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脉络：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制造

新近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中，框架最主要的应用和概念建构出现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两大领域（Pan＆Kosicki，1993）。总体而言，从社会学传统脉络出发，学者们对框架概念的界定通常聚焦于“政治公共话语中植入的各色象征符号工具”（embedded symbolic devices），或是“表达价值判断或者（文本作者）战略选择的陈述如何以不同的形式作出实质上等价的表达（以及形式的不同如何影响公众的判断决策）”（Iyengar，1991）。相比之下，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脉络中的框架概念多关注个人的认知信息处理过程、个人认知记忆结构的形态，以及框架与相关其他信息处理理论之间的关系。本书意图借鉴两个研究脉络中围绕框架及相关概念的命题，为全书的组织架构提供理论概念上的基本组织架构。

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戈夫曼（Goffman，1974）将框架定义为“能够形塑人们理解和意义生产的基本认知模型”。在戈夫曼的研究脉络中，将框架主要的性质界定为抽象的元传播规则或文化主题。按他的说法，框架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微观社会结构，其中充满了宏观结构各种张力的投射。作为框架概念最为重要的特点，抽象和元传播这两个相关理论属性意味着框架能够在更高的抽象层级上，超越具体的媒体文本内容和特定的话语对象，形成比较稳定一致的意义建构规则或者文化主题。框架作为相比文本或交流场景本身更为清晰、简单和稳定的社会规则体系，在具体的交流活动或文本之外，帮助人们简化选择、组织、联系并有效地理解复杂多变的社会场景或媒体文本。特定的框架一般会提示人们采用与框架自身立场相符的方式或语法理解显性的文本或者具体的社会体验。戈夫曼明确提出，可以通过框架发挥作用时体现出来的稳定一致的规则来寻找和界定多样化文本或社会交往场景背后共享的意义生成框架。戈夫曼借由框架概念来洞察瞬息万变的各种可观察现象，直接分析日常生活中各种惯例风俗背后稳定的微观社会结构如何不断地被重新生产，不断被各种力量通过复杂的商议过程进行维护、修复和还原。虽然个人与框架的互动未必总能精确地反映更宏观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但人们每天日常多变的交流行为本身时刻标示着框架作为微观社会结构的规训和生成性力量。

由此，抽象的媒体框架被认为是外在于任何特定个人的理性决策。框架构成了以各种形式被体制化的社会文化的核心部分，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事先限定了个人或文本如何在交流过程中彼此生产意义，并就此获得相互的理解（Goffman，1981）。正因为框架作为社会文化核心的构成外在于个人，只有当个人已经熟练掌握了框架涉及的主题和象征符号工具，才能够在具体的社会交往或文本中迅速辨识出某一框架的形态。而框架在被辨识并激活之后就能够帮助个人迅速地寻找、认定并且命名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交流场景或者各种文本，并使之产生符合框架规则的意义。戈夫曼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每一种社会场景都有各自独特的文化氛围、精神面貌和情感结构。这些都需要通过交往互动才能得到不断的创造、维持或者终结。”框架作为抽象元传播的社会微观结构以及框架与体制化文化的关联，构成了戈夫曼框架理论对本研究建立概念架构最为重要的起点。

同样作为社会学家，托特·吉特林（Gitlin，1980）则更多地将对框架概念的定义落实到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介机构的话语生产过程。吉特林将框架定义为现代媒介体制内部“对海量信息进行选择、强调和排除稳定的规则”。从概念内涵上看，框架构成了“认知、解释、呈现的规律和模式。符号生产和传播者常规性地利用这些规则模式组织话语生产”。吉特林进而认为，隐藏于媒介体制文化中的框架规则使得记者有可能迅速地处理大量环境中涌现出来的信息，并且按照通行惯例将各类信息用便于向受众传递的方式包装起来。如此，框架概念与媒体组织机构内部体制化的权力关系更为直接紧密地关联起来，突出了框架（建构）作为社会权力的属性。换而言之，特定符号生产机构（如大众媒介）内部在大量习以为常的日常实践背后发挥作用的框架，与当时在该机构占据支配地位的机构文化（主导的媒体编辑部文化）紧密相关。而主导的机构文化在日常实践中的体现，在实质上反映了权力关系被机构惯例和规范不断再生产和维护的动态过程。由此出发，可以推论：（1）与权力的行使类似，特定框架在特定媒体机构中效力越强，则框架规则发挥的限定作用越是难以被实践者察觉，媒体框架越是被认为理所当然；（2）正如维持权力高位和主导的机构文化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动态，特定机构的框架也有可能与另类的其他框架之间发生包括对抗竞争、彼此融合和相互桥接等各种复杂的动态关联；（3）在现代城市文明中，商议构成了实现特定机构框架权力最为核心的过程。

