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制造：编辑部文化积淀的通用框架

按照图2.1提出的对称性描述性模型，C1、C2、F1、F2和P等相关概念共同构成了框架研究最为关键的抽象概念结构。从描述性模型的整体结构来看，本章主要探索美国主流媒体编辑部文化（C1）在中国相关话题报道框架（F1）中的表现。就其理论属性而言，C1是美国各个主流媒体机构之间彼此共享的关于如何进行各类涉华新闻报道的编辑部文化。与包括话题、语调和新闻信息来源等其他报道要素相比，C1及作为C1核心构成的框架文化主题相对更为稳定一贯，并且不会轻易随着具体的报道对象或记者个人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具体落实到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安全危机事件的报道框架，C1主要表现为美国主流媒体中任职的记者在报道“中国制造”这一具体事件时，如何有意或无意地征用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在报道各类中国相关话题时惯常使用的叙事脚本、故事发展模式、文化主题或者相关的各种象征话语资源的积淀。如前文对框架概念化的讨论所示，媒体框架F1包括框架话语包内显性的框架工具和推理归因工具等话语要素都来自C1的媒体文化积淀。沿用戈夫曼对框架的表述，C1和F1作为微观的社会结构能够塑造媒体记者日常的话语实践。

为了提高框架研究在概念界定方面的理论效度，从概念和方法上都能清晰地界定框架与其他话语元素之间的界限，本书并不直接由研究者通过显性的媒体报道文本来推测文本背后记者之间彼此共享的框架主题（P-F1）。相反，本书认为，不同理论视角和实际目的出发的学者在较长的时间内，从美国不同的主流媒体机构对各种中国相关话题的报道文本中萃取出来的共同的文化主题，能够更有效地体现主流媒体共享的编辑部话题文化（C1）。报道对象、研究者、时间点和媒介组织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更有力地支持了由此发现的稳定主题能够代表主流媒体共同的文化积淀。处于更高抽象层级的文化主题，其一构成了框架话语包中直指框架本身的核心部分；其二也能够帮助笔者在下一步的分析中更清楚地辨识出《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相关话题时哪些显性的元素能够直接支持美国主流媒体中国相关话题报道的通用框架；其三，框架主题的萃取同时还能为比较《纽约时报》与《泰晤士报》就“中国制造”话题的报道框架提供参照，更清楚地展现出同属英语媒体的不同编辑部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

与此相关，本书在考察“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安全危机事件的媒体报道框架时并不直接将特定媒体报道这一具体事件时候的话语形态和表述方式，并将其直接用于操纵和改变控制实验中所用的实验材料。取而代之，本书将美国主流媒体文化中更为稳定常见的中国话题框架话语包整体应用于《纽约时报》对“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安全危机的报道文本作为实验材料。笔者从编辑部文化长期积淀中选择被美国主流媒体反复应用于报道各类中国相关话题的框架话语，将其用于《纽约时报》对“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安全危机的报道文本后，观察框架话语包对受众产品认知、态度倾向性和事件归因等因变量的影响。(www.xing528.com)

出于以上考量，本章选取了现有研究文献中不同学者对于美国主流媒体如何报道各类中国相关话题的研究文本进行了元分析。之所以不选择官方文档，不同媒体编辑部的内部文档或报道文本作为考察对象，主要考虑到几个方面因素：首先，由于学术文献自身的特点和更为严密的期刊把关流程，研究文献对系统性和逻辑性的要求一般较媒体新闻报道文本更高。因此，对学术文献发现的元分析结果也相对有更强的准确性和系统性。其次，研究文本针对的媒体涉华报道所涵盖的发表时间跨度更大，能够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中稳定出现的框架主题更有可能有效地体现美国主流媒体不同编辑部之间长期共享的文化积淀。再次，无论是政府的官方文件还是某一媒体机构的报道文本，都存在特定政府或媒体机构的独特个性对主流媒体共享文化的影响。而研究文献作为元分析的文本则来自多个不同的研究者。研究者彼此之间相互独立，且研究叙事基于不同的理论脉络和研究目的。当某一个文化主题被多个研究者在不同的时间点上，针对不同的美国主流媒体机构对不同的中国相关话题报道文本中萃取出来，那么该文化主题被主流媒体机构共享并构成通用框架的可能性更大。正因此，多样化的研究文献共同指认出的报道主题得到了来自不同视角的交叉验证，其结果也更有可能表征出长期以来美国各主流媒体机构共享的文化主题。

就具体研究步骤而言，笔者首先选择五份新闻传播领域知名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学术期刊和包含美国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数据库进行文献搜索。选择期刊来自SSCI主要是为了保证研究文献自身的质量，提高研究发现的效度。另外，笔者还有意地排除了聚焦于特定细分话题领域的期刊（如健康传播、风险传播、冲突传播和人际传播等），或是聚焦于特定研究路径和方法的期刊（如批判文化方法、话语分析、修辞研究或符号互动论方法等），而主要选择更为一般综合性的传播期刊。通过搜索期刊和学位论文数据库找到所有考察美国主流媒体报道中国相关话题的研究文本后，笔者对研究发现做了进一步的质化分析。与大多数从媒体报道文本出发经由研究者的解码过程来推测媒体记者报道框架的文献不同，本书从编辑部文化和框架主题入手的研究路径为提高媒体框架分析的理论性提供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