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陕北每年闹秧歌的村庄越来越多。1947—1948年，蒲家坬逐步由“白”变“红”，农民大多分得了土地。1948年，收成又特别好，村里想闹秧歌的人很多，但是又苦于没有闹秧歌的把式。1948年腊月，村里几个负责人一块商议，能不能在1949年正月闹一次秧歌。可是，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人，踢场子只有李增恒一个人能跳，没有男的跳不成。
1949年正月初一，邻村林家硷有个既能演男角也能演女角的林兴怀来到蒲家坬村李富堂家。李富堂正是闹秧歌的积极倡导者，他立刻叫李增恒来和林兴怀一起踢场子。林兴怀见到李增恒说：“你这么一点儿小后生能演女的吗？”李增恒说：“能不能跳上一场看看。”
李富堂马上叫来了几个会打击乐的村民，如李汉贵、李增茂、李树林、李鸿斌等。他们有的敲脸盆，有的敲石头，又叫来吹手李斌成单吹。一场跳下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李增恒跳得比林兴怀还好。林兴怀也竖起大拇指夸奖说：“李增恒这小子还真行！”
村里当即决定，正月初二就出台闹秧歌，那时的蒲家坬村小户少，沿门子闹秧歌，一天就闹完了。
1955年，是李增恒成名的一年，但也是他心情最为沉重的一年。1953年，他大哥因病去世；1954年刚过年不久，他的母亲又离开了人世；几个月后，他的三哥也跟着他的母亲和大哥去了。接连不断的打击，让李增恒整天以泪洗面。
1955年正月，李增恒被邀请去县城和省城演出，他心里想去但又怕人家说他这样做不忠不孝。他只好说不去，待在家里给母亲守孝。县上多次派人来邀请他，他都闭门不出。后来他二哥李正茂拍板定案说：“就叫他去吧，这是关乎他命运的一件大事，我们应该支持他。”(www.xing528.com)
李增恒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还是去参加演出了。在演出的过程中，领导和同事给予了他极大的安抚和鼓励，他的表演非常成功，从此一举成名。
1957年，李增恒的二人场子由乡上演到了县上，又由县上演到了榆林，由榆林演到了西安。在西安演出结束后，要选代表到北京演出，但李增恒的二人场子在各地区的推选中未被选中。当时，省上有一个叫余信的负责人提出，必须让李增恒去，就是不演二人场子，也要以一个二人场子的打击乐队员身份去参加。就这样，李增恒和他的搭档吴继业随省代表队到北京去参加会演。
陕西省代表队到北京后，文化部的同志问：“陕北绥德的六六旦来了没有？”省代表队的负责人就叫李增恒站起来，李增恒就站了起来。文化部的同志当即就叫李增恒给他们跳一跳二人场子，李增恒却不想跳。因为当时一无服装，二无打击乐，三没有带唢呐。但文化部的同志执意要他跳，李增恒只能以原生态的方式跳了一场。这一跳，不但得到了文化部负责人的肯定，也得到了其他演员的一致好评。就连当时被选上的二人场子演员也同意让李增恒和吴继业去跳二人场子。
有关领导对这次会演非常重视，要求化妆要严谨，服装要民族化。会演期间，几次检查，人数一一清点，身份一一审核。演出结束后，李增恒才知道，这次演出，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也来观看了。这次去北京会演，李增恒的二人场子得了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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