但以上概念化就其理论解释力和抽象度而言尚有进一步发展之必要。现有对框架理论意义的解析过多地利用框架在媒体机构中可观察的功能（选择、组织意义生产等）来定义概念本身，未能充分界定概念自身更为抽象的内在理论属性。与通过功能来定义概念的做法相比，抽象的理论属性一般有较高的抽象程度、更为精确的概念边界，并且概念的理论表达上也更具决定论色彩。以此为标准，首先，现有文献中对框架的解析作为对理论概念的定义显得不够精确（虽然作为特定研究的操作化界定或许已足够）。概念定义还需要进一步确立框架和非框架之间的界定规则。事实上，能够帮助媒体机构的记者在日常实践中选择、处理、包装信息、组织话语生产和意义生成的规则并不一定都可以被称为框架。具有同样功能的还可以包括价值观、意识形态甚至媒介组织管理条例和纪律等。以功能作为概念定义部分导致了后来围绕框架概念的研究成为“支离破碎的研究范式”（Entman，1993），形形色色的对象都被冠以框架之名。其次，将框架与大众媒介的新闻话语生产实践关联起来的概念化方式也多少降低了理论概念的抽象度。理论概念需要在较高的抽象度上对符合理论适用范围的各种多样化的经验现象具有解释效力，而不应将自身固化到某一个特定的经验领域。针对新闻媒体机构日常话语生产实践，通过反复的田野观察得出的规律性构成了经验性归纳。经验性归纳虽然对经验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但其理论解释力却差强人意。

此外，恩特曼（Entman，1991）和瓦尔肯堡（Valkenburg，1999）等学者后来也同样按照框架观念在经验现实中可观察的显性功能，将其定义为大众媒介新闻编辑部日常实践背后体现的规律。恩特曼解释道：“框架架构的过程是选择对现实的某一方面特意加以强调放大，并使之在新闻媒体传播的文本中显得更为显著和重要。”恩特曼（1993）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媒体报道文本中存在的框架可以为受众定义（媒介希望呈现）发生了什么问题、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问题，以及应该依照特定的道德价值如何对事件前因后果进行评价并依据同样的道德价值评判做出应对举措。从理论概念的标准看，恩特曼也是用框架在媒体编辑部特定研究场景中的显性功能作为概念的定义。这样的定义方式虽然十分有利于后来的学者在实际研究中进行操作化应用，却在理论性抽象度和解释力上显得先天不足。值得注意的是，恩特曼将框架的概念分别与显著度、事件原因归因和解决方法归因等分别属于信息认知处理模型、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及社会运动动员模型等领域的关键性概念关联起来，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初步的概念分析架构。包括信息显著度、道德评价标准和事件认知归因等理论概念后来成为包括框架理论、铺垫效果模型和议程设置模型等一系列与认知记忆网络假设有关的理论架构中最为关键的核心变量。(www.xing528.com)

