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在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传播

“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和产品安全问题具有深远的全球性经济意义。对于世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决策者们而言，除了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贸易中各种反倾销反垄断争议和跨国贸易中的逆差等国际经贸领域传统的热点话题之外，进出口消费类产品的质量评估和安全标准制定正在越来越多地成为各国与中国进行各种贸易谈判时新近出现的重要障碍。据美联社的报道，在美国消费品市场上的“中国制造”产品因质量瑕疵或安全问题被召回频率最多的2007年，美国财务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就曾公开指出：“中美贸易对话目前最为重要的争议话题就是食品和其他消费产品的安全。事实上，进口产品质量安全的问题直到去年为止还不是最主要的议题，但今年在同中国的商贸谈判中却没有任何人能忽视‘中国制造’产品的安全和质量问题。”除此以外，考虑到中国国民经济总量的持续快速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本国劳动力密集型的现代制造业对全球市场的重要影响，“中国制造”产品在全球市场的质量和安全问题还可以辐射影响中国国际贸易、国家作为全球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可持续发展等重要的变量。同时，主流媒体对该议题的建构方式也会改变那些主要依赖中国制造业的合同外包商和产品供应商来维持其全球贸易、生产、流通和供应链条的大型跨国企业如何调整与中国相关的商业战略和市场决策。

此外，围绕“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危机事件的公共意义生产和传播在全球范围内还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关于“中国制造”产品质量的相关争论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围绕“中国制造”消费类产品进出口针锋相对的贸易战。例如，美国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制品施加贸易处罚措施之后不久，中国在2009年马上就正式宣布针对美国出口商，对鸡肉类制品和汽车产品的定价策略进行详细的调查与复核（Johnson，2009）。诸如此类由“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一系列对抗性国际贸易举措，尤其是全球主流媒体就此话题报道中广泛使用的“贸易战”（trade war）的隐喻，严重损害了在全球不同国家间围绕“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推动多边合作与协商的可能性。更有甚者，围绕该话题公共讨论中“贸易战”的隐喻，一定程度上还激活了人们集体记忆中“冷战”期间不同政治阵营之间主要基于意识形态敌对形成的对抗式话语形态。从长期看，中国产品的各种质量和安全瑕疵同时也可能构成“中国制造”甚至“中国”概念在全球贸易市场上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随着“中国制造”产品质量话题在全球市场上的可见度不断提高，“中国制造”中的国家标签与产品质量之间关联的显著度也迅速提高。按认知心理学领域扩散激活模型（spread activation model）的推断，产品质量问题和因产品消费体验产生的负面情感与认知态度，很有可能从“中国制造”消费类产品顺着消费者认知记忆网络中已有的认知结构路径，将负面影响传递到全球公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对于大量缺乏与中国相关直接经验的海外消费者而言，取决于全球媒体对“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危机问题的叙事方式，由产品质量安全危机产生的“污名”会迅速扩散到全球公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全球公众如何理解“中国制造”产品出现的质量和安全问题会影响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作为长期居住地、旅游或全球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中国制造”的意义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标识出中国在全球网络中形象和地位的实时变化。

与“中国制造”话题的政治意义紧密相关，西方公众对于“中国制造”消费品质量危机的认知、态度和情感反应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对“中国制造”产品实际的消费购买意向。大量“中国制造”产品已深度融合进全球公众的日常生活消费中。“中国制造”帮助发达国家的普通消费者以较低的经济成本维持各自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各种文化习俗。换而言之，公众日常生活消费决策方面发生的改变同时也必然深刻地改变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美国消费商品安全委员会主席在公开演讲中指出，在2007年一系列高调的“中国制造”产品危机发生之后，虽然美国市场上超过40%的进口消费品都来自中国，公众对于“中国制造”的各类消费产品无论在态度上还是在认知上都变得非常负面。在“中国制造”重大质量和安全危机发生最为频繁的2007年，盖洛普调查公司的调研发现，为了避免买到原产地是中国的各类消费产品，有差不多72%的美国消费者在日常购物中会对产品的原产地特加留意。调查中绝大多数的美国消费者表示“十分担心”“中国制造”产品可能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这种担心在食品和玩具类产品的选购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支付更为昂贵的价格购买由美国本地制造的各类电子类产品；超过94%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支付比“中国制造”产品高出一倍的价格来购买美国自己本土生产的各类食品；而超过八成（82%）受访者表示愿意支付两倍的价格购买不是由“中国制造”出口的同类玩具产品；76%的受访者愿意支付两倍价格购买美国本地制造的家具类产品。调查显示，普通的美国消费者估计，大约有一半从中国进口的消费产品违反了美国相关的卫生与安全标准（Saad，2008）。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政府产品安全监察部门披露，大约99%从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商品是安全的，并且完全符合国际产品安全的相关准则（King＆Blumenstein，2007）。与此同时，大量美国的消费者们在日常生活中纷纷开始有意识地抗拒“中国制造”的产品，并深切感受到离开了“中国制造”的各类消费产品之后想要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困难重重”。随之，“美国的生活方式”本身也开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Bongiorni，2005）。随着全球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态度发生变化，西方生活方式的转变随即将原本被现代生活方式中各种习俗和惯例系统地搁置隐藏起来的全球性风险，更为直接地暴露在全球消费者面前。消费类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危机打破了维持公众原有生活方式的正常框架。主流媒体如何用稳定的方式建构“中国制造”产品的质量危机，也因此体现了全球社会通过大众媒介机构积极地修复被“中国制造”产品危机打破的生活框架，重新搁置全球化风险的策略选择。(www.xing528.com)

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中国制造”产品的质量和安全问题对全球性经济网络也有重要意义。笔者从概念上将全球市场上流通的“中国制造”商品视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网络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中介方式。“中国制造”的各类消费产品作为中国接入全球网络的中介，同时具备物质与非物质的双重属性。具体而言，与“中国制造”的消费品紧密相关的全球经济贸易实践包括：在中国本地制造业工厂中大量流水线产业工人们每日的生产活动；居住于工厂所在地的公众对国内制造业相关环境风险的承担和感知；西方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对“中国制造”商品的消费选择与购买决策，消费者使用“中国制造”产品后形成并分享的个人态度和情感；贸易商和各国政府的产品质监部门在产品全球流通中的把关控制；以及西方零售商在西方市场的各种市场营销举措等。“中国制造”消费类产品通过在全球市场动态的流通过程，将这些分布在全球的实践活动和各自的实践者紧密地勾连起来。经此过程，“中国制造”产品本身以及“中国制造”这一象征符号所承载的想象和情感都构成了产生和维系上述全球经济关系网络的关键所在。与此相应，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主流媒体机构对于“中国制造”产品安全和质量危机的意义生产方式，呈现出由“中国制造”消费品作为中介生成的全球经济贸易网络在哪些不同的环节出现了哪些不同性质的问题。对“中国制造”产品危机的意义建构和归因，反映了全球经济政策制定者、企业商家、制造业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性质的变化。本书通过揭示美国主流媒体机构围绕“中国制造”消费类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的意义建构，以及这种建构方式对消费者认知和态度产生影响的机制，对于理解由“中国制造”生成和维持的全球经济贸易网络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