并为秦统治者出谋划策的原因。聂中庆认为：“这一条与第一、二条讲的是一个意思，无非是说出关的是太史儋而不是老聃，因为太史儋出关了，所以就写了《老子》。”并说：“我们认为，太史儋出关与其是否写作《老子》之间，并无任何内在的逻辑联系。”

聂中庆认为：“总的看来，作者仅凭这四条论据，想证明今本《老子》为太史儋所作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孙以楷“太史儋与《老子》无关——与郭沂先生商榷”（《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一文认为：“由于没有原本《老子》可供参照，我们很难说今本《老子》对原本《老子》做了哪些改动，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这些改动的绝不是太史儋，今本《老子》比简本《老子》多出的文字，也绝不是太史儋所写，太史儋与《老子》完全无关。”

该文对郭沂在《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提出的关于今本《老子》作者是太史儋的几个证据，加以辨析，提出如下批评意见：(www.xing528.com)

郭沂说“司马迁没有搞清楚太史儋是否即老聃”，是不能成立的。在《老子传》中，司马迁明白告诉人们“自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见秦献公。司马迁之所以强调“自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并非浪掷笔墨，而是在提醒人们注意，太史儋是在孔子死后129年才到秦国见秦献公的，可是有人居然仅仅因为儋通聃，就把他与老聃混淆了。司马迁明确指出《老子》的作者是隐者。这位隐者是谁？毫无疑问是老聃，绝不是太史儋。因为老聃早年任周之史官，晚年退隐，他的王官出身与隐者身份并不矛盾。而太史儋根本不是隐者，他不是“以自隐无名为务”，而是热心仕途的说客。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太史儋是隐者，司马迁也没有写。老聃在出关时写下了五千余言，就其内容看作者是一位既精通治道，又看透了当时社会，从而追求返朴归真的人。毫无疑问，五千言的作者是老聃。但有些学者，比如汪中、罗根泽，却认为是太史儋。郭沂说“历代学者都认为是老聃，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此乃太史儋”。这不符合事实。郭沂的太史儋说，也是汪中、罗根泽说的重提，当然加上了新的考证，而有些考证也是汪中、罗根泽做过的。比如，关于老子西出关之“关”的考证即是。郭沂引用了汪中《老子考异》中的“确考”。

郭沂说老子西出关的关一定是函谷关，这可以同意。但他由秦函谷关设置的时代在秦献公之世，与太史儋同一时代，从而得出《史记·老子传》中西出关的老子只能是太史儋的结论，则不能成立。因为所谓“函谷之置”，是指函谷关的行政建制设置，可以是在秦献公之世；但人们由中原入秦的必经之关是客观的自然存在，它可以暂时没有名字，也可以暂没有行政建制，人们入秦必经此地，只知它是个关，这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事实，无需等到秦献公之世。司马迁也只是说老子“至关”，并没有写“老子至函谷关”，正因为司马迁知道老聃西出关时，此关尚未称函谷关。如果西出关写五千言的是太史儋，司马迁一定会明确写上“至函谷关”。

既然老子至关时，尚无函谷关建制，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关令尹这一角色，令尹是楚官名，相当于宰相之位，秦国从无令尹。所谓关令尹实际上是关尹，而关尹是老聃的朋友……而关尹是与子产同时代的人。老聃至关遇关尹，应关尹请求，写下五千言，可证老子也是与子产同时代之人，写五千言的老子就不会是太史儋。

郭沂说：“今本《老子》中的权术与太史儋游说于诸侯的身份一致。”《老子》中的权术是道的原则的运用，富含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不仅今本《老子》中有，简本《老子》中也有，与太史儋所用的见风使舵的纵横之说有本质不同。今本《老子》中确实有贬黜儒家之论，但有谁能举出太史儋另外有贬儒之论（哪怕是一例）来证明今本《老子》中的贬儒之论出自太史儋呢？相反，太史儋的五百年圣王兴之说恰恰与儒家亚圣孟子一样，岂不有力证明今本《老子》中的贬儒之论决非出自太史儋？再者今本《老子》贬法，如何与秦国的尊法传统相合？今本中有反对专制独裁的言论，又主张“小国寡民”、非战寝兵，这又如何与企图以耕战强国以统一天下的秦国统治思想一致？

