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制造研究论文分析

笔者从Thomson Reuters网站（www.themsonreuters.com）获得了SSCI期刊中归于新闻传播学科大类下所有学术期刊的完整名单。从所有期刊的名单中，笔者选择了包括《传播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广播和电子媒介期刊》（Journal of Broadcasting＆Electronic Media）、《新闻和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大众传播和社会》（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和《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五份较为主流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作为元分析数据的来源。

研究在样本抽样总体上之所以排除特定细分领域或聚焦特定研究路径和方法的期刊，主要因为：（1）相比聚焦于细分话题或特定研究方法的期刊，一般性传播学期刊涉及研究对象的多样化程度可能更高。选择以上五份选稿标准相对宽泛的传播学期刊作为样本的数据来源，扩大了中国相关话题报道文本涉及具体事件类型的多样化程度。如果研究萃取出的框架主题出现在多种多样的报道文本中，则该主题成为主流媒体编辑部共享文化积淀的可能性更高。（2）通过对学者研究结果的元分析，排除了特定话题领域或某一研究传统的研究者们特有的视角或理论脉络形成新的研究者框架（F2），系统地干扰本书文化主题分析结果。换而言之，针对现有框架分析文献中对研究者自身分析框架的忽视，本书利用元分析策略通过增加研究者的数量和研究者视角的多样性来降低研究者个人分析角度和视野对框架分析结果的干扰作用。（3）考虑到数字网络媒体（包括互联网、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等）技术生成的文化环境与传统主流媒体（如报纸、广播和电视等）更为专业化的编辑室文化存在本质的差异，本书抽样也不包括主要针对数字新媒体涉华新闻报道的研究成果。

笔者在五份研究期刊所有的研究论文（不包括书评、读者来信、会议综述或专刊介绍等内容）的摘要中搜索关键词“China”或者“Chinese”。研究将“中国相关话题”在操作化时明确规定为主要考察美国主流媒体发布的与中国大陆（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或大中华文化圈等）有关报道的研究论文。搜索时，笔者针对五份期刊不同的具体情况规定了不同的搜索时段：《传播期刊》（1951—2009），《新闻和大众传播季刊》（1951—2009），《大众传播和社会》（1993—2009），《政治传播》（1992—2009），《广播和电子媒介期刊》（1992—2009）。除此以外，笔者还在Proquest Theses and Dissertation Database数据库中搜索了1891—2010年间所有研究摘要包含“China”或“Chinese”的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笔者对搜索结果做了更为细致的筛选，选出考察美国主流媒体机构涉华报道的研究论文留作进一步分析。(www.xing528.com)

针对不同期刊和数据库来源设置不同的搜索时间段，一则是因为期刊的历史长短不一（例如《传播期刊》的历史比《大众传播和社会》的历史长很多），本就难以统一；二则因为元分析的目的是从较长时段内萃取出反复出现的共同文化主题，而不是横向比较不同期刊在同一时间段内的异同，所以也没有必要强求抽样时间段的整齐划一。抽样总共获得14篇期刊论文和6篇相关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供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