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玉位于“胡焕庸线”西北方向，“坐落在晋西北边陲，北部与内蒙古的和林格尔县、凉城县为邻，西与平鲁区相邻，南与山阴县接壤，东与大同市左云县为邻，东西宽约45.7千米，南北长67.7千米，总面积1967平方公里（合294.78万亩），土地平面图近似一宽大的阔叶。”[2]
“县城在新城镇，距省城295公里，距首都463公里，距国境线585公里。地理坐标为北纬39°41'18''—40°17'54''，东经112°07'18''—112°38'35''之间，为古北方要地，尤其以古关杀虎口为‘咽喉之地’，正是处于‘三北’区域长城线上潜在沙漠化地带，也就注定了这方土地地理环境的恶劣。境内山峦环抱，北低南高。南部是洪涛山脉，北部和西部属阴山山脉的延伸部分。全县平均海拔1400米，最高点红家山台顶海拔1969.3米，最低处杀虎口（苍头河出境处）海拔1230米，高低相差739.3米，构成了由东南向西北倾斜的地貌特征，是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冷空气南下的必经之地，加上西北杀虎口大风口的直贯，区内冷空气经常堆积，风大而频繁，因而在冬春季节多发生沙尘甚至沙尘暴天气。在起伏的丘陵山地中间，插入一个条形断陷盆地。东西两侧均为土石山地，南北部为黄土连绵的丘陵，黄土覆盖厚达几十米至上百米，由于长期切割，形成垣、梁、峁为代表的黄土地貌。本县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严寒少雪而漫长，春季风大少雨而干燥，夏季温热适宜而多雨，秋季虽凉爽宜人却很短暂，据有关气象资料显示，本县区域内气温的年较差和日较差都很大，年均气温3.6℃，极端最高气温36℃，极端最低气温零下40.4℃，平均日温差为15.4℃，冬夏气温最大年较差69.7℃。土壤主要以栗钙土和风沙土为主，质地较粗，结构性差，抗侵蚀能力差，极易发生风蚀、水蚀、沙化等现象，特别是容易形成地表径流，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其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山洪暴发和沙尘暴肆虐。”[3]
右玉县素有“十年九旱”之说，“年降水量只有443毫米。本县气候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风大且频繁，多年平均风速为2.7米/秒，风速大于等于3.0米/秒的日数可达240天，一年中六级以上大风日数平均为57天，八级以上大风日数平均为28.8天，最大风速20米/秒。本县自然降水少，日照时间长，蒸发强，温度低，年平均蒸发量为1761.3毫米，其中5、6月占全年蒸发量的30.2%，蒸发量是降水量的4倍，年平均绝对湿度为6.3毫米。”[4]“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作物生育期都处于缺水状态，常感水分不足，植被生长质量差，地表植被覆盖速度慢，容易形成土壤沙化、水土流失。植被逐渐消退，气候灾害、生物灾害、地质灾害频发，冰雹年年均有发生，平均每年降雹5天，最多10天（1959年），最少也有2天（1972年）。”[5]
“右玉地处内陆山区，距海很远，大量暖湿气流难以深入，加之地表植被覆盖率小，降水量少，年际变化大，年内分配不均，雨季早晚不一，地表径流大，土壤沙化，蓄水力差，渗透力强，蒸发旺盛，干旱频繁发生。秋霜危害程度大于春霜冻，黑霜比白霜危害程度更大。”[6]“不同地形霜冻迟早、危害程度是不同的，小盆地、谷地、洼地由于地势低洼、地形闭塞、冷空气易堆积，霜冻早而严重，故有‘霜打洼’之说。洪涝灾害虽时间短、范围小，但多属局部性灾害。虫害年年发生。地质灾害主要是地震，据史料记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地震，造成屋毁人亡。”[7]“太阳辐射强、光照时间长、温度日较差大、自然降水少、大风日数多，是右玉县新中国成立初期气候的主要特征，受此气候影响加之特殊的地理位置局限，境内的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生态系统的抗干扰能力较差，生态环境状况十分恶劣。”[8]
（二）商战交替——右玉生态治理样本所蕴含的历史条件
“右玉史称善无，秦始设制。后屡经变更，至清雍正三年设右玉县。右玉县处在雁北的山地高原区，与蒙古草原相连接，其地在云中之西，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就是中原王朝的北疆，少数民族的南沿，著名古关杀虎口又是右玉极边之地的要冲，两廊山峰耸立，沟谷狭长幽深，这一狭长平坦地带是南下中原，从山西进入河北、河南、陕西的必经之地，地理形势十分险要，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民族对峙与军事争夺的中心地带，也注定了右玉这方土地必然会有其与众不同的历史。烽烟四起，战争绵延，‘雁门关外朔风寒，长城内外征战繁’即是右玉大地战争历史的写照。据《朔平府志》记载，杀虎口在雁门之北，众嶂重叠，崎路险恶，数水交汇，绾毂南北，自古称为要塞。”[9]