郭沂说，老聃既然为“莫知其所终”的“隐君子”，后人当然无从知道他的世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列老子世系乃太史儋的世系。老子隐居了，不知其所终，但他在出关前，并非没有儿子。他去隐居，儿子并未隐居，留在中原的老子之子的世系，当然也是老子的世系，当然后人也会知道，或经过考证可以查知。有什么必要把这个老子的世系送给太史儋？如果老子的世系是太史儋世系，那么请问：太史儋姓什么？姓李？哪一位学者能拿出证据来？不姓李，怎么有李姓子孙世系？

郭沂说：“早有人因孔子问礼于老聃一事同今本《老子》中激烈攻击礼的言论相矛盾，从而怀疑甚至否定老聃与《老子》的关系。好在真正出自老聃的简本《老子》的发现驱散这片疑云。”孔子问礼于老聃，是老聃早年之事，写五千言激烈攻击礼，是老子与周礼决裂之后的事，根本无矛盾可言。矛盾只存在于某些学者的师心。简本《老子》出土后，或许驱散了郭沂的疑云，但郭沂等的考辨使更多人的疑云却又产生了。因为简本《老子》中不仅也有否定周礼的言论，如“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没有贵贱亲疏，哪里还有周礼可言？而且简本《老子》中一再强调“无为”，“无为”是简本《老子》的根本精神。既然“无为”，又置周礼于何地？“自然”“无为”是简本《老子》的理论基础，尽管字面上对礼的攻击不是那么激烈，但在本质上与违反自然的周礼是不能相容的。简本《老子》不可能不反周礼或贬低周礼。

此外，该文还从《老子》的演变、今本《老子》的楚语楚音，考证《老子》非太史儋所写。指出：“可以肯定今本《老子》绝不是太史儋所写。今本《老子》只是对先前已经传世的《老子》有所改动，但决不能构成不同于原本《老子》的另一种著作。”还指出：“从李水海先生的《老子道德经楚语考论》中抄录了10例楚语，涉及今本《老子》多章，虽然只是今本《老子》中楚语的很少一部分，但已足可证明今本《老子》的作者应当是一位极为熟悉楚语并习惯用楚语写作的人。如果要证明今本《老子》的作者是太史儋，那就必须先证明太史儋是楚人。至少是长期生活于楚地之人。但我们从文献中所能知道的，太史儋只能是周人。”最后指出：“事实很清楚，简本、今本《老子》（含帛书本）的语言是楚语，其音韵是淮楚音韵，它的作者非楚人莫属。从其用韵之高度一致看，其作者不可能是两个人。即使是两个人，也绝不可能是非楚人的太史儋。”

崔云胜“《道德经》的作者是老聃而非太史儋”（《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一文认为：就“老子公案”而言，帛本《老子》和简本《老子》的出土使得否定老子和《道德经》的关系的说法，以及《老子》作于西汉初、战国末、战国中期等说法不攻自破。但关于《道德经》的作者到底是谁，学术界仍有不同看法，这种看法的不同源自对简本《老子》和今本《老子》关系的不同判断。郭店楚简本《老子》只有今本《老子》的五分之二，其与今本《老子》的关系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简本《老子》是今本《老子》的摘抄本，一种是今本《老子》是在简本《老子》基础上增订而成。而这两种情况会导致对《道德经》作者的截然不同的判断。郭沂“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其人其书”（《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一文认为简本《老子》是一个完整传本，简本《老子》作者为老聃，而《道德经》即今本《老子》作者为太史儋，是太史儋在老聃《老子》基础上增订完善而成。尹振环“也谈《老子》其书”（《哲学研究》1999年第4期）一文附和其说。张吉良“老聃《老子》、太史儋《道德经》”（齐鲁书社，2001年）一书所持的看法，和郭沂的观点相同。仔细考察，这种观点没有一条直接证据，只有假设和推论。假设和推论如果没有直接证据作基础的话，是靠不住的。

