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弄清《纽约时报》报道各种中国相关话题的新闻时，有哪些具体的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彼此关联且反复出现（RQ1b），笔者结合前文元分析的发现和本章对《纽约时报》较长时间段内涉华报道的文本分析，重新组合建构了五个相对完整的框架话语包。五个框架话语包全都来源于美国主流媒体机构长期共享的编辑部文化符号积淀，大体上能完整地揭示出美国主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对中国相关话题进行报道时最为常见的稳定框架。
除了前文章节发现的四个美国主流媒体共享的通用文化主题之外，本章对《纽约时报》涉华报道文本的分析还发现报道中存在不同类型的象征符号工具，共同构成了“共产主义威胁”的框架话语包。该框架话语包的显性元素（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相互之间关联的方式将中国定义为共产主义对西方自由民主等意识形态的直接挑战，在亚太地区构成了实在的威胁。就其时间分布看，“共产主义威胁”的框架主要频繁出现在《纽约时报》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早期的涉华报道文本中。据此，笔者推测本书前文对主流媒体共享文化主题的元分析之所以没有能够发现“共产主义威胁”的主题，主要因为作为研究数据的学术期刊论文中比较少涉及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媒体针对中国或中国相关话题的报道。事实上，“共产主义威胁”的框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成立、中美之间断绝外交关系之后，就曾一度成为美国主流媒体报道中国话题时最为主要的框架。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主流话语体系中反对共产主义的主导框架也不会容许其他另类的框架存在。任何与反共产主义框架不符、表达对中国同情或友好的姿态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当时大都会被指控为“对美国的背叛”。然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2年对中国的“破冰之旅”深刻地改变了中美之间相互敌对和互不沟通的状态。自此，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框架开始变得更为多元、宽容，不少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开始将中国刻画为“善意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Wang，1991）。
表4.1包含了结合两章研究结果重组构成的五个完整的媒体框架话语包。其中，反复出现的模式化范例和生动的叙述在具体的新闻报道文本中有不同的语言表现形式。但为了保证框架话语包的理论效度及整体性，笔者在表4.1中对模式化范例和生动的叙述这两类框架工具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对范例和叙述两类框架工具进行总结主要为了更充分地显示框架话语包各个组成部分作为一般性的微观社会结构和文化构成，并不完全受制于报道具体事件或对象独特的个性影响。与此互补，本章随后将提供有代表性的模式化范例和生动的叙述，展示五类不同的框架话语包如何具体地被应用于报道中国相关的具体新闻事件。
表4.1 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五个框架话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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