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一个信息技术被接受的相关理论除了理性行为理论（TRA）、TAM之外，事实上还存在创新扩散理论（IDT）、计划行为理论（TPB）、动机模型（MM）、整合的TAM与TPB模型（C-TAM-TPB）、PC利用模型（MPCU）以及社会认知理论（SCT）等。
信息技术接受研究理论系统的发展和完善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但随着理论系统的多元化，不少学者开始反思这么多种不同类型的理论和模型的必要性，模型的可靠性，等等。所以众多学者开始试探着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模型中寻找一个最佳的解释理论系统以实现对技术接受理论的有效解释。虽然各个理论在解释的理论系统上存在差别，但在解释的现象上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因此，尽管各个模型在理论起源上存在区别，但其解释的本质是相同的，而由于行为研究的复杂性以及每个研究者的理论基础不同，可能不同的模型所能解释的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理论界指出需要对各种用户接受模型进行整合。
在这样的背景下，Venkatesh等人在2003年比较分析了已有的8个模型，发现在不同理论体系下各个模型对现有信息技术接受的现象都具有各自的解释能力。因此，Venkatesh等人对现有的8个理论体系下提出的32个主要影响因素和4个调节变量进行了整合，作为信息技术接受行为意图和行动的决定因素，提出了“技术接受与利用整合理论”（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UTAUT）（如图2.5所示）。UTAUT包括绩效期望（Performance Expectancy，PE）、努力期望（Effort Expectancy，EE）、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SI）、便利条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FC）4个核心变量和性别、年龄、经验、自愿性4个调节变量。
不同于TAM模型，UTAUT模型包括了更加广泛的理论基础，因此其影响因素的构成也相对复杂。如基于八种不同的技术接受理论系统，其涉及的影响因素也更为广泛和全面，包括个体特征、技术特征、任务特征、组织特征、社会影响等。在这个模型中，绩效期望维度（个人感觉使用系统对工作有所帮助的程度）、付出期望维度（个人使用系统所需付出努力的多少）和社群影响维度（个人所感受到的受周围群体的影响程度，主要包括主观规范、社会因素和公众形象等三方面）会直接影响行为意向；而配合情况维度（个人所感受到组织在相关技术、设备方面对系统使用的支持程度）直接影响使用行为；性别、年龄、经验和自愿控制变量等显著影响以上的几个变量。
Venkatesh等发现，通过整合八种理论体系，将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及便利条件四个变量整合进UTAUT模型中之后，自我效能、焦虑、行为态度、内部动机、使用感觉及感觉等六个因素对行为意图的影响力的显著性消失。(www.xing528.com)
Venkatesh et al.（2003）提出UTAUT模型，对以前的研究进行了很好的整合，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拓展，如在UTAUT模型中增加了四个调节变量：经验、自愿性、性别、年龄。整体而言，UTAUT研究表明，在大部分情况下，绩效期望直接决定个体的行为意图，关系的强度随性别和年龄变化，即男性和年轻用户更重视工作效用的提高；努力期望对行为意图的影响会受到性别和年龄的影响，对女性和老年人而言，努力期望对行为意图的影响会更高，但这种影响力随经验积累而降低。社会影响对行为意图的影响只有在不同调节变量情境下的影响才显得相对显著。便利条件对使用行为的影响只在同时考虑年龄和经验影响的情况下才比较重要，如对积累了相当经验的老年人。Venkatesh等认为：经验、自愿性、性别、年龄等调节变量会显著影响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且当两个以上的调节变量的存在组合性影响的情况下，这种关系可能显得更为显著。
图2.5 整合了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的UTAUT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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