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8年老子出关：与尹喜流沙西行，使佛变为其弟子

写完上下篇之后，老子离开函谷关，进入秦国。关于老子出关的时间，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后人有各种不同的推测。有人认为，公元前478年陈国灭亡，老子遭亡国之痛，可能逃亡异国。后来死于秦国。有人认为，公元前481年老子出关，著《道德经》上下篇。有人认为，公元前516年老子失官后，出函谷关，西游秦国，两年后返回宋国隐居。有人认为，公元前478年农历九月，老子行抵函谷关，在关令尹喜处住了十多天，并在尹喜的请求下迅速写成五千言上下篇之后，在八百里莽莽秦川尽披晚秋之色的时节，一路西行，进入秦国。诸如此类，都未必十分可靠，依老子离开故乡的时间及乘坐青牛车缓慢行进等情况来看，公元前478年出关的可能性较大。

进入秦国以后，老子一行数人一边随缘讲授道德，一边游览华山、骊山等名山胜地。今华山奇险处，有一景点叫“老君犁沟”，位于“群仙观”到“猢狲愁”之间。相传这里原来没有路，是老子驾青牛用铁犁开出来的，形如耕地时留下的犁沟，故名“老君犁沟”，长约250步，有石阶近300级。从前，这里是有名的险境，要手抓铁链、脚踩木桩方能通过。当地民谚专道其险：千尺幢、百尺峡、老君犁沟猢狲愁。沟的左侧顶端，有“老君挂犁处”，原来有铁犁一张，高丈余；沟的右侧顶端，有“卧牛石”，为老子系牛之处。现如今，尽管“青牛不知何处去，只留高台空悠悠”，游客来此凭吊也无不肃然起敬。

而后，老子一行直奔秦都雍（今陕西凤翔东南）城，想要谒见秦悼公（公元前490—公元前477年），劝说他实行德政，以道治国。当时，因秦悼公患病，不理朝政，老子到达秦都求见时，被告知不便接见，明年春暖花开时再来。于是，他们离开秦都，前往乡下传播道德之学。秋、冬之交的季节，北方大地一片萧条，寒气袭人。干黄的原野上，稀稀落落地站立着几个苍灰的村庄。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将人的脚印、牛的蹄印洒在身后。他们默默地走着，将希望播种在干黄的原野，期望来年在这里能够生出嫩芽，长出枝叶，开出悦目的花朵，结出丰硕之果实。

农历十二月初，老子一行来到一个名叫槐里（今陕西兴平市西22里）的小村。一片秃枝灰色的槐林，映衬着十几户人家的灰屋，冷冷落落，显得很不景气。他们的到来，给这个冷清的小村带来了哲人的智慧。槐里沸腾了，比往日多了一份欢笑。

光阴荏苒，冬去春来，转眼之间到了公元前477年的桃杏花开的时节。看到满山锦绣，老子想起春暖花开，到了再进秦都的时候了。槐里百姓听说老子要走，个个流露出难分难舍的感情。老子安慰他们说：“我还要回来，你们放心吧，以后我一定还要回来。”

就这样，老子一行辞别槐里村人，驱赶青牛，再次向雍城前进了。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到秦都求见，等一天不见回音，等两天还不见回音。老子开始疑虑了：“这是怎么回事？”等三天不见回音，等五天还不见回音，老子心里明白了：“不欢迎，这是不欢迎，我们是不受欢迎的人。”老子失望了。

老子无可奈何，带领弟子们离开秦都，朝东南方向走，来到了今陕西周至县界内的终南山腹地。在这里，他们采药行医，讲授道德之学。霎时求学问道的人络绎不绝，声名远播。(www.xing528.com)

关于老子西游，文献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老子乘坐青牛车离开周朝，进入“大秦”，经过“西关”时，关令尹喜在那里等候，迎接了老子。关于大秦，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汉代西域古地名、国名。”并说“古大秦相当于何地，学界大致有三种说法：一谓指罗马帝国东部，一谓指罗马帝国，一谓指黎轩即亚历山大城。三者中以后一说较妥当，因诸书多言大秦即黎轩，且言以石为城”。有人认为，大秦是汉魏时期对中国西部方外之国的笼统称呼，在“严夷夏之防”的汉人眼中，属“夷狄”之地。据此而论，老子出国了，到外国（大秦）游学传道去了。其实，从前述函谷关及关令尹喜等事可知，所谓“西关”，指的应该就是函谷关。如果这一推断正确，那么大秦就不应该是距离函谷关很遥远的地方。换言之，这个“大秦”指的就是春秋时期诸侯国之一的秦国，而不是亚历山大城或中国西部方外之国。“大”字用作敬辞，以示对秦国的尊崇。

