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美国主流媒体中的文化框架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笔者从媒体框架的概念解析开始，从主流媒体编辑部文化积淀（C1）着眼，步步为营地推导出基于概念的描述性模型和更进一步的分析性模型。从概念出发的路径本身使得研究对五个不同框架话语包的建构方式在理论上有更强的建构效度和解释力度。从研究方法及研究方法背后更具整体性的研究路径来看，本书的框架分析方法为框架分析的理论化进程以及如何对框架概念进行更有理论效度的操作化，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洞见，为框架分析研究方法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相对广义上看，本书通过研究在较长时段内从多个主流媒体对各类涉华话题报道中抓取出来的通用文化主题，并将其与更为具体的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通过匹配“组装”起来形成完整的框架话语包。这种对框架的分析方法相比直接从媒体对“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的新闻报道文本中抓取框架的研究方法，更有效地排除了特定新闻事件本身独特的属性特点或某一媒体组织的特征对研究如何认识框架所属文化符号积淀形成“干扰”。同时，这样的框架分析路径也通过把框架与主流媒体编辑部共享文化积淀关联起来，将框架与其他能完成与框架类似功能的话语形态（包括文体、直接引用、主题结构、叙事风格等）从理论概念上更为清晰地区分开来，提高了框架概念操作化的理论效度。换而言之，元分析的方法和针对各种涉华报道的框架的抓取方式更好地反映了框架理论中关于框架话语包与编辑部共享话题报道文化之间的本质性关联。通过结合元分析和对多样化的涉华报道文本的分析，本书对五个框架话语包的抓取结果更有可能独立于特定新闻事件报道内容的影响，更有效地体现出框架作为元传播要素（meta-communicative）的特征。故此，本书更有信心认为，研究抓取的五个框架话语包较为准确地展示了美国主流媒体编辑部文化中比较稳定的核心构成部分。研究结论保留了较高层次的抽象度，发现可以被具体地应用到一系列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相关话题的场景中，具有更高的理论解释力。

另外，与大多数现有的框架效果研究的路径方向截然不同，本书没有将“中国制造”相关产品质量危机的报道文本直接作为框架分析的对象和框架抓取的数据来源。相反，本书检测了从较长时段多个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抓取出来的通用框架与“中国制造”特点话题报道的适用程度，并邀请在美国主流媒体中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记者朋友将通用框架中与该话题报道适用性最高的“归责中国政府”框架话语包中显性的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选择性地植入媒体报道文本。然后笔者考察了框架文本对受众认知态度和归因的影响。研究方法上的选择的背后逻辑是，笔者认为，虽然具体某一新闻事件的报道中会出现事件特有的强调式框架，但主流媒体编辑部文化浸润下的媒体会反复一贯地使用构成媒体报道框架的文化框架和各类象征符号，来对一系列与特定话题相关的题材进行意义组织与报道。在对“中国制造”话题报道中，既存在植根于主流媒体编辑部共享文化积淀之中的通用框架，同时也混杂出现了对这一具体话题而言特有的框架。而本研究的关注点恰恰是通过考察通用框架被媒体记者应用于特定话题报道之后产生的效果。这样的问题提出方式无形中将现有文献中强调式框架的大量研究与通用框架的研究脉络关联起来，弥补了框架研究文献中两个不同脉络之间原来的断裂。对这一断裂的弥合能够更好地促进通用框架研究在具体事件报道中的“落地”，并同时解决各类事件特定强调式框架如何通过恢复自身与编辑部文化积淀的关联来提高自身的抽象程度和分析中的理论解释力度。

从更具体的研究路径来看，本书通过对不同时间点发表的已有研究文本的元分析来抓取作为五个框架话语包核心部分的文化主题。这样的研究方法更紧密地将对框架概念的操作化过程置于其与其他概念构成的分析架构之中。与常见的F2-P-F1（从研究者个人的解读框架出发，通过阅读分析媒体文本，通过研究者认为符合媒体编辑部文化的推论，抓取文本背后的隐性框架）框架分析路径相比，研究文献中不同的研究者站在不同理论和文化立场（F2's）对各种涉华新闻内容的研究成果更有效地减少了传统框架分析过程中由单个研究解码人（F2）带来的猜测和偏见可能。材料来自多个研究者不同视角，抵消了任何个人作为研究者可能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偏误。而元分析的文本来自较长时间段的发表，也无形中观照到作为框架的文化主题在新闻报道文本中的长期稳定性。同理，笔者从《纽约时报》在长达60年间的报道文本中抓取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也从不同角度进一步印证了框架理论中关于框架是稳定文化积淀构成部分的重要命题。通过对媒体文本更长时段的系统考察，证实了媒体框架话语包本身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构成框架话语包的主题与符号工具，它们的长期稳定性又与框架概念本身特有的理论属性吻合。这种稳定性进一步验证了框架话语包和稳定编辑部话题文化积淀之间的本质联系。与此同时，由这样方法抓取形成的一组涉华报道的文化主题还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在下一步从具体某个媒体文本中辨识框架工具，并将他们围绕文化主题组织成为完整的意义框架。(www.xing528.com)

最后，笔者在本书框架分析的结论部分，能够成功地将第一步元分析获取的文化主题与后来对《纽约时报》特定主流媒体机构涉华报道进行文本分析的研究结果组建起来形成完整的框架话语包。如此重构完整的通用框架话语包将主流媒体编辑部共享文化积淀和《纽约时报》对于话语符号工具的个性化选择结合起来。研究方法背后，笔者假设，文化主题可以植根于由不同主流媒体编辑部共享的文化，而具体用什么样的象征符号在报道文本中体现共享文化主题则更多直接受到特定媒介组织内部文化传承和个性风格的影响。但共性和特性之间可以通过“体现”“呼应”或“支持”等多种方式关联起来，构成隐性框架与线性文本符号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这样的研究方式也证明了从理论概念上看，框架（F）本身并不等于具体被框架的文本（P）。虽然被框架的文本（以及各种文本自身的特征）和框架本身一定程度上都有可能达成恩特曼在研究中指明的各种传播功能（包括选择强调、议程设置、组织叙事和意义生产等），但两者在具体的操作化过程或概念内涵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根据本书的研究路径，作为媒体框架本身的“中心化的意义组织原则”（central organizing idea）在任何具体的新闻报道文本中都不能直接被读者辨识出来。换而言之，从文本到框架的分析过程往往涉及另一主观认知框架符合编辑部文化的“推论”。为了提高从媒体文本到其背后框架这种“推论”的理论效度和科学性，作为框架自身的文化主题通常需要通过对多个考察者从不同角度的交叉验证才能加以抓取。与此类似，本书抓取出来的各类象征符号工具也并非任何单篇新闻报道中的叙事脚本，而是一系列彼此相关的从长达60年的媒体文本中萃取出来的。构成框架话语包的象征元素也保证了长期的稳定性。

从总体来看，本书前半部分框架分析采用的研究策略提供了一种对于框架概念本身具有更强的清晰度的概念解析方式，以及与概念解析紧密关联的操作化途径。笔者通过本书上半部分框架分析的研究，试图恢复框架话语包（显性象征符号）与媒体编辑部文化积淀（隐于文本后的文化主题）之间固有的理论联系，由此增强框架分析研究的理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