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框架：揭示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制造的看法

本书的前半部分根据框架理论的核心概念解析，重新组建五个框架话语包。就研究重组的五个通用框架话语包的具体内容看，“归责中国政府”和“战略伙伴/竞争者”的框架话语包已经构成了美国主流媒体编辑部文化积淀中最为重要和稳定的部分。美国主流媒体在各类涉华报道中，或者惯常性地将各种与中国相关的新闻事件和新闻话题不同程度地归因到中国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或者在行文中提醒美国的公众和决策者，中国在全球范围包括贸易、军事、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可能成为美国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或者合作伙伴。

在这两个最为主要的框架话语包中，“归责中国政府”框架频繁稳定地在媒体文本中出现，意味着每当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与中国相关的各种负面新闻事件时，总会有意或无意地倾向于将新闻涉及的问题归责到中国的各级政府机关的过失或责任。中国各级政府常常成为美国涉华报道中记者们的矛头所指，这与美国主流媒体在历史上自美苏“冷战”期间已经开始逐渐积累起来的一整套围绕“共产主义国家”的负面的象征符号积淀密不可分。从“冷战”开始，美国主流媒体机构的新闻报道话语就一贯地对共产主义阵营中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质疑。由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符号积淀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根据当时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在不同题材的新闻报道中表现为对中国政府的问责。另外，美国主流媒体自我定位为整个社会的“第四权力”。美国主流媒体一贯将监督政府公共权力的行使，为公众利益“代言”作为自己职业的使命。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自我定位在鼓励其对自己国家政府进行批评的同时，也顺带影响到美国主流媒体对其他国家相关话题的报道方式。从国际传播实践方面考量，中国在处理“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政府机关有意识地提高自身在公共传播方面的能力，主动积极有针对性地减少或消解美国主流媒体通用框架“归责中国政府”对受众可能产生的认知和行为效果。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提供有力的另类框架或减少政府在其中的责任，来切实降低“归责中国政府”通用框架话语包在“中国制造”话题报道中的适用性。

“战略伙伴/竞争者”的通用框架话语包则在新闻报道中更多地将中国刻画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必须认真对待的潜在战略合作伙伴和重要的竞争者。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框架话语包大多将中国设定为国际舞台上需要认真对待的主体：采用这一框架话语包的新闻报道，其矛头通常并不直接指向中国政府甚至是中国整体的政治体制。此外，本书的研究发现还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这两个时间段，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文本中相对最频繁地使用“战略伙伴/竞争者”框架话语包中的象征符号元素。考虑到当时不同的历史背景，“战略伙伴/竞争者”框架话语包在这两个时间段的增长具有一定的理论涵义。在20世纪70年代，美苏和中苏等大国的政治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首次访问中国，为两国之间双边外交关系的改善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这一特定政治环境中，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话语也更多将中国描绘为国际舞台上潜在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所特有的神秘的异国色彩和历史文化魅力也更多地在美国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中得到强调突出。与此类似，在21世纪，中国正式宣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更为深度全面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和经济发展“引擎”之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美国自身在全球范围的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与中国更为紧密地关联起来。与此相应，美国主流媒体话语中“战略伙伴/竞争者”框架话语包的出现也较其他的历史时期相比显得更为频繁。基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理性计算多少代替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的对立与差异，逐渐成为主导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甚至是美国主流社会涉华舆论的重要依据。据此，可以推测，虽然五个不同的媒体框架话语包稳定地出现在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文本中，但“战略伙伴/竞争者”框架出现的频率变化实际上更容易受到当时全球经济环境，尤其是中美两国经济贸易方面相互依赖程度变化的影响。后续研究或可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等诸多方面相互之间依赖性的变化如何影响主流媒体涉华新闻报道中的框架选择。(www.xing528.com)

除此以外，带有“人权问题”和“归责中国政府”等框架话语包象征元素的主流媒体文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曾一度连续不断地在美国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中逐年增长。这一持续增长的趋势意味着对中国政府的负面报道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是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最主要的形态。细加考量，虽然“共产主义威胁”的话语包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媒体报道中盛行一时，但将中国整体刻画为对地区稳定与和平的重大威胁，“共产主义威胁”报道框架话语包自80年代起就越来越少在媒体涉华报道中出现。相反，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角度越来越明显地转向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和日常行政与公共政策制定等特定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样的转向意味着在和平时代仅仅基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甚至是军事敌对的通用报道框架已经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相反，政府公共权力的行使和人权等价值成了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最为重要的参照。在21世纪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人权问题”“归责中国政府”和“战略伙伴/竞争者”三个框架话语包构成了最为常见的涉华报道通用框架。当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对于通用框架稳定性的检验结果发现，“共产主义威胁”的框架在当下也只是出于“休眠”状态，而绝非全然彻底地销声匿迹。在台湾问题中，不同阵营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对立升级加剧到一定程度后，“共产主义威胁”这一休眠的通用框架仍然会被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们激活并重新用于新闻报道的日常实践之中。

更为深入微观地对五个通用框架话语包中具体的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等符号元素进行分析，本书研究发现，“共产主义威胁”框架中最常使用的话语符号形态是口号式的关键词。这一框架话语包主要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各类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中。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美国与中国两国之间直接的交流和接触十分有限。相反，两国之间充满了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彼此敌视情绪。在理论层面，本书就框架话语包中象征元素的发现意味着在国际新闻的报道实践中，当两国之间有效的信息交流和接触不足，但对立的情绪十分强烈时，框架话语包各种符号工具中的口号式的关键词更容易被媒体报道所采用。口号式的关键词简单明了的表达形式、有力凝练的意义传达，以及表达中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便于口口相传的特征，在上述情景中具有更高的适用性。更抽象地看，本书提出，不仅仅媒体报道不同的通用框架话语包之间存在着与特定话题新闻报道的适用性问题，同一框架话语包内不同象征符号元素在不同的报道场景中，其适用性程度也会发生复杂的变化。与此相应，本书发现，当两国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彼此的敌意情绪有所减少时，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文本中更为频繁地出现包括典型范例（exemplar）和深度叙述（depiction）等形态的框架符号工具。这些象征符号元素与口号式的关键词相比更为生动具体，充满戏剧性，具有更强的可读性，也更强调突出个人作为主角在新闻报道整体叙事中所发挥的作用。但这些框架话语元素对意义的凝练程度和自身的流传速度或许不如口号式的关键词。后续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当两国之间的信息交流程度和各种情感强度发生变化时，即便主流媒体使用同一个通用框架话语包时，更偏向于使用的框架象征符号的类型是否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发展存在怎样的规律。除此以外，现有文献中很少深入地考察同一框架话语包中不同类型的象征符号类型（比如充满强烈情感意味的关键词，或者是生动有趣的典型范例，以及长于细节的深度叙述等方式），对于来自不同文化政治背景的受众会产生怎样不同的认知和情感效果。更为微观地聚焦到特定框架话语包中不同象征元素的效果，或可为框架效果研究打开全新的理论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