从西周至明清，历代王朝都曾在此屯扎重兵，驻将设衙，严密扼守。我国北方的多次战役，不论是中原王朝北征，还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往往都以它为突破口。明朝建立后，蒙古虽北迁分化成瓦剌和鞑靼两部，但对明王朝仍然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杀虎口正处在蒙古与中原腹地，是重要的边防要隘。
长期以来，“杀虎口作为中原王朝北部边疆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北方民族冲突的不断升级，决定了它在中国历代政权体系中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汉唐时，右玉因杀虎口这一‘通塞中路’的交通要冲，成为‘北方丝绸之路’的中转驿站。明清时，右玉因一代雄关杀虎口成为民族争夺的‘九边重地’，在兵马集结、争夺攻防的背后，是军情的传递，粮草的运输，是物流涌动带来的畸形繁荣。清顺治七年（1650），户部在杀虎口置户部抽分署，负责查收关税。雍正三年（1725），右玉设朔平府。税务机构、行政机构的设立，为右玉这块土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②
千百年来，封建王朝几经更替，史上战乱连连。不少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都与这个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胡服骑
于陈小洪、赵向东著：《右玉文化图志》，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射、汉击匈奴、昭君出塞、唐攻突厥、安史之乱、宋征契丹、明锁蒙古、康熙亲征噶尔丹、晋商大盛魁、走西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王朝在此地反复争夺，或战或和，使得如今在右玉当地打井极容易发现白骨、古钱甚至子弹壳。
20世纪前叶，右玉古战场迎来了冯玉祥与山西阎锡山之间火药兵器时代的南北大战，杀虎口的遗留富商纷纷逃离，中国历史上的军事与经济重镇杀虎堡从此一蹶不振。右玉古战场最后一次发生的大战，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的中期，距今不足百年。透过历史的烟云，隐约中我们还能看到右玉这方土地上，曾经有过茂密的森林，丰美的水草，有过一幅“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好画面，曾有过一段商旅不绝、驼铃悠悠的历史；也曾因这一代雄关杀虎口，有过一段战争攻防背后的繁荣。
历史的长河总是在选择它必然的走向，许多碑刻铭文已斑驳，关城边墙荒废坍塌，甚至荡然无存。对于右玉这块丘陵起伏连绵的黄土地，一个日见远去的古关，几段兴衰的往事，早已过眼烟云。因游牧与农耕地区有强烈的经济互补需求，其边境地区就显得尤为敏感，关系和缓时，就是贸易重镇，关系破裂时，就化为血腥战场，不同形态的南北对峙期间大自然赐予的灵山秀水，被人为破坏。战乱中，烧林、砍林、毁林，造成泥沙滚滚，水土流失，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1949年，沙漠越过长城，掩埋了右卫老城三丈六尺高的城墙。优质的耕地，成了遍地黄沙，粮食难收，寸草难生，百姓过着艰难的生活。雁门关外，塞上高原的右玉，只是一块干涸了的黄土地，看不见沙漠的尽头。长期的战乱确实给这个曾经政治军事（万里长城与汉胡关系）、经济贸易（茶马古道与走西口）两条大动脉交汇处的右玉留下了深深的创伤。”[10]
灾荒史研究专家李文海指出，旧中国“由于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制度的桎梏和阶级利益的冲突，妨碍或破坏着人同自然界的斗争时，人们便不得不俯首帖耳地承受着大自然的肆虐和蹂躏”，[11]而且这种情况“在剥削阶级掌握着统治权力的条件下，是屡见不鲜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常规。”[12]这表明，生态灾难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和阶级状况等密切联系。
（三）恶劣的生存状况——右玉生态治理样本所蕴含的生活条件
据史志记载，“从元代以来，平均每四五年就发生一次较严重的旱、涝、蝗等自然灾害。而特别严重的有：元至元元年（1264）六月，云中陨霜，庄稼无收。元皇庆二年（1313），大同大旱。八月，大同路雨雹成灾，大饥。元延祐五年（1318），大同路大饥。元至正二年（1342）春，大同路因灾大饥，饿死民众多人。元至正十九年（1359）八月，蝗虫危机大同路各地，庄稼无收。”[13]“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左卫、右卫、朔州大荒，百姓饿死者众多。明隆庆二年（1568），右卫、威远卫大旱，多人饿死。明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右卫陨霜杀禾，收成大减。明崇祯十四年（1641），朔州、右卫瘟疫流行，十之八九的人得病而死，大多数人家断门绝户。是年又发生饥荒，粮价飞涨，出现了人相食的惨景。”[14]“清顺治四年（1647）秋，蝗虫伤禾，收成大减，大饥。清同治十年（1871）七月二十八日，大雨昼夜不停，八月初十晴。庄禾受泡，民房倒塌。清光绪三年（1877）秋，右玉大旱，人相食，饿殍盈途。清光绪十七年（1891），全省大旱。次年再旱，大同、朔平等府及边外7厅，受灾尤重。”[15]
