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笔者对话题相关知识测试量表中的两个问题进行反向编码，以保证同一量表中的问题变量的变异方向一致（变量数值越大，则话题相关知识越多）。单变量数据描述为更复杂的统计分析奠定基础。分析旨在检查数据整体的质量，查找数据中可能存在的错误，并对数据分布有所了解。单变量描述的结果参见表7.1。此外，笔者对涉及量表的内在一致性信度以及“框架相关认知激活”变量中想法列举获得的质化材料内容分析的编码员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也分头做了检验。
在测试受众报纸阅读、观看电视和收听广播行为的量表中，4分制的量表变异度在1.21到1.66之间（1=少于15分钟每日，4=超过一个小时每日），各量表取值标准差在0.51到0.96之间。网络使用变量的平均值是2.66（1=少于五分钟，7=大于等于一小时），标准差为1.85。
实验对象对于与健康卫生相关的新闻信息更为关注（平均值=2.82，标准差=1.15），而对于商业新闻信息关注度较低（平均值=1.92，标准差=1.03）。这一系列关于新闻信息的5分制量表（1=从不关注，5=非常关注）平均值在1.92到2.82之间，标准差在1.09到1.17之间。
就测试实验对象关于中国已有认知基模的量表，描述统计数据显示，实验对象总体而言对于中国的认知基模略微偏向正向（在7分制语义差异量表中，该变量平均值在-1.80到-0.03之间，标准差在1.40到1.72之间）。实验对象倾向于相信中国具有智慧（平均值=-1.8，STD=1.72）但并不总是十分热爱和平（平均值=-.03，STD=1.40）、值得信任（平均值=-.17，STD=1.42）或那么乐于合作（平均值=-.17，STD=1.61）。
就对信息认知处理深度的变量看，实验对象在阅读了所有相关的实验材料之后，平均每人写下了2.48条不同的想法（STD=1.99）。在实验对象列举出来的所有想法中，平均每人有0.92条想法列举体现了与框架相关的认知激活，不同程度上将“中国制造”产品质量的问题归因为中国相关产品质量检验部门的责任（标准差=1.08）。
本研究用以测量“中国制造”相关话题卷入度的六个6分制李克特量表，其取值的平均值在2.45到5.31之间（1表示对中国制造的话题卷入度很低，7表示卷入度很高），变量的标准差在1.32到1.56之间。
测量话题相关知识变量的五个7分制李克特量表，平均值范围在1.90到5.31之间，标准差在1.37到1.54之间。
对“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两种不同归因的测量中，将“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归因为中国产品质量监管部门的7分制量表，其所得平均值为5.17（1表示归因较弱，7表示更强烈的明确归因）（标准差=1.43）。对该话题的道德归因量表获得的平均值为4.91（SD=1.57）（将“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归因于中国具体商家的诚信和道德问题的归因方式）。
表7.1 单变量描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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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续表）
（续表）
另外，实验对象对于“中国制造”的消费产品整体上的态度为中性。测量“中国制造”产品态度的四项7分制量表所得数值在4.31到4.58之间（1=最为负面态度，7=最为正面态度），变量标准差在1.33到1.50之间。与此相关，实验对象在消费者种族中心主义价值观念上一般得分较低，该变量几个7分制李克特量表的平均值落在2.70到3.47之间，标准差范围在1.5到1.67之间（1表示消费者种族中心主义较低，7表示更强烈的消费者种族中心主义）。
就一系列人类学变量来看，实验对象平均年龄为20.7岁（标准差为2.8）。其中25.9%的实验对象为男性，74.1%为女性。从种族看，206位（75.2%）实验对象是白人，47位（17.2%）实验对象是黑人，7位（2.6%）来自拉丁美洲，8位（2.9%）实验对象是亚洲人，还有6位（2.2%）实验对象在“种族”的变量上选择了“其他”。实验对象平均的税前家庭年收入在5万到7.5万美元之间，其政治意识形态稍微偏向自由主义（7分制意识形态量表，平均值=4.22，SD=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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