此外，历史上还有老子“化胡成佛”的说法。据文献记载，于阗（今新疆和田）国西南五百里的地方，有一座比摩寺，按流行的说法，这里就是老子“化胡成佛”的所在。当初，老子来到这里以后，白日升天，与胡人们告别说：“我暂时到天上遨游，不久就会降生到人间。”后来，出生在天竺国（今印度），变成了胡王的太子，自称为佛，于是在这里建造了这座比摩寺。实际上，老子根本就没有去过新疆，所谓化胡成佛之说也匪夷所思。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是老子学说在新疆乃至印度产生影响的曲折反映。

作为一种政治或文化现象，老子化胡成佛说是佛道交涉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史实。它萌芽于东汉末年，盛行于东晋南朝，历经隋、唐、宋三朝，最后在元初随着《老子化胡经》被焚毁而湮灭，历时弥久而影响深远。在汉魏六朝时期，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同一时期，道教也在中国大地上萌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双方力量的发展壮大，以及彼此之间了解的加深，大约从西晋开始，这两种异质宗教之间的碰撞和冲突逐渐加剧，到南北朝时进入高峰。佛教和道教与汉代就已确立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交织在一起，首次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波澜壮阔、硝烟弥漫的三教大冲突。事实上，三教的冲突在当时更多地表现为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剧烈碰撞，也就是说，冲突主要发生在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儒道之间，特别是在佛道之间。旷日持久的争论大约开始于西晋时期。在这场大辩论中，佛道双方都充分利用老子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价值和意义。

在此过程中，道教徒在有关文献记载和老子化胡说的基础上炮制了《老子化胡经》。据学者考证，《老子化胡经》是西晋末年天师道祭酒王浮有意杜撰的，其主要情节是：老子西行、至关、与尹喜俱出流沙、化为浮屠，然后历经挫折，教化胡人，最终使佛变为老子的弟子。其中，充满了基于夷夏之别的强烈文化优越感。它与老子相关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老子出关，入天竺，这是“化胡”的背景。二是胡人凶顽，老子化胡，使之知罪，这是“化胡”的动机。三是老子是佛祖之师，老子高于佛祖，这是“化胡”的目的。

道教徒炮制《老子化胡经》以后，佛教徒针锋相对，也凭空杜撰了《清净法行经》等一些佛经，把中国古代包括老子在内的圣人统统说成菩萨的化身，都是佛的弟子。对于老子，佛教徒一方面说他是佛的大弟子迦叶东行的化身，另一方面又强调他仍是俗人，不是神仙，反对道教徒将老子神化为千变万化、长生不死的神仙，斥之为荒诞妖妄。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证明佛祖高于老子、佛教高于道教。

总而言之，老子化胡成佛说是荒诞的，它具有宗教神学的一系列特点，本身就是无法证明的。在这样的语境下，老子成为一种宗教符号被利用，使其脱离了历史真实。至于《老子化胡经》则基本上是佛道比争高下时期的宗教产物，是道教徒用以和佛教徒论争的工具。西晋以后，道教倡导此说，目的是排斥和打击佛教，证明道教高于佛教。在老子化胡成佛说流行的初期，由于传说本身对成长中的佛教有利，佛教徒乐于接受现实，因此佛道两教相安无事。当佛教经过长期发展，其教义逐渐被接受，并与华夏文化结合，完成本土化之后，佛道双方的矛盾随即产生，并随着《老子化胡经》的出现而愈演愈烈。佛教徒在反击《老子化胡经》的过程中，一方面从佛教典籍中寻找依据，甚至不惜伪造和篡改一些经典，另一方面极力从中国传统经典中寻求帮助。佛教徒在“化胡”之争中表现出来的老子观，实质上是以道家老子反对道教老子。这反映了佛教在进入中国以后，从曲意依附到既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又坚决捍卫宗教尊严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