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流媒体：比较英美两国报道框架

我们依据以上对三份英美主流报纸的分析结果，进一步具体比较英美两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制造”产品问题的报道框架（及框架应用）有何异同。报道框架上的异同与两国传媒文化间的关联可以增加我们对分析结果差异效度的信心。

首先，两国报道中都针对各自本国政府进口商品质检部门的相关工作表现，采用了“质检部门工作问题”的框架话语包。这一报道框架上的共性与英美两国的主流媒体在各自社会体系中承担类似的社会功能有关。两国的媒体都扮演着监督政府的角色，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在行政权力之外，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独立担任着“第四权力”的重要作用。共同的社会责任和较为相似的角色属性决定了两国媒体都有责任和义务及时指出本国政府在工作上存在的问题，代表其国内的公众监督政府行政权力的运行。除此之外，对本国政府相关机关进口商品质量检验的归责同时也构成了两国相关公共讨论的话语环境。故两国媒体在报道“中国制造”产品质量这一必然涉及双方表现的问题时，都会承担起监督本国政府工作并提出改进意见的“看门狗”责任。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框架在两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中都不是最为显著的报道框架。

其次，英美两国主流报纸对产品质量问题的报道都分别指向中国相关产品的生产企业和中国的政府产品监管机构。《泰晤士报》的报道主要把问题聚焦在中国企业在产品生产销售和流通过程中表现出的贪婪行为和在产品质量危机应对措施上的失当。而美国主流报纸则主要指向中国企业的诚信缺失。相比之下，后者指出的问题更为本质，也更难在短期内得到充分的纠正。另外，同样是针对中国政府监管部门的报道框架，美国报纸将产品质量问题主要归咎于中国政府工作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整个治理体系的效能低下；而英国的《泰晤士报》则更多聚焦于中国政府在国际经济舞台扮演重要的角色在遵守国际相关产品安全标准上现有的各种欠缺。后者相比前者更为具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将问题责任对外归咎于中国方面的框架在英美两国主流报纸中都具有比较高的显著度。(www.xing528.com)

尽管存在以上诸多相似之处，两国主流报纸对“中国制造”同一问题的报道框架也呈现出重要的差异。美国主流报纸最显著的框架将问题矛头直指归责中国政府在此事件中的责任，明确指出产品问题背后反映出中国目前经济管理体制、法律制度和治理模式上的各种不足。如此框架方式将产品质量问题与中国在美国媒体中负面的刻板印象以及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体系等方面的根本性差异勾连起来。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制造”的质量问题，可以看到这个问题背后是中国社会的整体性问题，属于主题性框架（thematic framing）（Iyengar，1991）。可以由此推论，按照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若要解决“中国制造”的问题，也就需要积极推动中国经济政治发生整体性变革，可谓困难重重。与之对比，美国报纸在使用“质检部门工作问题”的框架针对美国本国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时，归因指出的是资源投入不足和重视不够等比较容易迅速改进的具体问题。相比之下，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中最显著的框架将产品质量问题和个别中国企业的贪婪行为与对具体危机的处理不当联系起来，引导读者更多从个体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属于片段式框架（episodic framing）。与此相应，该问题的解决就落实在国际社会通过各种手段督促中国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感和信息透明度上。

与之相关，即便同样是针对中国政府的报道框架，英美报纸的报道框架也有重要差异。美国报纸将产品质量问题和中国经济政治体系、治理模式和法制程度等宏观整体性问题联系起来。相比之下，《泰晤士报》只是通过欧洲工商委员会指出，问题根结在于中国政府在遵守国际产品安全标准上存在各种不足。遵守国际标准上的不足比起中国目前政治经济体制的问题，属于更加“就事论事”。相应的解决方案是需要中国在这一特定方面改善其商业实践更好地同国际接轨，但未必需要涉及整体性的社会体制性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