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玉从一个“不毛之地”蜕变成“塞上绿洲”，锻造出一种精神，其中的规律在于变动性，它是人类精神与社会意识发展的常态。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或消逝。”[26]
作为一种特殊的右玉生态治理样本形式，自从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产实践活动和绿化实践以来，右玉生态治理样本就始终保持了动态发展和不断提升的过程。也就是说，一旦形成，右玉生态治理样本就随着右玉人民的实践与思维活动始终处于动态发展和不断提升之中。这种发展同社会的发展一样，并不是混乱无序的，而是有既定规律可循的。
（一）右玉生态治理样本发展创新的根本源头在于右玉全体成员的共同实践。
社会意识来源于社会实践。“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27]在右玉生态治理样本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右玉人民之间在不可避免地融合中发生着共同的生活和生产实践。这其中既有物质生活和生产实践，同时也有精神生活和生产实践。精神生活和生产归根到底取决于物质生活和生产。就像斯大林指出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地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这就是说，形成社会的精神生活的源泉，产生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源泉，不应当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求。”[28]
实际上，在右玉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右玉生态治理样本的发展和创新尽管会在某一时期和某种条件下呈现出相对独立的特性，会超越特定物质条件的局限而发挥出自身的创造功能，但这种超越不是根本性的，而是相对的、暂时的。也就是说，右玉生态治理样本的发展创新最终不能脱离开其赖以生产和存在的客观物质实践，右玉的客观物质实践的发展始终为右玉生态治理样本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前提条件和根本依据。
（二）右玉生态治理样本的发展提升不是直线行进的，而是会在前进中出现起落和扬抑。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潮起潮落、枯荣兴替、不断发展前进的历史。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一切一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了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29]
这里说明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盛衰变迁中前进的趋势。“在盛衰变化中实现螺旋式前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也就是支配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之一。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看，这种螺旋式前进的趋势是必然的”[30]“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的。”[31]与社会发展变化的上述规律相一致，右玉生态治理样本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并非永久地固守在一个恒常的状态和水平，而是随着具体的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在曲折中前进的规律。英国思想家弗格森指出，在不同时代，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也许不同。“这种精神有时会突发出来，有时会暂时消失。虽然民族的活力并不像天生的肉体一样会随着身体机制的衰亡而衰亡，但是，它也可能因为缺乏锻炼而萎靡，因不再发挥作用而消失。”[32]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在形成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其发展程中也不会总保持平静无澜，而是既可兴盛，又可衰落，既可能是高亢激昂的奏鸣，也有可能是沉缓压抑的低调。
右玉生态治理样本在形成过程中，随着右玉实践而变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右玉生态治理样本的表现形式都不尽相同，其发展创新的趋势是前进的。
（三）右玉生态治理样本的发展创新始终是一个动态的传承取舍的过程。
右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同代际前后传承延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前一代创造的成果自然地传递下来，而后一代对前一代的创造既有吸纳和继承，又有改变和发展。后代对前代遗产的继承和改变包含了传承和取舍两个并行不悖的环节。即在前后代之间发生传承关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后代对前代遗产地或‘取’或‘舍’。右玉精神的发展也是通过前后传承来实现的。它作为前代留下的难以磨灭的精神印记和写照，会传递到后代继承者身上。”[33]如同法国学者丹纳所说，民族生命的更新依赖于在世代延绵中那些构成民族的特性始终存在。“在最初的祖先身上暴露的心情和精神本质，在最后的子孙身上照样出现。”[34]
对于前代的精神传统，后代总会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加以继承。当然，后代对前代所创造的精神传统并不是全盘地、原封不动地承继，而是有所选择和取舍，右玉生态治理样本亦是如此。
右玉生态治理样本作为右玉人民共同的精神品质，“在其形成和发展的不同时代和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的特征。这种或同或异的精神特征，一方面是形成右玉生态治理样本的环境和条件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右玉精神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传承和取舍的结果。”[35]我们知道，作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融合的右玉，右玉人民的精神在交融中汇合在右玉群体之间或多或少，或此或彼地被继承和传递下来。伴随着右玉生态治理样本的形成和发展，这种多元精神的融合也不断持续进行着。与此同时，作为富有开放传统的右玉，右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也积极地与其他地方开展交流，扬长避短，去粗取精，从其他地方的文化中吸取了不少优秀精神，把精神宝库中有益元素借鉴到右玉文化中来，构成了右玉生态治理样本的新内容和新面貌。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对内对外两个层面上的接纳与化成，始终伴随着右玉生态治理样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始终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内发生着，因而构成了右玉生态治理样本发展创新的一条基本规律。
（四）右玉生态治理样本的发展创新始终是一个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过程。
人类进行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的过程，是主观创造和客观创造相统一、相结合的过程。在人们进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社会意识得以产生并会作用于后续的实践活动。列宁指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改造客观世界。”[36]右玉生态治理样本这种层次的群体意识，是右玉共同体社会意识范畴内的最高形式和具有活力的部分。它本身既是社会实践的客观创造，也是社会实践的主观反映，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与结合。这种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特征，是右玉生态治理样本从产生就具备并在发展中得到体现与证实的特征。
右玉生态治理样本的形成是主观意识作用于客观对象的结果，是右玉生态治理样本这一实践主体在客观实践活动中反映此客观实践活动的主观意识的升华。它的产生，既是右玉生存和活动方式的主观抽象，也是右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最原初的创始生活一直到丰富多彩的右玉思想和精神体现，右玉的客观活动方式和主观精神模式都渗透于其中。虽然从其性质和状态上看，右玉生态治理样本属于抽象的社会意识范畴，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到。它客观地存在于右玉这一县域共同体中，当有危机爆发或者灾难发生，甚至到面对某种困境时，右玉生态治理样本就明显地通过右玉人民的行为活动表达出来。这种表达，往往也是主观推动和客观激励的结果。而当这个时候，也是右玉生态治理样本得到显著发展和创新的时机。因此，概言之，右玉生态治理样本的发展和创新既离不开客观条件与客观存在，也离不开主体意识与主观创造。在一定意义上说，右玉生态治理样本的发展创新始终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是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相结合的过程。
【注释】
[1][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2]赵存生、宇文利等著：《中国精神——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3]赵存生、宇文利等著：《中国精神——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4]柴毅龙：《民族精神问题论纲》，《昆明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5]赵存生、宇文利等著：《中国精神——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页。
[6][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03—204页。
[7]参见李宏图：《论赫尔德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版第6期。
[8][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5页。
[9][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和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www.xing528.com)
[11]赵存生、宇文利等著：《中国精神——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0页。
[12]沈湘平：《建设先进意识形态，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年版第7期。
[13]詹小美：《民族精神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14]赵存生、宇文利等著：《中国精神——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5页。
[17]詹小美：《民族精神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
[18]田克俭：《浅议理想的民族精神》，《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版第6期。
[19]田克俭：《浅议理想的民族精神》，《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版第6期。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28]《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
[30]赵存生、宇文利等著：《中国精神——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
[32][英]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林本椿、王绍祥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238页。
[33]赵存生、宇文利等著：《中国精神——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8—209页。
[34][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53—254页。
[35]赵存生、宇文利等著：《中国精神——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9页。
[36]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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