更值得一提的是，马瑟斯（Matthes，2009）对美国主要学术期刊发表的与媒体框架概念相关的论文做了系统的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瓦尔肯堡（Valkenburg，1999）以及卡佩拉和杰米森（Cappella＆Jamieson，1997）等学者对框架的概念定义，被其他学者在研究中加以操作化引用的频率最高。细加考量，瓦尔肯堡等学者对框架概念的定义不但提供了明确的原则和步骤，帮助其他研究者完成概念的操作化过程，更与新闻媒体的日常实践活动十分贴切。首先，他们将框架细分为媒体框架与受众框架两个不同的大类。其中，媒体框架被定义为“记者在新闻实践中，为了使新闻故事对受众而言显得更为重要且便于理解而在撰写报道时遵循的一套特定的规则”。相比之下，受众框架则被界定为能够“帮助受众个人对新的信息进行观察、组织和理解的解释认知基模”。区分两者主要突出了三个重要的方面：（1）框架作为意义生产的规则体现在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不同人群多样化的社会实践活动中；（2）媒体通过文本和新闻实践体现的理想化框架（preferred frame）通常与受众所持有的认知基模并不完全统一，两者间的差异构成了框架建构和框架设置之间的多重张力；（3）框架研究可以横跨并纵横勾连媒介社会学和个人认知心理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成为有潜力打破个人与社会结构二元论的跨学科理论资源。

在研究文献中应用更广的是瓦尔肯堡等学者针对新闻媒体行业提出的美国传媒四大主要的通用框架（generic frames）。其中，通用框架具体包括：多方之间戏剧化的矛盾和冲突框架、个人化的情感体验框架、责任归罪框架和经济后果框架。通用框架被界定为存在于美国主流大众媒体编辑部长期积累形成的宏观文化结构和媒体意识形态之中。由于通用框架并不与媒体对特定新闻话题或特定类型事件的报道关联，所以此概念被认为是美国主流媒体在对各类内容和话题进行报道时统一的常用框架，代表了美国主流大众媒体编辑部共享的文化结构中相对稳定一贯的组成部分。学者提出通用框架的概念，从理论上重新将媒体框架研究的脉络与戈夫曼视框架为微观社会结构的理论取向重新连接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框架概念的抽象程度和理论的解释效力。稍显不足的是，后来框架研究文献大多停留在对四类媒体通用框架的直接应用，对generic frame在纵向或横向上的概念拓展仍需要进一步发展。现有文献很少探究非美国的媒体编辑部文化是否存在能够与美国主流媒体的通用框架形成对照的其他框架：对此问题的探究验证了框架来源于特定媒体机构文化长期积淀的框架理论命题，并且有利于更清晰地划定瓦尔肯堡等人提出四类通用框架在全球的适用范围。另外，也没有很多研究将比较宏观的通用框架在不同事件类型中更为微观的呈现方式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通用框架和编辑部特定话题文化之间的重要关联需要得到更多的强调和重视。这一方面的不足导致了现有框架研究文献中针对特定新闻事件的强调式框架和通用框架两条理论脉络之间长期人为的分裂；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学者将戈夫曼所言的微型社会结构与个人的认知心理和交流行为以辩证的方式研究整合起来，激发出新的理论洞见。正是基于这些理论反思，本书将通用框架用作串联全书各个部分的关键概念，意在通过对比英美不同媒介文化中的框架应用，深入探索中国相关话题报道的通用框架在“中国制造”具体新闻话题报道文本中的变化与呈现，并通过实验方法将通用框架与个人受众的认知归因效果联系起来。通用框架与主流媒体编辑部文化积淀之间的关联构成了本书最为重要的理论视野。

