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制造框架

运用实时比较的质化研究方法对期刊论文进行元分析，笔者一共发现了四个在美国主流媒体各种类型涉华报道中反复出现的通用文化主题。其中，具体包括“归责中国政府”“（美国的）战略伙伴/竞争者”“神秘的共产主义国家”和“人权问题”等文化主题。

作为开始分析的第一步，笔者将所有研究文本的具体情况陈列在表3.1。表3.1的数据显示了所有研究分析样本使用的研究方法，考察了哪些美国的媒体组织，以及不同学者在研究发现部分报告的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主题或趋势。值得一提的是，表3.1列举的主题和趋势等内容都严格地按照抽样文本中不同学者在研究发现部分明确客观的表述。在分析过程中，笔者和研究助理并不根据自己对研究文本的阅读进行任何主观的推测，以避免笔者的认知框架干扰分析结果。另外，样本发现的话题领域或其他相关元素（包括政治新闻、经济新闻和经济报道等各新闻类别的频率分布等相关信息）并不能发挥脚本的作用，也无法将媒体报道文本中各种语义元素关联组织成完整连贯的叙事，因此笔者也并未对其进行系统的统计分析。

表3.1　元分析数据概况描述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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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xing528.com)

根据表3.1的描述性分析，可以发现几个与本书的研究目的相关的规律。数据显示，大多数美国主流媒体中关于中国相关的新闻都是负面报道。大多数时候中国整体的国家形象在美国主流媒体中也是以负面为主。另外，相关研究文本中的大部分（本书样本中60%的研究文本）都会选择以《纽约时报》作为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这一规律意味着大多数的新闻传播学者都会同意《纽约时报》是美国主流媒体的重要代表性媒体机构。因此，本书第四章从《纽约时报》报道文本中提取出来的框架工具与推理归因工具等话语要素也更有可能与本章元分析提取的文化主题属于同一共享的编辑部文化积淀。此外，虽然学者们并不都同意量化的内容分析是框架分析最为恰当的研究方法，但就表3.1呈现的数据看，量化内容分析方法仍旧是大多数研究文本采用的研究路径——有超过90%样本的研究文章使用了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

在对样本数据的总体做整体性的描述性分析后，本书将表3.1所列主题中至少被三个以上不同研究者发现的涉华新闻报道文化主题提取出来。这些文化主题大体上能够代表不同学者通过对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文本从各自不同角度的分析，共同辨识出美国主流媒体机构共享的文化主题。比较了这些反复被不同研究者发现的文化主题之后，笔者根据这些主题之间性质上的异同，将其归为四个不同的通用文化主题。然后，按照不同主题各自的理论意义，笔者进一步将四个反复出现的通用文化主题归入更为抽象的两个大类。由此，本章的元分析研究总共发现了由两个更高抽象级的主题类别及下属四个通用文化主题构成的文化主题结构（见表3.2）。

表3.2　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文化主题结构

本书元分析萃取获得的第一大类的文化主题主要针对中国政府在多样化的涉华新闻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和各种行政决策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这一大类的文化主题涉及的主要行动者大都是中国处于不同级别的政府公务机关，该主题组织文本叙事的线索基本上围绕各种类型的涉华新闻事件，对中国政府机关不同方面展开质疑和批评。在此大类下具体包括“人权问题”“归责中国政府”和“神秘的共产主义国家”三个不同的下一级文化主题。

其中，“人权问题”的主题通常报道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政府。具体而言，围绕该框架主题的美国媒体报道通常涉及中国政府对互联网信息的监管制度、政府制定的各项民族与宗教政策，以及各级政府对于政治参与和公众意见表达的行政管理措施等特定话题。作为“人权问题”框架主题应用的典型例子，有学者研究发现，当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1997年香港回归的政权交接仪式时，曾经悲叹香港从此“在中国的统治下，公民可能享有的各项自由会不断萎缩和减少”（Lee，Pan，Chan＆So，2001）。美国主流媒体报道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时，记者在行文中曾直接将中国称为“一个有着糟糕人权记录的国家”以及“一个包藏了各种秘密且法制有待健全的国家”（Akhavan-Majid＆Ramaprasad，1998）。与此类似，还有学者比较了美国主流媒体对韩国1980年学生运动的报道方式以及美国媒体对中国相似事件的报道文本。研究发现，虽然报道针对的具体事件的性质十分类似，但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纽约时报》在报道韩国的学生运动时，将韩国政府对此事件作出的反应称为“官方对于反叛暴动威胁作出的反应”。与此对比，《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发生的类似事件时，强调的却是“抗议者们在目的和方法上的合法性”以及中国政府对此作出的激烈反应（Kobland，Du＆Kwan，1992）。