此外，张吉良“从老聃《老子》到太史儋《道德经》”（《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一文认为：“郭店楚墓简本《老子》为老聃书，《老子》增订传本《道德经》为太史儋书”。尹振环“楚简与帛书《老子》的作者和时代印记考”（《学术月刊》2000年第4期）一文认为：楚简类《老子》出于老聃，帛、今本类《老子》出于太史儋。伏俊琏、王晓鹃“《老子》的作者及其成书时代”（《求是学刊》2008年第2期）一文说：“我们认为，太史儋是《老子》流传成书过程中又一个更重要的阐释者。他整理加工过《老子》，并将《老子》分为上下篇，进一步扩大了《老子》的影响。经太史儋整理后，《老子》终成五千余言，并成为流传较广的读物。帛书本《老子》应是太史儋整理本的流传抄写本。”

（4）杨朱说。李泰棻对老子、庄子均有研究，且有专著《老庄研究》（人民出版社，1958年）。他认为：“《老子》是杨朱写的”。其论据是：“先秦诸子无其徒、六家九流无其说、汉志无其书、人表无其名、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无其说的是杨朱。”以此为据，证明“《老子》一定是杨朱写的”。

对此，詹剑峰在其专著《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驳斥说：“一个无门徒、无理论、无著作的人物，就一定是《老子》书的写定者，世界上竟有这样的怪逻辑！然而李泰棻竟用这样的怪逻辑来论证杨朱写定《老子》书，他根据庄子《天下篇》对杨朱‘一字不提’，从而断定‘除了把杨朱认为是《老子》的执笔者，是无法理解的了’；根据‘荀子非十二子……独不及孔墨，亦无杨朱’，从而断定‘荀子也承认《老子》的执笔者是杨朱’；根据‘庄子之徒……评道不及老聃，而以杨朱代’，从而断定‘写定《老子》一书的，自非杨朱莫属’。这真是奇谈怪论。”

詹先生还说：“尤其可笑的，李泰棻竟说《荀子·儒效篇》说‘言谈议论，已无异于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据我看，李泰棻似乎连《荀子·儒效篇》都没有读过，何以见得？因为《儒效篇》所载是：‘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是俗儒者也。’陈澧《东塾读书记》所引的，乃据《韩诗外传》，李泰棻竟不知分，是俗儒者也。然而李泰棻竟自我吹嘘：‘准之以上种种证据，杨朱作为《老子》的写定人，可以说理由充足的。’”

由此可见，说杨朱是《老子》的作者，并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根据。

（5）詹何说。钱穆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二月发表“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燕京学报》第八期）一文，“自哲学思想之系统立论，说明《老子》书出《庄子·内篇》七篇之后”，其最终结论也是“《老子》后于《庄子》”。后来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一书中，他仍然依据思想线索和思想系统，把《老子》的成书年代定得很晚，并说《老子》的作者是詹何。

詹剑峰在《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一书中说：“我们只需指出韩非指斥‘詹何是愚之首’，就可驳倒詹何为《老子》书的作者之说。”他举《韩非子·解老》所载詹何与弟子猜测牛的颜色的故事，说：“韩非既注解《老子》书，如果‘《老子》书的作者是詹何’，韩非还骂詹何为愚之首么？”事实胜于雄辩，帛书《老子》、竹简《老子》的先后出土，把钱穆的观点全部推翻了。

（6）环渊说。郭沫若认为《老子》的作者是关尹，即环渊。他在《十批判书》中说：“《史记》称环渊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著上下篇。这《上下篇》即老子《道德经》。关尹据老聃的遗说，用赞颂式的体裁，加以发明，把它整理（序）出来的。”