与功能主义的定义方式不同，塔奇曼（Tuchman）对框架概念的界定还同时重新突出了框架作为社会结构的意义，多少恢复了源自戈夫曼的传统。从批判视角出发，塔奇曼（1993）在研究中指出，现代社会中包括专业学科划分、编辑部日常的操作常规，以及各种组织机构内部的共享的流程规定塑造了新闻话语的框架：框架被视为各种权力结构和代言人彼此协商或相互角力的所在。同样不全以功能作为定义的依据，加姆森和同事们将框架定义为“（在文本或交流场景中）处于核心地位并（对显性文本象征符号或具体社会交流活动场景）起到组织作用的想法，或是能够使事件和争议话题产生意义的故事脚本”。加姆森和同事们对框架概念的定义在较高的抽象层面上强调了框架作为元传播讯息，在定义社会场景和组织文本意义生产方面的重要理论属性。理论意义的解析也反映到加姆森和拉希等学者对框架概念在研究中加以应用的方法。他们将框架在研究中具体操作化为一个个不同的框架话语包。每个框架话语包都包含了核心文化主题、框架元素和推理归因元素三类不同的内容（Gamson＆Modigliani，1987）。其中，文化主题总是隐身于各种显性的文本符号背后，构成了元传播性质的框架本身。框架主题只有根据显性框架工具或推理归因工具推断才能获得。特定框架话语包中的主题能够从特定的立场出发，将那些显露于具体文本话语之中的框架工具（framing devices）和推理归因工具（reasoning devices）按照特定的形态组织成为内部逻辑统一的意义结构。框架工具主要回答“发生了什么”，主要由文本中常见的隐喻、反复使用的标语或关键词、形象生动的细节描绘和突出的视觉图像等话语中显性的元素构成。框架工具在具体的媒体文本中或者在特定的社会交往场景中总归是显性可见的。而推理归因工具则主要回答“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推理归因工具包括：对特定问题产生原因的归因推断，对特定话题或事件在道德上的立场和评判，以及根据特定的立场评判提出的解决方法等维度。与框架工具不同，推理归因工具在文中或交流场景中既可以是显性可见的，也有可能同框架主题一样隐于文本之后，需要根据框架话语包中其他的元素进行合理的推理。

在加姆森提出的框架理论结构中，对于某一框架话语包相关的象征资源和文化含义比较熟悉的编码解码人员可以透过文本或交流场景中显性可见的框架工具，自然而然地得出包括框架主题或推理归因工具在内的其他隐性元素。究其缘由，加姆森等学者提出，特定环境中特定话语社区长期积累形成的共享文化象征资源和意义系统是框架话语包隐性或显性元素最为根本的来源。大多情况下，显性的框架符号通常从已有的符号象征资源中（在文化社区中常见的口号、比喻或图像标记等等）挪用而来。而特定文化中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种包括文化原型（Berns，2014）、神话式的英雄或恶棍（Nelson，Clawson＆Oxley，1997）或是模式化的叙事脚本等通常直接构成了框架话语包中作为框架本身的核心文化主题（Donati，1992）。

框架的来源除了特定社区的文化积淀以外，潘和柯斯基（Pan＆Kosicki，1993）更进一步将框架视为一个动态化的过程，他们提出框架在解码人与被预设框架塑造的媒体文本的动态互动中才能涌现出来。这一脉络的概念界定不同程度上整合了包括瓦尔肯堡等人对媒体框架与受众框架的区分、加姆森对文化积淀与框架间关系的论述，以及恩特曼和吉特林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潘和柯斯基（1993）提出，记者在根据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况进行新闻报道实践时，他们可以有意或者无意地将一系列框架象征符号植入到他们自己的报道文本中，以凸显某一被特定文化所偏好的解释方式。但这并不保证身处另一个不同的文化环境（熟悉完全不同的另一套象征符号资源）的读者在与脱离了原作者的媒体文本进行互动时，会将记者植入显性文本中的各种框架符号和推理归因工具的意义辨识出来，并且按照记者原本希望的方式将其关联组织起来，形成记者所在媒介文化所推崇的解码和意义生产方式。故此，读者与文本的互动必然涉及读者认知框架（解释基模）与媒体框架之间彼此动态的商议与重构过程。除此以外，他们在加姆森等学者的基础上，对框架的构成要素做了描绘。潘和柯斯基等学者提出，显性的框架工具包括句法结构、叙述脚本结构、主题结构和话语修辞结构等。在他们的概念框架中，加姆森和莫迪利亚尼（Gamson＆Modigliani，1989）等人提出的五种框架工具（包括口号标语、常见隐喻、重复出现的例子等）被归入修辞结构；话语中关涉前因后果解决方案的线索被界定为主题结构；文本中相对稳定一贯的词语与词语间关联方式被界定为句法结构；而文本中事件元素之间的顺序安排以及这种安排方式在心理认知上的呈现构成了框架的叙述脚本结构（script 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