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框架：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制造现象

究其根本，框架理论最初缘起于认知心理学（Bartlett，1932）和人类学（Bateson，1972）等领域的研究传统。人类学学者贝特森（Bateson）于1955年第一次正式使用框架概念时，就明确提出框架能够有选择性地将环境中相关的信息纳入考虑范围，并将其组织串联成为连贯的解释性叙事。框架产生的连贯叙事一般能够排除其他竞争性解释叙事同时存在的可能性，并且帮助人们按框架特定的方式有效地认识社会现实。概念最初的含义和学科起源多少暗示框架研究涉及范围覆盖了个人的认知心理过程和特定文化环境中对具体社会交往场景进行意义生产与维护的动态变化。

随后，框架概念频繁地出现在包括社会学（Goffman，1981）、经济学（Kahneman＆Tversky，1979，1984）、传播科学（Tuchman，1978）、政治传播学（Gitlin，1980）、公共关系（Hallahan，1999）和健康传播（Rothman＆Salovey，1997）等多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文本和相关的公共话语中。框架逐渐成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中被人们最为广泛使用的热门概念之一。对此，罗森格伦（Rosengren，1993）和贝尼格（Beniger，1993）等学者将不同领域对框架概念的解析和应用按其理论取向，区分为建构主义方式、文化批判方式和认知心理科学三种不同的视角。从三种不同的理论角度出发来解析框架概念的含义或进行框架分析，结果自然能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旨趣（Ritzer，1975）。学者安吉洛（Angelo，2003）通过对大量框架研究相关文献的元分析指出，从认知心理角度切入的框架研究中，不同的社会认知之间或者文本框架与受众已有认知架构之间发生的动态协商（negotiation）是关键。从社会建构主义基点入手的框架研究文献则往往强调突出不同的意义结构之间，如何通过充满张力的耦合（cooptation）创造并生成新的交往场景和信息形态。而从文化批判角度着眼分析和使用框架概念的研究，则较多将框架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权力支配（domination）作为研究发现的重心所在。

虽然已有大量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框架概念循着不同学科脉络进行了大量不同方式的应用和界定，但框架概念本身的含义并未因此而变得更为清晰。为了能对框架概念有一个既清晰又能够保持较高理论抽象程度的定义，仍需克服至少两个方面的障碍。其一，框架越来越多地被作为一种日常的“说法”而非严格的分析性理论概念被不同的学者们大量引用。媒体框架的说法似乎成了不少学者可以拿来即用，不言自明的概念。拥有不同的学科理论资源和学术训练的不同学者，以不同的意义，通过不同的方式使用框架的说法，并进而生产出大量彼此之间其实差异巨大、概念意义和理论取向各不相同的研究结果（Cappela＆Jamieson，1997）。学者们对于框架概念的含义、框架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之间发生关联的结构方式、对概念间关联机制的抽象解释，以及框架理论整体的适用范围都很难达成相对清晰的认知。虽然笔者认识到，强求统一的概念化会扼杀理论的创造能力（严密的定义并不等于完全统一的界定），但过度松散的概念界定使学科或学者之间就框架理论本身开展有意义的对话变得愈发困难重重。其二，现有文献对于框架概念的概念化定义与操作化定义之间常常缺乏紧密的关联。有些对框架的概念解析似乎能够大致描绘出概念的内涵外延，但却无法提供与之相适应的操作化定义供实证研究使用（Matthes，2009）。反过来，有些学者能够明确地指出框架能够发挥哪些具体的功能，并由此将其与“包括主题、论点、命题和其他理论化程度较低的松散概念区分开来”（Entman，Mathes＆Pellicano，2007）。但大多这样的研究却鲜有能够清晰地将框架概念自身的理论属性在较高的抽象层级上揭示出来，并将其与概念的操作化过程结合。(www.xing528.com)

分别针对以上两个框架理论领域的问题，笔者决定采用两步走的分析策略。首先，笔者将分析现有理论文献中对框架概念常见的定义，通过分析萃取出不同研究对框架概念的定义中共同呈现出来的抽象理论属性。其次，根据萃取出来的概念的理论属性，本章将围绕框架概念提出一个描述性模型来作为对框架概念进行操作化定义的基础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