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制造在美国主流媒体中的质量危机

根据前面章节框架概念解析形成的描述性模型，框架效果主要的核心概念包括C1、C2、F2和P等。

在美国主流媒体“中国制造”相关报道中，C1作为媒体编辑部共享的文化符号积淀，主要指美国主流报纸媒体的编辑部中，长期从事中国条线新闻业务的记者惯常用来报道中国相关话题的叙事脚本、建构方式和各种惯常使用的象征话语资源。根据前文的分析，记者报道“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时所用框架话语包F1来源于C1。考虑到本章的概念模型主要针对框架效果（对称性描述性模型的右半边），故在此暂不对F1进行操作化。但通过C1在框架理论中的作用，笔者可以区分《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制造”话题时使用的文本中，哪些元素构成了前面章节提到的“中国报道通用框架”，而哪些则构成了“中国制造”产品安全危机报道特有的元素。前面章节已经证明通用框架中“归责中国政府”的框架话语包对于“中国制造”话题的报道具有较高的适用性。考虑到本书旨在探究来源于稳定编辑部话题文化的通用报道框架具体应用到“中国制造”产品话题文本后产生的效果，所以笔者选择将属于美国主流媒体编辑部文化中长期以来一贯被用来报道中国话题的一系列框架工具应用于制作控制实验的刺激材料。

另外，C2构成了读者所处环境中就特定话题形成的文化积淀。这一概念在本书实验部分被具体操作化为个人已经内化的文化观念，即实验对象对于中国已有的认知基模。在这个概念的操作化过程中，涉及从宏观文化积淀“落实”到个人认知的变化。框架效果实验的基本分析单位是个人，因此这样的关联必不可少。主要考虑到C2通常会被个人受众内化并以稳定的认知基模形态显露出来，所以众人就某一话题共同的认知基模能够一定程度上指向受众文化积淀。如此，媒体文本（P）与个人受众已有认知结构之间的契合程度代表了描述性模型中C1和C2之间的交叉关联。根据前文的分析，两者之间的契合程度影响了实验材料对受众认知结构的激活。(www.xing528.com)

除此以外，模型中的P是媒体报道“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的显性文本。媒体文本中包含了源自特定框架话语包的各种象征符号工具。作为对P作出的反应以及本研究重要的因变量，F2代表了读者从其文化积淀中调用各种文化符号资源，对“中国制造”相关报道文本进行处理、制造意义的方式。在实验中，笔者将F2操作化为实验对象在阅读相关文本之后，对“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安全话题进行的思考深度，以及其思考过程中与媒体所带框架话语包相关的观念在脑海中出现频率的多寡。对事件的归因以及对中国产品形成的态度等因变量都被认为是读者采用特定的认识框架（F2）之后，由此进一步产生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