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选择从美国传统主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精英报纸）对“中国制造”的建构方式入手。如此选择研究对象，主要因为现有的学术文献表明，大众传媒的符号建构对“中国制造”产品的公共形象及全球公众对“中国制造”的认知态度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在全球网络时代，即便受众对传统主流媒体日常的实际接触有所减少，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信息超负荷环境中，传统的精英纸质媒体在设置其他各类媒体的报道议题方面仍具有重要的影响。盖洛普调查公司的调研发现，大约有超过45%的受访者表示平时会“非常认真地”持续关注关于“中国制造”产品质量的新闻报道；至少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日常“多少会认真地收看”关于“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的相关媒体报道。更有实证研究证明，公众对“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相关新闻报道的持续的注意程度，确实显著地影响了受众对“中国制造”产品的警惕程度或者负面态度（Saad，2007）。
此外，本书之所以选择主流媒体机构对“中国制造”话题的建构作为研究对象，还考虑到传统的主流精英媒体一般经过较长时间的新闻实践积淀，大多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彼此共享且长期以来较为一贯的编辑部文化。在特定主流媒体编辑部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下，媒体组织内部对如何呈现中国相关的各种话题通常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同规则，并逐渐积累起一系列日常实践中常用的话语象征资源。从更为长远的时间跨度看，植根于传统主流媒体编辑部共享文化积淀的文本架构规则在媒体报道呈现“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危机相关的新闻时，仍将以特有的方式发挥“构造”的作用。笔者将全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主流媒体机构对“中国制造”话题的建构方式而非具体报道文本的特征，正是旨在将针对“中国制造”各类话题稳定一贯的报道方式与更为稳定的主流媒体编辑部文化框架关联起来加以考察。从主流媒体编辑部文化积淀入手考察媒体对于特定话题稳定一贯的报道方式，或可令本书的研究发现具有更高的建构效度和更强的理论解释力。同时，相比具体多变的媒体报道内容本身，媒体机构对涉华新闻话题相对稳定一贯的报道方式（即报道框架），对于培养公众选择从哪些角度去理解“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危机的事件，将产生更为直接的塑造作用。(www.xing528.com)
综合考虑“中国制造”产品质量与安全危机在全球政治、经济贸易和日常文化等诸方面的多重意义，以及媒体机构编辑部文化积淀对“中国制造”话题的塑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很有必要考察美国主流媒体按照什么样的架构方式建构“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安全危机，以及这些架构规则和核心主题如何塑造普通公众对于“中国制造”产品的认知态度和事件归因。然而，目前现有的框架理论研究文献中鲜有学者深入地探究：（1）在较长时段内，美国主流媒体机构在报道与中国相关的各类话题时，经常性地反复应用哪些通用框架（generic frames）（包括报道中反复出现的核心文化主题和包含各种象征符号的框架话语包）？（2）美国主流媒体机构就“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危机事件的框架建构方式与媒体报道各种中国相关话题时常用的通用架构之间存在怎样的辩证关系？（3）同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英语国家，英国主流媒体与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时应用的框架存在哪些具体差异？不同性质的媒体编辑部文化如何影响对同一话题的框架建构？（4）美国媒体对“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报道中最为常见的框架规则如何对消费者的认知态度和事件归因产生效果？由此产生的媒体框架效果受到哪些中介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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