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上提出的对框架话语包构成的操作化定义和编码规则,研究者分几轮深入阅读了抽样获得的所有媒体涉华报道文本。
第一轮的阅读主要将抽样文本中没有直接将中国作为新闻话题或新闻事件主角的报道文本从样本中剔除(包括关于纽约市新开张的中国餐馆、印度支那地区的冲突事件,或者美国唐人街上发生的抗议游行等)。总共清理了32篇不相关报道后,有效样本总数减少到368篇报道。
第二轮的阅读编码过程中,研究者根据上文给出的对各种符号工具类型的操作化定义,仔细辨认并分门别类地记录下《纽约时报》报道文本中相关的各种推理归因工具和框架工具。然后,研究者根据各个类目中文本的内容差异,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归类。(www.xing528.com)
第三轮的阅读对第二轮记录的内容和编码做了复核与调整,以求使编码结果更便于理解。最后,笔者从样本总量中随机抽取37篇报道(约占10%的样本量),由笔者和另一位先前未曾参加研究工作的助理根据上文给出的操作化定义,背对背就37篇报道进行重新辨认与编码记录。两位研究者编码结果有超过88%的分类决策重合,符合了一般研究对编码员效度的要求。在所有被抽样的368篇有效样本中,笔者在270篇报道(样本总量73.4%)中辨认出加姆森和拉希等学者定义的各种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另外98篇报道文本中没有找到符合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定义的话语元素——这些文本的框架或许通过隐于文本背后的各种推理归因工具发挥作用。
随后,笔者仔细探究了前面章节通过元分析萃取的四类通用文化主题与本章从《纽约时报》文本中提取出来的各类符号工具之间的相关关系。本章提取出来的显性话语工具按照其背后体现文化主题和话语叙事组织脚本的不同,被归入由不同文化主题统领的若干个完整的框架话语包。在匹配显性框架符号工具和其背后隐性的文化主题框架重组过程中,笔者一方面参照前文提取出来的文化主题,对本章的象征符号工具进行归类组织;另一方面也保持开放的研究心态,充分重视本章研究发现其本身呈现出来的话语意义结构。笔者并不追求将本章编码的发现全部都强行归入前面章节提取出来的文化主题。在包含了抽象的隐性文化主题和各种显性的象征符号工具的若干个框架话语包被组合重构起来以后,笔者进一步检验了每一个不同的框架话语包在相对较长的时间段内是否在媒体报道文本中反复出现。若框架话语包历时的稳定性得到验证,则侧面印证了本章研究发现的理论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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