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美国主流媒体的文化框架

本章通过内容分析抓取了两份美国主流媒体“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报道中的四个不同框架。

表5.1　比较通用框架与“中国制造”报道框架

将“中国制造”特定事件报道框架与前面章节抓取的四个通用框架进行比较（见表5.1）可以发现，“中国制造”问题报道框架中的“中国政府调控失效”框架较为准确地呼应了通用框架中“归责中国政府”的话语积淀。其他三个“中国制造”报道中的框架更多体现了话题特殊性对于框架应用的影响。也就是说，从通用框架的适用性角度看，“归责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制造”话题报道的适用性最高。其他三个“中国制造”特殊框架则多少体现了该事件本身的特性。从理论上看，本书发现通用框架中对特定话题报道的适用性不同：除了从已有的媒体编辑部文化积淀中获取话语资源之外，媒体在报道具体话题时还会产生与话题紧密相关的强调式框架。结合前文对“中国制造”话题公共话语环境的分析，话题特有的强调式框架一般会结合媒体文化、记者本人特征和话题特定的公共话语环境来进行建构。但本书特意观照通用框架与特定事件报道之间的关联，故下一章框架效果分析部分将聚焦于“归责中国政府”这一类框架的交叉点，测试其效果及意义。

此外，本章进行内容分析的样本中，新闻报道的平均长度为890.2字（标准差=685.20）。其中，有46.8%（102篇）的新闻报道配有至少一张图片。样本中有61.9%的报道属于深度报道，23.4%属于硬新闻，12.4%属于新闻短讯，1.4%属于专栏报道。在整个样本中，有84.4%的新闻报道来自特约撰稿人，约有4.1%的报道由专栏作家提供。各类通讯社提供的稿件比例占到11.5%。从新闻报道涉及的产品类型来看，大约有28.9%的报道文本涉及儿童消费类产品，32.1%的报道牵涉各类食品与医用药品，有11.9%的报道是关于宠物产品的安全性问题，有13.3%的相关报道涉及多个不同的产品类型。另外，约有2.8%的新闻在报道文本中并没有明确提及特定的产品类型，只是宽泛地指出“中国制造”的进口商品存在质量和安全问题。

对报道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发现，新闻报道的长度（F=1.70，p=0.17）与报道所处的版面位置（F=0.69，p=0.56）在包括中国政府调控失效、中国企业道德诚信问题、美国消费品进出口质量检验部门工作的问题以及美国市场消费者对“中国制造”消费产品的普遍不信任等四类报道框架之间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而卡方检验发现，报道中是否加了配图在四类不同的新闻报道框架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差异（X2=7.0，p=0.07，Phi=0.21，p=0.07）。

表5.2　四类不同框架新闻报道的频率分布

(www.xing528.com)

根据表5.2的数据，报道数量的频率分布在四类不同的报道框架中存在差异。其中，将“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归结为“中国政府调控失效”（数量=57，占比36.8%）以及“中国企业道德诚信问题”（数量=61，占比39.4%）这两个框架话语包从整体上看，出现频率要高于将问题归结于“美国质检部门工作问题”（数量=20，占比12.9%）或“对中国产品普遍不信任”（数量=17，占比11%）。换而言之，在像《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样的美国主流媒体机构中，对“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的报道框架选择上，记者显然更多直接指向作为“他者”的中国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中国的企业商家。就其框架符号工具在文本中的呈现而言，媒体对“中国制造”的报道主要强调突出了针对中国方面的外在归因。除此以外，被《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机构频繁用来报道“中国制造”产品问题的框架话语符号中，“中国政府调控失效”的框架与归因与本书前面章节发现美国主流媒体编辑部共享的五个框架话语包中“归责中国政府”的通用框架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相互呼应。对“中国制造”特定话题的报道中，“归责中国政府”的通用框架相对具有更高的适用性。

另外，为了分析两份主流媒体应用了独立事件的方式还是社会整体问题的方式来呈现四个不同的框架，笔者采用了2（独立事件的报道方式VS社会整体问题的报道方式）×4（四种不同的框架）的因子方差分析方法，系统考察新闻报道的文本显著度在以上不同报道框架和框架方式之间的差异。

表5.3　框架方式与四个框架的交叉列表

Pearson X2=27.4**，Ph i=.42**，Craner's v=.42**p＜.01

据方差分析的统计发现，框架方式（独立事件还是社会整体问题报道）或者“中国制造”报道的四种不同框架对于报道文本的版面位置或长度并无显著影响。而表5.3中的卡方检验则发现含有不同框架的报道数量在独立事件的报道方式与社会整体问题的报道方式两种框架方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X2=27.4，p＜0.01，Phi=0.42，p＜0.01）。具体而言，将“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归结到“中国政府调控失效”的报道文章中，采用社会整体问题框架方式的新闻报道数目要比采用独立事件方式应用这一框架的多出34%，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相比之下，在将“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原因归结为“中国企业道德诚信问题”或“美国质检部门工作问题”的报道文本中，采用独立事件框架方式的文本要比采用社会整体问题框架方式的分别多出54%和50%。换而言之，在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制造”话题的报道中，强调企业道德伦理的框架在应用时更偏向将“中国制造”问题刻画为个体主导的偶发事件。而指向归责政府相关责任的报道框架则更多牵扯中国社会各方面整体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