同属于第一大类文化主题，多名不同的学者还发现美国主流媒体经常应用“归责中国政府”的文化主题来报道各种与中国相关的新闻事件。“归责中国政府”文化主题的矛头仍旧直接指向中国政府机关。该主题通常组织叙事的脚本是政府由于政治体制自身的原因（而非官员个人的因素），没有做好或者没有处理好原本作为政府行政机构应该做好的各种重要的公共行政事务。例如，有学者在分析《纽约时报》如何报道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时，发现媒体记者明确指出许多非政府组织面临着政府繁琐且效率低下的行政审批手续等问题，对政府的行政效率提出了质疑。另外，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农村地区艾滋病蔓延的问题时也常常应用“归责中国政府”作为报道叙事的主题框架。美国记者在报道中明确指出中国国内不同级别的公共健康和卫生管理机构没有做好应有的艾滋病教育、预防和治疗措施，导致艾滋病在农村地区蔓延。

另外，“神秘的共产主义国家”的主题则针对中国政府，将其描绘为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国家机器。政府机构本身内部隐藏了各种秘不示人的秘密。这一主题与美国在“冷战”期间对共产主义阵营国家一贯充满敌意的负面描绘遥相呼应。新闻报道的文本继承并重新激活了不少源自“冷战”时期基于意识形态敌对状态的象征符号话语资源。在比较长的时间段内，美国各种主流媒体机构经常采用这一框架主题来报道中国政府如何试图针对西方记者和西方媒体机构管控各种负面的事件信息（包括农村艾滋病的流传、SARS危机的爆发、个别官员的贪腐行为和个别司法案件的审理过程等）。例如，美国主流媒体记者会在报道中全面地质疑中国政府统计局发布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数据的准确程度，并基于对数据真实性的质疑进一步指责中国政府的诚实信用。包括科布兰、杜和关（Kobland，Du＆Kwan，1992）等学者在研究中曾明确指出，“充满欺骗性的共产主义国家机器”已经成为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相关话题时最为常用的叙事主题和脚本之一。

与第一大类的文化主题形成鲜明对比，“战略伙伴/竞争者”的文化主题则更多直接将中国在整体上界定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新近迅速崛起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力量。作为全球化时代在东亚迅速崛起的力量，中国被描绘为美国潜在的竞争对手和可能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一框架主题就其符号积淀的历史渊源来看，可以一直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媒体对抗日战争的报道。当时，美国媒体就曾经担心中日之间有可能会形成军事上的战略同盟，并且直接给欧洲大陆带来所谓的“黄祸”（yellow peril）（Hardin，1973）。在当时大众媒介的叙事脚本中，中国被美国主流媒体视为亚洲太平洋地区关键的不确定因素：中国既可能与美国形成反法西斯联盟，也有可能与日本共同构成西方阵营的潜在竞争对手。“黄祸”的话语符号起源于殖民主义基于种族差异的偏见：历史上东亚不断增加的黄种有色人种被认为是对西方白人文明主导的威胁。德国威廉二世曾经将亚洲国家在日俄战争（1904—1905）中的获胜描述为中国与日本联合起来威胁到西方白人的文明的危机。相关的象征话语符号积累代表了西方对于白人文明被外来有色人种（尤其是成吉思汗及蒙古帝国）征服和奴役西方文明的焦虑和担心（Leung，2010）。直到今天，“战略伙伴/竞争者”仍旧是美国主流媒体报道中国相关话题时反复出现的主题：主要被主流媒体应用于报道中国与美国之间频繁发生的贸易竞争、中美企业之间反倾销案例，或者中国在亚太地区与其他邻近国家的军事外交同盟关系等具体的新闻话题。这一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主题主要从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在包括经济、文化、贸易、军事等诸多交叉领域复杂的合作竞争关系框架着眼，呈现中国对于美国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的复杂角色。

笔者之所以将“归责中国政府”“神秘的共产主义国家”和“人权问题”等三个通用的媒介文化主题归入第一大类“政府指向”，主要因为上述三个主题存在几个方面的共同点：首先，所有第一大类中的文化主题都将新闻报道叙事的目标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各级政府行政机关，并且大多是将其作为批评和质疑的对象加以报道，充满了负面的情感色彩。其次，此大类中的报道主题或是质疑中国政府机关的行政效率和能力，批评政府在人权问题方面的表现和积极维护人权的意愿，或是指责政府道德上的正义性和对公共服务的投入程度，但无论如何，该大类中所有的新闻主题都在从不同侧面对中国政府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和挑战。各种对中国政府的质疑与批评背后隐含的判断是中国的政府体制需要在诸多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而作为对比，“战略伙伴/竞争者”的主题则承认中国是国际舞台上与美国一样具有合法性的潜在竞争者或者合作伙伴。因此，中国并没有在道德上或者政治上有任何必要或义务对自身体制做出改变。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媒体就中国相关话题的报道中仅仅应用了“战略伙伴/竞争者”的主题，中国一般会被界定为美国巩固自身在全球的利益和霸权地位的潜在挑战者或潜在合作伙伴，两国关系被设定为基于国家利益的动态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