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萧养破狱事件：开创顺德历史

黄萧养起义前，顺德地处南海、番禺、新会交界处，实属三不管地带，且“时俗尚犷悍”。因此，不少盗贼“驶帆出入海上，伺机劫掠”。

黄萧养之所以选择龙眼，一来是二龙山暗合古人“二龙戏珠”，地处吉祥，吞珠化龙，登基为王的文化心理与内心诉求；二来龙眼村沧海环绕，方便战船进退，可快速补足粮草士卒；第三，正如《顺德县志》所指“县境虽四环内海，而咫尺可达汪洋”。因此，万一战事不利，他们可迅速开拔，远走他方。黄萧养可谓智深虑远。史书说他“颇晓智术”、“素有胆略”，并非虚言。

不过，黄萧养起义确有深远社会背景。

当时中国正处于豪绅大量兼并土地，朝廷不断叠加赋税地租的转型时期，失去土地和机会的贫民难以为计。因此，从1445年开始，国内不断发生各种规模的暴动。暴动者的诉求很一致也很简朴，就是平均土地，存留性命。但尚未完成土地兼并的利益集团自然难以顾及民众需求，于是，大小战役此起彼伏。深受压榨的顺德民众自是身处其中，他们久压心头的抑郁愤懑正好因黄萧养的揭竿起义而找到一个喷涌宣泄的突破口。于是，当时景况，正如倡议成立顺德的大良乡绅罗忠所述：“黄贼啸呼，而数境之民，风靡应援”。暴动骤起，“愚民惶惧，群盗从之者至万余人”，他们中绝大多数为贫无立锥之地的疍民和平民，于是彼此联手，破门而出，迅速形成声势浩大的暴动队伍。从文献可知，顺德建县初期，全县人口仅七万人，而此时参与暴动者竟达万余人，虽含附近县民，但仍可知当时形势确实汹涌澎湃。(www.xing528.com)

此外，监狱管理弊端也是造成民变的原因。当时收押犯人后，淹禁不决，令待罪犯人心焦意乱，再加上屈打盘剥，无恶不生，且人满为患，饮食难继。特别是死罪犯人，偷生无望，往往鱼死网破，拼死一搏，于是才出现黄萧养破狱事件。因此，当时官员分析一语中的：“各处有司强盗人命重囚往往久淹犴狱，因思脱出之计，遂成莫大之患。比者，广贼黄萧养初以强盗系都司狱，因勘疑竟年不决，辄纠众越狱，攻城亡去，遂胁无辜之良民为攻劫之凶盗，祸连官府，毒流生灵。究其所以，皆执法官狐疑不决以致之也。”

后来，暴动虽平灭，但明朝廷也开始反思。景泰二年（1451），朝廷命令广东左参议罗崇本整顿吏治，凡官员纵容地方势力霸田夺产，蒙坑百姓者，都可治罪。同时，减轻赋税，消减徭役，更让抗击暴动有功的九江民众获得免税捕捞鱼苗的权益，经几百年发展，九江一带鱼花成为一支独秀支柱产业，而这多少都因黄萧养暴动而作出的各种让步，也成为他们浴血奋战后的意外收获，更构成此后张居正多年后推行变法的其中一个思考起点。此外，当年严格推行的海禁，也因民众的强烈反对而不断放松。明隆庆初年（1567年左右），逐步开放，允许丝商从事海外贸易，这其实也是黄萧养起义引发的一系列变革中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衍生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商品经济与文化艺术经海内外贸易的不断交流而刺激着工商业的勃兴和各种思潮的诞生，为晚明资本主义各种早期特征的出现奠定经济与文化基础。这，或许才是黄萧养起义等一批起义为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

黄萧养暴动引起朝廷对这一区域的关注，而地方绅士集体上书要求立县，朝廷命名此地为“顺德”，更暗含对这地带有某种微妙的寄托。同时，执行保甲制度，实行“四应法”，即“一乡有警，前后左右四乡者桴鼓应骤而援，否则罪如盗”。同时，顺德昔日“服役无艺，奸回多上下其手，取羸者常十而三，拔以杜吏口者岁且八百金，征输之隶卒没入已橐，小民但贿隶，时号“月钱”，正供累千，百可悬欠，否则虽少亦遭鞭扑袭”。后来，官方严查，最后取消。“顺德”也因这一事件从此以独立行政区域的身份开始进入历史，成为后来名满岭南的壮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