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德：南越王的身份及困惑

一直以来，有一种说法是吕嘉并非越人。最早提出吕嘉为越人的观点为元代岭南学者黎崱（13世纪60年代至14世纪40年代），他在《安南志略》讲：吕嘉，越人也，为赵佗相，辅政三世。此后，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则说：“嘉本越人之雄”。

说法比较严谨的是清人杜臻（1633—1703年），他讲：“吕嘉拒汉，筑石瓮、金斗二城，金斗即香山也，顺德城南七里，在石涌村，盖越人谓瓮为涌也”。并没有指出石涌与吕嘉的关系。

只有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邑西南有地名石涌，南越相吕嘉故乡也。当汉兵南下，嘉于其乡筑石涌、金斗二城以为守”。

司马迁没有指出他是越人，只是讲“其居国甚重，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

这一观点确实不无道理。不过，吕嘉杀死赵王第四代主人赵兴，拥立母亲是越人的赵建德为第五代南越王，这确是个令人难以解开的困惑。

赵建德母亲是揭阳越人，赵昧没有按常规将王位传给赵建德，而是传给二子赵兴，关键原因恐怕就是赵建德的越人母亲身份。这，必然导致赵建德心怀不满，也可看出赵佗家族与越族人之间微妙不已的关系，而这种远近疏密关系处理的失当，却成为后来南越国火拼，导致人亡国灭的导火线。(www.xing528.com)

★石涌村记载石瓮遗迹的碑记

既然司马迁没有指出吕嘉与赵建德母亲的血缘关系，但从其孤注一掷、死命血拼的关键选择中，没有以纯粹汉人作为自己未来的新主这一举动，其本身的种族身份就值得细加推敲。特别是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血脉相融后，在临门一博中仍推越人为主，这一集中生命安危、政治前途、情感倾向、家族生灭等赌注于一体的行为，可见平时他与赵建德生死相依，利益一致的密切关系。虽然，年轻的赵建德无法掌控当时政权，大权旁落在吕嘉手上，但如果并非利益攸关，赵建德无需听从一个外人建议以命相搏，尤其是在大兵压境，胜算渺茫中仍领兵抵抗，直面兵败身殁的危险，因此，彼此巨大的目标追求与无法挣脱的利益重压正是他们二人联手死拼的内因，而其令人尴尬的半个越人血统与吕嘉的志同道合也可倒推出吕嘉越来越明显的越人身份。

★石涌村村民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合资建造北路碑记

虽然赵佗初建南越政权时“以中国人相辅”、“以其为假守”，但毕竟越人势力强大。为尽快融入这片区域，赵佗甚至除去汉朝官服，采用越人服饰，“椎节箕踞”，更自称“蛮夷大氏老”，任用一批越人，如归义侯郑严和田甲，驰义侯何遣，湘长侯桂丹监居翁，瓯骆佐将黄同，嘹侯毕取，揭阳县令史定，以及后来捕捉吕嘉的赵郎都稽，并令“诸雒将主民如故”，保持稳定与和平发展。因此，采用越人吕嘉以获得事半功倍、纲举目张的作用自是顺理成章，但是，到了涉及切身利益甚至生命存亡的关键时刻，吕嘉内在的本性却淋漓尽致地浮出水面，而他来到越族文化风俗浓郁的石涌金斗负隅顽抗，这固然可以解释为慌不择路的偶然性，但作为深谋远虑的政治人物，他的选择必有深厚的各种综合原因，而越人身份导致他义无反顾地一路西行，最终魂断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