据《山西六政三事》记载，“民国17年（1928），右玉森林面积133亩。据《右玉县政十年建设计划案》载，民国22年（1933），全县仅有林木645亩，分为草沟堡、韩庆湾、威远、北花园4个林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县有零星分散的林木8084亩，森林覆盖率仅为0.3%，风蚀、干旱形成的土地沙化面积达225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76.2%。当时的右玉，穷山恶水，地瘠土瘦，干旱寒冷，民生多艰，被人们称为‘不毛之地’。”[16]
民国十七年（1928年），右玉从春到秋相继遭受严重的旱、雹、风、霜等自然灾害，加之战乱，民众生活极苦。次年春，全县大饥，不少贫苦农民到口外度荒。“1951年6月，发生各种虫灾，其中最严重的是蝗虫，受灾最重村庄65个，受灾面积达8434亩。8月中旬，全县普降大雨，受灾村庄26个，被水冲毁和淹没庄稼约5036亩。是年又先后3次遭风、雹袭击，全县受灾村庄103个，面积66843亩。1952年7月6日至29日，全县连降6场大雨，111个村庄遭灾，冲坏作物32266亩。8月23日上午，边家堡等33个村遭受严重雹灾，打坏各种作物61612亩，其中绝收的19259亩。”[17]
明代兵部尚书王越曾经借用唐代李贺的诗这样咏叹：“雁门关外野人家，不植桑蚕不种麻。百里竟无梨枣树，三春哪得桃杏花。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
民间的歌谣更有这样的描述：“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十山九秃头，洪水遍地流。风起黄沙飞，十年九不收。穷人无法过，只好走西口。”(www.xing528.com)
这首诗歌和民谣描述的就是当时右玉真实的写照，风沙，干旱，食不果腹，民不聊生，这是右玉数千年来的历史之殇，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右玉的百姓之痛，这也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当时右玉人民生存状况的艰难和生态环境的恶劣。中共山西省原书记李立功曾说过：“我原来听说过右玉荒凉、右玉贫穷、右玉寒冷。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真正到了右玉农村才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荒凉！”
右玉每天从早到晚，几乎都刮着大风，有时刮得铺天盖地，天昏地暗，晚上睡在屋里不时听到狂风怒吼。房门必须用一个大石板从里顶着，一怕大风把门吹开，二怕野兽伤人。田野里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只看到大风黄沙在滚动。这儿的风能把人吹得小跑，吹得使人飘起来，大有黄土埋人之势。我们每走一步，要么背风而行，要么掩面而行。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穷困！老百姓几乎都住在土崖下的窑洞或简易的土坯屋里。
“因为风大，窗户没有玻璃，大部分用草捆成大捆或用木板堵窗户。不少人家人畜共处，人进去屋内一阵异味，一片昏暗；人们没有好衣服可穿，不是补丁破衣，就是烂羊皮袄；男人女人蓬头垢面，看上去脏兮兮的；人们食不果腹，大部分一日三餐黑豆炒面、野菜、玉米面稀饭，喝的是沟河里的水，烧的是干羊粪片。人们的生活条件近乎原始。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寒冷！深秋初冬的右玉，由于地处塞上黄土高原加上大风无遮无掩，每天几乎是滴水成冰，寒风刺骨冰冷。新中国成立初期恶劣的生存环境严重影响到了右玉人民的生存与发展。”[18]
（四）淳朴的民风——右玉生态治理样本所蕴含的人文条件
数千年的人文历史变迁，在右玉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精神标识，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以农耕文化为本，融合草原文化和长城边塞军事文化、晋商文化、西口移民文化等诸多文化元素在内的兼容一体、多元并存的地域文化，也形成了右玉人民勤劳俭朴、负重奋进、忠勇坚毅、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勇于开拓、厚道质朴、为人直爽、热情开放、团结互助的性格品质和精神气质。
1.勤苦淳朴，自强不息
据《山西通志》记载，“右玉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思深远，有尧之遗风焉”。旧时，由于战备需要和长期战争的破坏，右玉境内植被几乎损尽，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沙化贫瘠，即使丰年，亩产额也不满斗。尽管生计维艰，但人们仍不愿背井离乡。他们勤劳耕作，自力更生，习惯于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不断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生不息，奋斗不止。
