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框架在报道中的适用性及文化积淀与框架选择之关联

本章比较分析英美主流媒体对“中国制造”产品质量话题的报道框架异同，主要考察三个方面的研究问题。

第一，本章将探究五个通用框架与“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报道之间的适用性。研究深入考察媒体对于“中国制造”话题的报道方式是否能够归入前文萃取的五个框架话语包，以及具体哪个框架对这一特定事件的适用程度更高。在媒体编辑部文化的符号积淀中，记者选择怎样合适的框架符号资源对特定具体的新闻事件进行叙述，受到了一系列相关因素的影响。按休梅克教授关于新闻生产的社会学分析模型，包括新闻事件或报道对象自身固有的特征、媒介组织文化或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取向，乃至在此媒介组织内负责中国报道条线记者的个人化特征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对框架的选择和应用方式产生影响。媒体记者在日常工作中会针对特定报道对象（尤其是编辑部文化与特定报道对象之间先前已建立起来的关联形态），在五个构成美国主流媒体编辑部文化的框架中有意或者无意识地选择适用性较高的框架工具加以应用。某一个记者个人对这种报道框架话语包的选择以及在报道中应用框架话语包的方式，体现了记者作为文本作者个人的个性特征和文化价值观念。同一社会文化环境中媒体记者集体对以上两个方面的共同选择，则体现了他们对媒介组织编辑部文化积淀的接受和认可，甚至是通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达到的内化程度。为弄清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上的框架选择和应用方式，本章运用量化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系统考察了美国《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这两份美国最负盛名的代表性主流媒体在实际报道“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时，应用了哪些框架话语包中的推理归因工具；其中哪些框架话语包的象征符号元素在媒体文本中出现的显著程度最高；以及被媒体采用的框架与本书前面两章重组的五个通用框架话语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

考察通用框架在“中国制造”具体话题报道中的适用性问题具有几个方面的理论意义。证明通用框架与具体事件报道中的契合度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本书整体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路径。适用性的检验弥合了特定新闻事件报道的强调式框架（emphasis frame）和源自编辑部文化积淀的通用框架之间存在的鸿沟，并由此提高了框架的理论效度。具体来说，如果针对“中国制造”质量安全危机具体个例进行框架分析的结果能够被归入更长期涉华报道的通用框架的范畴，那么我们对于研究结果以及从编辑部共享文化入手进行框架分析的研究路径就会更有信心。事实上，如果能够被归入五个类别元传播框架的具体涉华报道个例数目越多，则本书研究理论发现的效度越高。另外，研究还帮助读者更清楚地理解美国主流媒体如何影响公众舆论对“中国制造”的态度及读者消费意向。通过五个类别中特定的框架视角来渲染和呈现“中国制造”产品危机的来龙去脉，媒体可以引导受众和相关政策制定者从特定的角度去理解该事件的性质和原因，并且据此对“中国制造”产品出现的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Entman，1993）。例如，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主要通过“战略伙伴/竞争者”的框架视角报道“中国制造”的问题，则中美之间通过积极的双向对话和彼此合作共同提高美国市场“中国制造”产品质量的可能性更大，“中国制造”产品发生的危机也更有可能被消费者认为是短期的并可以最终得到解决的暂时性问题。但如果美国主流媒体报道此事时主导的框架是“神秘的共产主义国家”，则主要的归责对象会被锁定在中国，产品质量问题也更有可能被作为道德伦理或者法律规范的问题来理解。中美双方因“中国制造”问题产生的经济贸易对抗就有可能增加，对话协商的可能性会减少。最后，弄清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制造”质量安全问题的报道框架应用还为本书下一步的框架效果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还会按照美国主流媒体机构在实际报道“中国制造”产品问题时最典型和适用的通用框架话语包来对控制实验的实验材料进行操纵，并进一步考察承载了该框架话语包的文本对受众认知、态度、风险评估及购买行为意向等相关因素的效果。

第二，本章还分析比较了通用框架话语包被英美主流媒体记者应用到“中国制造”报道文本中时所表现出来的框架方式有何不同。框架方式是对某一个特定的框架话语包中即有各种象征符号资源的具体用法。同一个框架话语包可以被按照不同的框架方式来加以应用。例如，“归责中国政府”的框架话语在实际应用中，既可以将政府机构在处理某一特定事件中的表现通过报道文本呈现成因为某一个官员个人作为或者特定场景的缘故，而出现的偶发的单一性事件或案例。当然，记者也可以将同样的新闻事件描绘为深入地扎根于整个社会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的深刻的整体性社会问题。框架方式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记者与其所在媒体机构对框架应用的差异。框架方式与被记者选用的框架本身交互发挥作用，影响了媒体报道文本的框架效果。具体而言，本章致力于通过内容分析探究英美处于不同媒介文化环境的媒体在“中国制造”相关媒体报道文本中应用通用框架话语包时采用了怎样的框架方式：拥有不同编辑部文化的媒介组织分别是将产品质量和安全危机事件作为独立的事件还是作为中国社会整体性的问题加以刻画呈现？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www.xing528.com)

第三个研究问题则进一步通过对比同样使用英语为母语的英美主流媒体机构在报道同一新闻事件时采用的框架差异，比较突出了编辑部文化积淀与涉华报道框架选择之间的关联。具体而言，本章深入比较了包括《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与《泰晤士报》这样的英国主流媒体之间，在报道“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安全危机时框架应用方面的异同（包括框架话语包的选择和不同框架符号工具在文中不同维度的显著程度等变量）。笔者对英美不同编辑部文化环境中的报道进行比较，主要为了通过实证数据，验证框架与不同性质媒体编辑部文化积淀之间存在的理论联系。英美两国在意识形态、语言文化及经济发展程度等诸多方面有不少共同之处，但两国的精英媒体机构因为历史渊源和社会结构位置的不同，理应拥有不同的编辑部文化积淀。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系统比较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主流媒体机构在报道同一涉华话题的报道框架，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出框架实践与特定编辑部文化之间的理论关联。通过比较，笔者更为扎实地验证框架作为编辑部共享文化积淀构成的理论性质，增强了关于框架概念模型的效度。

关于本章的行文结构，笔者首先介绍了美国社会公共话语空间在“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危机话题最为热门期间，对该话题的公共讨论中存在哪些不同的象征话语资源。介绍公共话语空间中的讨论话语，主要是为读者更好地理解主流媒体对此话题的呈现方式提供背景。主流媒体是美国主流社会公共话语空间中重要的议题设置者。同时，主流媒体机构也会从社会其他渠道的公共讨论中获取与其编辑部文化积淀契合的符号资源，尽可能令媒体文本与社会文化氛围相符。然后，笔者会系统报告本章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研究方法的具体实施细节和步骤。研究方法的报告能够帮助读者更清晰有效地评估本章研究发现的效度和信度，并为以后对研究结果的交叉验证提供可能。此后，笔者描绘呈现了本章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中国制造”相关新闻报道内容分析的结果，并对结果的意义及下一步的研究策略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最后，笔者采用文本分析方法系统地比较了英美两国主流媒体之间在报道“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安全危机事件时，在如何应用通用框架方面存在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