詹剑峰在《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一书中认为：“据郭沫若之说以推，老子的《道德经》早已存在了，环渊只是把它整理一番而已。如果根本没有《老子》书（不论是口传心授抑著于竹帛），则自春秋末叶至齐之稷下时代一百多年间，老聃的遗说何由而保存？环渊何所据来发明整理？准此，郭沫若之说适足证明《道德经》大体是老子自著，早已存在于春秋时代了。”

詹剑峰还认为：“有人说郭沫若之说未免失之穿凿，照我看，还有点根据。但说李耳不是老聃，著《老子》书者是李耳而非老聃，这犹之乎说孙卿不是荀况，著《荀子》书者是孙卿而非荀况，这就未免离奇了。”

詹剑峰据《汉书》关于蜎渊、关尹的记载，指出“蜎渊与关尹是二人，不相混也”，老子、蜎渊“两者也不可相混”，并据《史记》关于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发明其旨意的记载，认为“不能独谓关尹（环渊）据老聃遗说加以发明整理”、“不能独谓环渊发明和整理老子遗说”，写成“这上下篇，即《道德经》”。詹剑峰说：“郭沫若之说，尚有疑问。据我看，凡不必要的假说皆可删去，故郭沫若的假说亦可删去。干脆说《老子》书大体自著，经过后人的整编和注解，其中自不免有杂窜。其实任何先秦的古籍无不经过汉儒的整编而失其真，又岂仅老子书有杂窜而已。”

此外，还有人以先秦、两汉文献为据，说《老子》的作者是老聃，而不是环渊或关尹。除上述《史记》《汉书》之外，以《庄子·天下篇》记载为据，说明关尹、老聃为二人，且各有著作传世。而包括帛书在内的各种抄本的《老子》书，都只见老聃原话，而没有关尹之言，这正说明了该书作者是老聃。又以《吕氏春秋·不二篇》记载为据，说明老聃、关尹、子列子、陈（田）骈这几个人各自立说，其说各有特点，《老子》书未可与别种道家书合而为一。

（7）集体创作说。有些人认为，《老子》是道家后学之辈们共同创作的。崔述就认为，《老子》不过是杨朱之徒的伪作。有人认为《老子》是庄周后学辑佚而成的，也有人比较笼统地说今本《老子》是历经多年、集体创作而成的，但没有交代这个集体是由哪些人组成的，按道理来说，也不外乎杨朱之徒或庄周后学。有人认为“《老子》一书经过老聃、老莱子、太史儋这样三个时期才最终写定而流传于世”。

集体创作之说不能成立。因为研究《老子》颇有名望的学者们都指出，该书中虽有后人所附益的成分，但从其思想、行文特点诸方面来看，应出自一人之手，不是众人辑录而成的。

陈广忠“从简、帛用韵比较论《老子》的作者”（《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一文指出：“郭店竹简《老子》二十二章（除去重出的最后一章）中，有韵的共382句，与之相应的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共398句。简、帛用韵相同的共有356句，分别占简文的93%，占帛书的89.4%。两书共有九章句数、韵部完全相同，占简文章数的28%，如果扣除残简、虚词入韵（双尾韵）等的因素，可以说两书用韵完全相同。这就无可辩驳的说明，两书同为老子所作，出自一人之手。……而不是太史儋、关尹或其他什么人。”

孙以楷一贯主张《老子》的作者是老子，他在“太史儋与《老子》无关——与郭沂先生商榷”（《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一文中也认为：“事实很清楚，简本、今本《老子》（含帛书本）的语言是楚语，其音韵是淮楚音韵，它的作者非楚人莫属。从其用韵之高度一致看，其作者不可能是两个人。

综上所述，对待《老子》的作者，也应该像对待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完全否认历史文献中有关的记载。正如胡适所言，对于古人的记载，在没有找到充足的否定的证据之前，不要轻易下结论。这个看法是非常正确的。既然先秦诸子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都没有否认《老子》是老子自己撰写的，我们又找不出足以否定的证据，就完全不必再标新立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