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题通用框架的分类与意义

笔者还试图将每个主题类别背后各自的基本前提和分类原则在本书中明确地表达出来。对类别意义和分类原则的表述展现了分析的逻辑和上文分析结果的理论意义。在第一大类（“政府指向”）的主题背后，美国主流媒体编辑部文化对此的隐含前提是共产主义的政府体制不如西方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优越。故此，共产主义的体制将不可避免地在各个不同的方面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和根本性的缺陷。对于西方代议制体制优越性的意识形态判断呼之欲出。而“战略伙伴/竞争者”的主题背后则更多体现了美国主流媒体对美国在全球化竞争的舞台上，如何进一步建立并维持自身优势地位的焦虑。与第一大类主题致力于削弱中国政治体系和政府机构的合法性相比，第二类主题反映了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不断崛起，成为美国潜在竞争者或合作伙伴的一种警觉。这种警觉呼应了美国历史文化积淀中对于“黄祸”偏执狭隘的焦虑情绪。

归属于两个大类中的所有四个文化主题各自都可以在媒体报道文本中分别单独出现。例如，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国宗教问题的报道框架大多显然就应用了“人权问题”的主题，而对中国农村公共卫生方面的报道多数会涉及“归责中国政府”的框架方式。或者，媒体在同一个报道文本中也有可能以特定的形态同时包括几个不同类型的文化主题。例如，美国主流媒体在中国台湾问题的报道中通常同时包含了“政府指向”大类下的多种具体的文化主题，以及将中国整体视为亚太地区重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合作者或潜在竞争者的主题框架。就此意义上说，中国台湾问题构成了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不同框架最为重要的聚集点。当不同的文化主题被整合到美国主流媒体对于同一中国相关事件长期的报道实践中以后，主题之间会产生相互支持、相互增强的“聚合”作用。而能够整合美国主流媒体编辑部文化中相关框架主题的数量越是众多的大容量涉华新闻话题，越是容易经常性地被美国主流媒体拿出来作为“中国牌”刻意密集地报道。(www.xing528.com)

总体而言，本章深入探究了不同的美国主流媒体较长时间段内在报道各种与中国相关话题时，存在哪些反复出现的共享的文化主题，以及主题之间的关联为何。经过对研究文本较为系统的元分析，本章发现，美国主流媒体经常应用四个分属不同类别的文化主题来报道各种与中国相关的话题。在更宏观的“政府指向”主题类别中，具体包括“归责中国政府”“神秘的共产主义国家”和“人权问题”三个不同的主题。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编辑部文化的核心组成，三者分别批评指责了中国政府的行政能力、道德信用及人权记录等方面。与这一大类的文化主题一脉相承的象征符号积淀大多来自“冷战”期间两大阵营之间围绕意识形态敌对展开的各种话语争斗，尤其是美国主流文化围绕“共产主义”政治体制展开的批评和指责。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将中国刻画为美国主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或有力竞争对手的主题类型。这一类型的文化主题主要将中国视作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军事、贸易和政治方面潜在的竞争者或者战略合作伙伴。与前面三类框架主题存在本质的不同，“战略伙伴/竞争者”的主题在叙事上并不针对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从文化符号的历史积淀来看，“战略伙伴/竞争者”的主题更多呼应了殖民主义时期，欧美西方文明对于有色人种征服奴役白人文化的担忧，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历史上围绕着“黄祸”积累起来的话语符号资源。虽然本章分析发现的主题结构构成了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相关话题时反复出现的通用文化主题，但每个主题在具体事件报道中的适用性各不相同。此外，不同的报道对象（中国相关的事件或者话题）能够整合与容纳主流媒体文化主题的“容量”也各有不同。据此看来，某一特定的事件或话题能够容纳美国主流媒体相关编辑部文化主题的数目越多，则越有可能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成为媒体报道中国相关话题时的常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