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初,同盟会和光复会的革命党人紧锣密鼓地准备上海起义,以策应辛亥革命10月10日举行的武昌起义。
当时李平书领导的商团队伍是此次起义的重要主力。梁敦焯和吴淞炮台台长姜国梁都是李平书任职湖北武备学堂时的学生,三人平时颇有交往。起义前夕,李平书曾说服他们,适度策应,并面授应变机宜。
当时进攻制造局的敢死队队长张承槱也曾三次迁往梁敦焯寓所,同时带去写有同盟党人计划数日后将在上海起义的信函。梁敦焯转述当时担任欧洲特使堂兄梁敦彦回复的电报,表达自身立场,即“识时务者为俊杰。”
梁敦焯明确告诉张承槱:“在上海发难请勿侵我营地,彼此不相犯。等你们成功后,再来共图携手。”并告知“日前已与各营队长交换意见,他们都已同意按他的决定办。”(www.xing528.com)
梁敦焯言出必行,确实履行诺言。沈寂先生在《上海:1911攻打制造局》书中描述当时情景。1911年11月3日下午,上海起义主要领导人“陈其美知道武器短缺、又无军事经验的张承槱的敢死队从南操场到制造局后门,要途经沪军巡防营,说不定会有正面接触,很不放心,就亲自压阵。不料,巡防的二营、四营已与李平书的商团有默契,非但不出来阻挡,军士们还整整齐齐地在营门外,排列成队,拍手高呼,欢迎起义。于是敢死队在双方举手为礼的迎送仪式中顺利进军。”当晚,上海起义胜利。正如路其国先生在《上海,风云1911》所述:
“在今天重新认识当年辛亥革命功过是非的历史时,另外一些‘非主流’人物的名字也不能被忘记。在辛亥年上海革命攻打江南制造局的功绩中,清政府沪军营的‘配合’不可忽视。如伍特工所说,如果不是林建章舰长、沪军巡防营统领,包括制造局中的‘内应’,辛亥年上海革命的历史将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确实很难乐观地估计。至少,更大规模的流血肯定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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