2.勇猛尚武，甘于奉献
右玉自古就是西北边疆通往中原地带的门户和咽喉，其地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尤其是军事防线作用更为突出，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周伐猃狁、汉伐匈奴到明伐鞑靼、清征噶尔丹，从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到新中国成立，这里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战争有右玉城保卫战、杀虎口战斗、黄土坡歼灭战、东山根据地保卫战等。在战争频繁的影响下，县域人人习战斗、忠勇兼备、英勇尚武，故世出名将，如明代的孙祥、何廷魁以及麻贵、麻承训、麻承宣、麻承宗父子均是战功赫赫、见诸史册的将领。
在现代历史上，右玉人民为寻求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进行了浴血奋战。抗日战争时期，395人参加地方工作，有550多人光荣牺牲。解放战争中，右玉人民舍小家顾大家，忍饥挨饿支援前线。光在察绥战役中，支前民工就达8.8万人次，畜力3.2万头，筹粮近万担，还有2358名青壮年参军，千人英勇牺牲。
如今，在右玉境内，战争留下的遗址仍然清晰可见，有长城、城池、边堡、土堡、洞穴、烽堠、校场、汛防、武库以及战壕、碉堡、防空洞等各种工事，成为右玉县最具人文精神和文化气质的历史遗存。
3.宽厚信义，耐劳敬业
从东汉末年起，右玉一直是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交融的前沿阵地。到北魏时期，右玉成为民族融合的摇篮之一。由于北魏统治者崇尚佛教，并提倡鲜卑族和汉族通婚，这一时期右玉传统的民族血缘和儒家文化格局被打破。之后，右玉被蒙古、满等少数民族占领，再度进行了民族融合。历史上的这些民族融合，造就了右玉文化的多元性和居民性格的多重性。总之，长期的民族交流和佛教文化、儒家文化的浸润，造就了右玉人极具亲和力的品格。
抗战期间，钱穆曾这样说过：我们的文明从宋代起就是从寒带向着温带、亚热带地区不断退守的。而看看同一时期的西方文明却是走着相反的路，西方文明的中心是从地中海这样温和的海洋地带向着严峻的寒带前进的，即从意大利向着英国、荷兰，向着德意志、俄罗斯挺进。
而我们与西方“道路”之根本不同在于，一个是顺流而下，一个是逆流而上。回避困难，逃避来自西方和北方的挑战，一路向着温带退去，这说明我们的文明丧失了秦汉唐以来的奋斗精神。宋以来当然不是没有成绩，但无论如何，走的都是不断妥协的道路。宋以来，我们虽然也感觉到了制度上的许多不适，但总体来说，温带的生活总是比寒带舒适，即使在各式困境中，生活中也总是保留了许多小小的快乐和享受。长此以来，形成惯性，便总是不肯幡然变革，就不能迎着困难、挑战走，从而忽视了温带的生活乃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消磨，而我们文明的斗争意志就这样逐渐消磨掉了。
当年，孙中山对章太炎说过一段很有辩证法色彩的话。孙先生说，革命党总是守在广东，这是不好的，因为广东的生活是比较舒适的，将来革命的中心应该到武汉去。革命成功，首都要放到西安去，因为西安才是中国的中心。将来中国要成为一个亚洲的中国，首都就要放到伊犁或者敦煌去，因为那里比较靠近亚洲的中心，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产生革命精神。
抗战期间，学校机构大撤退，沿途经历使钱穆认识到，宋代以来的中国已经无可避免地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环境比较艰苦严峻的西北，另一部分是生活比较舒适享受的东南。宋以来，我们的文明是一路向着舒适的方向退守的，而忘记了西北地区才是中华文明的血脉所在，忘记了秦汉唐的精神还埋在西北地区人民的血脉之中。要使中国重新统一起来，只有一条路，就是用西北那种开拓奋斗的精神去统一中国，而不是如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一样退到四川盆地里去。因为从中国的地形看，四川盆地是个塌陷的陷阱，一旦掉人这个舒服的陷阱里，就很难爬出来。从中国历史上看，从来没有一个蜀地的政权可以一统天下。[19]
历史上，右玉人虽然面临自然环境和战争的双重困境，仍坚守家园，躬耕牧养，发展生产，创出世纪太平、商贾云集的黄金时代，并且所做的许多事情享誉全国。正是由于右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造就了右玉人民忠义仁勇、矢志爱国的精神基础，守土有责、众志成城的精神气质，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为右玉生态治理样本的诞生提供了历史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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