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音乐作品价值的历史实现是一个与本体实现、功能实现相贴合的问题。如渗透智慧、具有缜密经纬结构组织奥妙的巴赫作品,其“精粹”音乐在体现了当时的功能价值、显示出自身本体价值的同时,也导向历史价值:“巴赫的音乐之所以具有永恒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它体现了巴洛克后期复调音乐的最高超、最成熟的技术水平,更重要的在于两点,难有第二位音乐家的成就能与之相提并论:第一,在巴赫的音乐中,预示了包括维也纳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晚期浪漫主义、十二音序列技术、无调性乃至爵士乐和流行音乐等各种音乐风格的显著特征;第二,巴赫的音乐往往比他的后人更清晰地体现出平衡与失衡、和谐与对抗、对称与非对称、有序与无序之间相反相交、相对相合、相易相和的运动规律,与宇宙秩序的最高自然境界获得同构。”这体现了音乐作品在历史长河中凸显的生命力价值。生命力价值构成作品价值历史实现的重要内容。
作为音乐作品的缔造者,作曲家自身的立意高下、才智思维、精神特质、阅历成长……已暗中设定了作品生命力的价值“基因”,成为音乐作品价值判断的元参考和价值实现的驱动力。对于作曲家(主要指18世纪以后)而言,在艺术创造中最具恒久价值的,往往是最个人化的创意,而不是集体性的流派共同点。其实不仅是作曲家,即便普通人,也往往要通过其“个人化的创意”或特色来展现自己不同于他人的存在价值。在艺术创作领域,如果“同”覆盖“异”,共性表现远多于个性创造,那么作曲家的创作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将大打折扣。即使是继承,也应是更深层面、另有高度的继承,而非简单延续或仅量上的叠加。如韩愈对待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倡导的“古文运动”“不是模仿古文,而是寻找千年来未颓的‘古意’。‘古意’本身,就包含着创新,包含着不可重复的个性”,便是文学上的一例。
作曲家“贵在独创”,但独创与独创之间存在差别,也并非所有独创皆具有价值。有些可能引起人们的广泛欣赏与喜爱,有些得到短时认同,而有些或许无法得到普遍接受,陷入只能孤芳自赏的境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虽“趣味无对错”,可“境界有大小”或许是其中重要的一点。不同时代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等塑造了作曲家们多种多样的性格面貌、品位趋向,而他们对自身的要求程度、对艺术的追求力度,以及对生命体验的悟性深度等也成就了其不同的生命格局、艺术境界和创作视角。即使同一个作曲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也会因生活境遇的改变、生活阅历的累积、生命体验的增加……而使作品拥有不同的气度。就像贝多芬的早期创作和晚期创作是两重境界,他的整体创作品性也因自身的太多磨难与完美超越,而在与其他作曲家作品的比较中,始终令后世仰止。
作为音乐作品的接受者和反馈者,听众对作品的感受度是音乐作品影响力和价值力的直观体现,是音乐作品自身价值与现实价值的互动途径。听者心中再造出来的音乐作品应该是具有合法性的一种音乐存在方式,它并不是从音乐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地位卑下的次品。身为听觉艺术的音乐,其价值实现不可能脱离实际音响方式的感性传达,它在听乐者心中激起的感受、带来的深远影响是对其艺术生命力和历史价值的客观界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部艺术作品是否具有真正而长久的魅力,一个简洁的标准或许在于它能激起多少不同时代的人长久而深沉的喜爱。(www.xing528.com)
舒曼说:“音乐家的唯一使命,是使光明走进人类心灵深处。”使光明走进人类心灵深处的作曲家,通过作品构筑出一个精密的宇宙,以温暖的胸怀将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心灵联结在一起,唤醒人类被各种现实异化前内心深处最朴素的共同情感,洞察和关怀人性难以根除的弱点,激励人心深处隐藏的光明。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如向往爱与美),也有着共同的性格弱点(如拥有惰性和脆弱)。而听乐者通过自觉或不自觉地整合自身的审美感觉、鉴赏判断、分析评价……使得历史久远的音乐作品在他们年轻的生命里重获新生、延续传递。这种在历史与当下之间产生的跨越时空的精神共振,是音乐作品价值的美妙实现和音乐作品鲜活生命力的最佳体现。
在《音乐中的伟大性》一书中提到成就音乐作品的伟大需要依赖天时,没有遇到天时的天才的奋斗是一种“悲剧性的伟大,是英雄性的搏斗”。书中列举了蒙特威尔第的例子,在众多音乐体裁处于试验阶段的17世纪,虽然积极尝试的“蒙特威尔第的伟大的个性无处不在,以日益增强的光辉,照耀了巴洛克吸收和构建工作的杂乱无序。但他的伟大是历史性的,而非现实的。他不能被复活,就如巴赫在一个世纪之前被复活那样,或就如莫扎特那样,总能够被复活,假如他的作品暂时丢失了的话。”但历史性的伟大也不失为伟大,现实性的伟大与历史性的伟大并不截然冲突。是否也可以这样理解,正因为处在一个尚未定型、不断试验、企求发展、期待创造的时代,所以艺术家们具有更多空间自由驰骋,努力着更具意义的尝试?虽然蒙特威尔第的作品似乎没有持续至今的永恒性,但无可否认他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贡献。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是巴洛克早期的一位最伟大的作曲家。他的创作可以被看作是从文艺复兴晚期通往巴洛克的一座重要的桥梁。他提出了著名的“两种常规”思想,以自己贴近歌词的新的作曲技法践行倡导的“第二常规”;他首创运用了弦乐震音和拨弦的“激动风格”,使音乐更能震撼人心;他是唯一一个既写牧歌又创作歌剧的作曲家,在牧歌里融会了整体的戏剧性,在歌剧中体现出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这些都令他的作品具有名垂史册的价值。
总之,对音乐作品来说,如果其个性气质,能够将人类心中的“共性”蛰伏唤醒和温暖,能够从有限的音符里排列组合出世界的万千思维,能够同文学、美术、哲学……的视界相融合而成为丰富人生况味的可持续表达,或者,以阶段性的历史贡献定型为独特的价值造型,那么其在完成自己价值的本体实现、功能实现和历史实现的过程中,也企及了自身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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