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相关的研究假设与研究问题,笔者建立了第四个线性回归模型,将“归因中国政府”作为统计模型的因变量。实验对象的人类学变量和消费者种族中心主义价值观念、媒介使用行为、中国相关认知基模、是否接触框架文本、话题相关知识、话题卷入度、信息处理深度、框架相关认知激活以及其交叉项都被作为自变量一并放入线性回归模型。
分析之初,笔者检验了Cooks distance、df beta和模型残余值等指标来观察数据中的例外数据点。此后,研究者对于线性模型的四个基本假设(线性、独立性、正态分布和Homoscedasticity)也分别做了测试。测试结果VIF=2.1,Breusch-Pagan/Cook-Weisberg测试结果开方=2.18,p=.14>.05。
统计模型结果显示,与“归责中国政府”框架相关的认知激活和信息处理深度的交叉项并不能显著地影响实验对象多大程度上将“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问题归因到中国产品质检部门的问题。此外,在所有其他因素都被控制之后,与框架相关的认知激活以及信息处理深度这两个变量也不会独立地对事件归因产生影响。(www.xing528.com)
此外,研究发现,实验对象就“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的卷入程度影响了实验对象多大程度上将“中国制造”的问题归因到中国政府的产品质检部门。实验对象越是觉得“中国制造”产品质量的问题与自己紧密相关,他们就越倾向于强调中国产品质检部门对“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问题负有责任(beta=.28,p<.01)。除此以外,实验对象越是深入地了解产品质量和安全话题相关领域的知识,他们就越不倾向于将美国市场上“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归因于中国政府相关部门(beta=.23,p<.01)。
最后,研究分析发现,实验对象原本对于中国固有的认知基模越负面,他们越倾向于将产品质量的问题归因到中国政府部门的责任(beta=.15,p<.05)。但是,仅仅让实验对象接触带有“归责中国政府”框架话语包的文本并不必然使得研究对象们更多将“中国制造”产品的质量问题归因到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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