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制造现象及反思

以前文章节中对框架概念的解析以及相关的基本假设和子命题作为参照标准，笔者意图更为清晰地看出以上框架描述性模型中现有几种研究脉络存在的优劣。基于从概念理论属性出发对现有文献的反思性回顾，本章将会提出一系列与“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的媒体框架相关的研究问题。本书随后几章将围绕本章结尾处提出的系列研究问题分头展开。

首先，前文的基本假设三提出框架会通过组织经验来生产意义。其中的子命题4和子命题5更明确了框架（显著度、契合度和相关性等属性）能够提高特定认知、评价标准或归因方式在个人脑海记忆网络结构中的显著度。而特定认知节点的显著度又能够扩散到相关认知节点激活特定的框架，产生包括态度改变、评价标准改变和归因变化等效果。因此，在P-F2的研究脉络中，受众对事件的认知归因、政策倾向态度和信息处理深度等变量都是框架效果研究恰当的因变量。但子命题4和子命题5从逻辑上并无法支持自己的逆命题（即A-B成立并不代表B-A的命题同样成立）。换而言之，框架理论并无法推导出凡是能够影响上述一系列因变量，并产生相应行为认知效果的都是框架。如果将能够影响上述因变量的因素都作为框架在研究中加以处理，显然会损害研究的理论效度和逻辑的严密性。目前P-F2的文献中大多研究者都声称意在考察媒体记者报道的框架（F1）通过在媒体文本（P）中的显露，对受众框架F2的影响和塑造。但实际上，大多数研究仍将显性媒体文本中包括趋势、主题、信源、语调、标题或关键词等因素的变化作为自变量加以考察。虽然理论分析显示上述变量确实可能构成框架话语包的显性部分，但大多数现有的研究并未有更确切的证据表明对受众认知框架（F2）发挥作用的就是记者的媒体框架（F1）（而非文本P本身的某些属性）。研究者往往一旦发现自变量的变化能够产生恩特曼描述的效果就将其认定为框架效果。与此相关，在对媒体框架F1的两类分析（F2-P-F1和P-F1）中，也分别存在将研究者编码解读文本时自带的框架F2或者视而不见，或者用客观研究方法的修辞科学地搁置起来，或者直接断定文本中一系列的显性符号要素能够标识框架的存在这三种处理方法。这一系列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框架本身并不可见，需要通过显性文本符号来加以表征。如何有效地找到并改变框架本身（而非个别表征框架的符号工具），以考察其对受众认知架构的影响成了关键。

而前文根据对框架概念解析提出的基本假设二，恰恰为应对解决框架研究中的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法。框架研究计划核心假设中的第二个假设指明框架的构成（包括显性的框架工具和隐性的框架本身）全都来源于特定社区的象征文化积淀（即图2.1中的C1和C2）。特定社区能够共享具体表现为信仰、规则、神话、刻板印象和价值观念的文化积淀。与此相应，基本假设二下属的子命题2到子命题4指出了主流媒体编辑部对特定话题的长期报道实践会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积淀以及通用的框架方式，体现了媒体机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和象征资源。而对信息文本或社会交往的框架建构过程（framing process）体现了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Gorp，2007）。与此一脉相承，社会运动框架的相关研究表明，文本多大程度上能够动员公众取决于文本框架所述的文化积淀（C1）与受众群体共享文化（C2）之间的契合程度以及相关报道事件的政治机遇结构（Benford，1993；Perri，2005）。框架理应不只是与具体某一则报道的显性文本有关（Reese，2007），更为紧要的是框架与特定文化传统积淀与权力结构之间固有的关联。两者间的关联成了框架最为重要的理论属性之一。(www.xing528.com)

遗憾的是文化积淀作为框架的来源在现有框架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尤其是循着P-F2脉络的框架效果研究）。如图2.1描述性模型所示，媒体记者在生产新闻内容时采用的媒体框架F1来自记者职业社区中共享的独特文化积淀（C1）。记者群体的文化积淀具体可以包括新闻媒体的工作方式（McQuail，1987）、媒体的组织规定、日常的各类惯例和传统、组织仪式以及记者们对于受众与组织结构的共同想象等（Gans，1979；Tuchman，1978）。这些属于媒体机构编辑部文化的象征符号积淀作为微观社会结构独立于任何个人记者。同时，这些文化积淀也能在媒体机构对于某一领域相关一系列事件的报道中得到稳定的体现。与此相应，来源于媒体话题报道文化的框架本身变化甚缓（Goffman，1981；Zald，1996），但基本稳定的框架在特定语境中的具体应用却常常需要经历重新的商议过程和更为细微的调整（Gorp，2007）。故此，即便考察框架效果的控制实验研究能够确保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材料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研究发现的框架效果仍可能受到特定事件独特的个性化特点干扰。此外，现有研究（尤其是针对特定事件报道的强调框架）还有不少假定框架随着具体事件不同而存在差异：处于更高抽象层级上能够统摄组织一系列相关事件报道的稳定的框架话语结构反而常常因此被忽略。另外，已经有一些研究直接采用现实生活中各类组织特有的文本话语形态（如法律文件、领导讲话和企业使命陈述等）来改变媒体文本的框架。但这些组织或其领导人所处的文化环境和记者职业社群根据编辑部针对某一类话题的报道实践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积淀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最后，前文对框架概念的分析还提出了受众自身认知结构中已有的认知基模会与文本框架发生交互协商之后，帮助个人理解媒体文本或交往情境。在框架设置和框架建构的动态过程中，个人认知、脱离了作者的独立文本、特定框架的支持方以及不同的文化积淀之间发生复杂的交互（Snow＆Benford，1988；Gorp，2007）。被框架的文本支持了特定的解释方式，同时也向其他另类框架的重构“大开门户”。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文本在解释上的开放性使其成为来自C1和C2的F1和F2框架发生商议与重组的所在。框架分析的核心任务不应仅限于通过显性的内容辨识出其背后的框架。相反，框架分析应该由研究者抓取反复出现的源自特定编辑部话题文化积淀的主题，并根据对较长时间段内特定话题相关新闻文本的细致分析，将这一框架原则具体化为显性的框架工具和归因符号。通过将文化主题与跟其对应的符号工具匹配组装成为完整的框架话语包，文本中离开作者的框架话语包向受众的重新架构过程开放。可是现有在P-F2脉络的框架效果研究常常忽视了文本和阅读者之间的动态协商，以至于框架常常被处理为仅仅是媒体显性文本的特点。框架效果的研究于是落入了刺激—反应的媒介效果研究传统，而未能重视具有能动性的受众究竟如何积极地根据自身文化积淀组织框架文本的重新架构。现有文献中已经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个缺陷。李（Rhee，1997）将框架在文本中的表现视为对受众相关知识应用方面的限制和规定，并将受众和文本的因素整合起来构成一系列可供验证的研究假设。在其研究中，李请研究对象在接触实验材料前后分别两次给朋友写信描述市长选举。研究发现，参与者们会积极地找到前后不一致的信息，补充不完整的内容，并按照自己的框架方式建立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形成对市长选举的完整统一的表述。埃迪和梅里克（Edy＆Meirick，2007）等学者发现，受众在阅读关于“9·11”恐怖袭击相关新闻报道时，会主动从媒体战争报道框架话语包和犯罪话语包中分别选取包括受害人、战场、法庭审判或对美国的宣战等相关元素，并将其混合重组为自己关于反恐特有的认知框架。研究发现，读者重组生成的认知框架能够更有效地预测他们对“9·11”的态度、对阿富汗战争的支持程度和对本国政府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