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女步、演女角：陕北踢场子

初学踢场子，李增恒总是感到，“包头的”不管是女扮还是男扮，都不好看。特别是走步、迈步，起步、落步不平稳、起伏大。他决心学个走步好的女人样儿，让观众看看。为此，只要遇到走步好看的女人，他都会跟在人家的后面偷着学。后来，他发现本村有个叫李斌成的婆姨走起路来特别轻飘，就打定主意跟这个婆姨学走路。

有一次，李斌成的婆姨赶着驴去驮水（吃水远的地方，不少家户做两个大桶，架在驴背鞍上驮水），李增恒看见了，忙提个拾粪筐跟在她的后面学走路。走了一会儿，婆姨转过身一看，见李增恒在后面跟着她，就问：“鬼六儿，你跟在我后面干啥？”李增恒答：“我要拾驴粪。”又问：“你拾你的驴粪，老是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干啥？”李增恒被问得满脸通红，无言以答。

为了学好女人走路的样子，李增恒背上背篓学，担上担子学，有时在田间地头，他还手甩绳子学打转，晕倒了再站起，站起了又跌倒，最后终于学成了“水上漂”。

1950年，李增恒和满堂川乡闫家沟村的秧歌把式（扭秧歌能手）在韭园村闹秧歌。踢完场子后，驻村的县水土保持站的一位同志问众人：“这个女的（指李增恒）够20岁了吧，不知寻下人家没（指找到对象），如果没寻下，你们问问她，看她寻人家不？”当时有个叫王学文的回答说：“人家（指李增恒）是个男的，早就娶下婆姨了，你就不用再操那份心了。”

李增恒学艺不怕丢丑。因为他踢场子学的是女包头，他的家人及村里的一些人就不让他学，常常给他难看。有一次，村里请闫家沟一个秧歌把式来踢场子，李增恒要跟上踢，一些人就是不让他进场，李增恒硬是死磨硬缠地入了场，闹得大伙都不高兴。“文革”期间，他的踢场子被批判为“封资修”那一套，村里人不让他踢，但他还是要踢。他的子女听说父亲因为踢场子而被人批判，心里很不好受。一次，李增恒正在踢场子的时候，子女们硬是把他给拉了下来。

1955年正月，李增恒在绥德大礼堂演出的时候，同村的李汉银在座位的前排观看。第二天，当李增恒遇到李汉银的时候，李汉银问他：“你昨天怎么没去踢场子？”李增恒说他踢了，李汉银说：“踢了？我怎么没认出你来？”通过李增恒的解释，李汉银才知道李增恒是男扮女装。

1955年到北京去演出，李增恒经常到男化妆室去化妆，许多演员就背地里议论说：这个女人真不害羞，总是跑到男化妆室去化妆。还有一个来自西藏的男演员在台下时经常和李增恒说这说那，但化妆后那个人就认不出他了，见面时连个招呼都不打。有时演出完，演员们经常去照相，许多女同志就拉着李增恒去照相，有一个安徽人说：“这个人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有些女演员就说：“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拉过来跟我们一起照相就行了。”

男扮女装的李增恒

为了看自己究竟像不像个女包头，跳得好不好，李增恒老早就想买一块镜子，以便对着镜子来学。1952年夏，他给本村的李增随打短工挣了几个钱，就去城里花了三块“响洋”（银圆）买了一块镜子，因为怕家里人不同意，就把这块镜子放在了他二姐家。那天回到家里，他给母亲说：“城里有块好镜子，我可想买哩。”他母亲说：“想买你就去买嘛。”他就笑着说：“我已经买下了。”他母亲说：“买下了才说，真是个鬼六儿。”得到了母亲的允许，他就把镜子拿回来，挂在了他家窑洞的墙上，每天对着镜子学跳舞。因为家里面没有扇子，他就拿起笤帚扭了起来，他媳妇看见了，就对她的婆婆说：“快看你那憨儿，拿着笤帚在跳呢。”母亲说：“哦，没扇子嘛，就让他拿着笤帚去跳吧。”

二人场子中有一个动作叫“耍手巾”或“捡手巾”，这一动作是在一次失误中偶然创造出来的。一次，李增恒和李桂芝在踢场子，一不小心，李增恒手中的手巾掉在了地上。李增恒想要弯身去捡，但已来不及了。他灵机一动，绕场转了一个圈，利用在场上和男角碰面的机会，顺势把手巾捡了起来。这次失误，不但没有被观众看出来，反而得到了众人的一致好评。从此，“耍手巾”或“捡手巾”就成了二人场子的一种动作的名称。(www.xing528.com)

以前踢场子的时间一般都很长，一些村庄的场子一场竟长达40多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因为那时节目少，场子又红火、热闹，逗人笑，观众喜欢看。踢完场子后还要唱歌，一唱歌，十几分钟就过去了。

1955年，李增恒到北京演出，大会要求他的踢场子不能超过10分钟。李增恒一听就蒙了，好赖觉得10分钟没啥跳的。仅安四门、和四门（二人场子的一个套路）就得近20分钟。但主办方态度很坚决，时间决不能超过10分钟，办法自己去想。那次演出，李增恒略去了不少套路和一些可有可无的环节。1957年再次到北京演出，二人场子被控制在6分钟以内，李增恒从突出重点、突出主题入手，做到了时间短、内容精。

随着时代的发展，根据编排节目的实际需要及学员气力的限制，后来的二人场子逐步变短，现在的一个二人场子，有时还不到2分钟。

20世纪60年代以前，二人场子中的男角（挎鼓子），踢场子的时候都是戴胡子的，且胡子旺而长，像戏剧中的老生一样。那时候，男角在踢场子的时候，耍胡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表演形式。

1955年，李增恒到西安演出。演出结束后，有个领导问他：“你们的二人场子，男角戴着胡子，女角却是一个小姑娘，他们二人是什么关系？”当时带队的尚爱仁一时回答不上来，便信口说：“大概是一种童养媳关系吧。”那位领导就说：“现在都是新社会了，哪有什么童养媳？我建议还是把胡子去掉，这样两个人年龄相仿，就可以是恋人关系了。”

回到绥德后，再踢场子，男角就不再戴胡子了。可是多少年来，耍胡子耍惯了，一下子没了胡子，表演起来反而觉得很不自然，很不习惯了。扮演挎鼓子的吴继业甚至说：“没有胡子，这场子跳不下去了。”经过认真练习，二人仔细揣摩恋爱中男女的挑逗动作，才渐渐适应了。

李鸿源（左一）给来访者讲述李增恒的经历

陕北二人场子是民间舞蹈，其艺术的继承、发扬、创新，也不能脱离民间的原生态艺术。这是李增恒一再强调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女角的辫子，坚决不能丢失。

李增恒的辫子前后换了三次，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真实，基本上看不出是假发。他常说：辫子是陕北姑娘的特别打扮，也是陕北姑娘的特有象征，踢场子不能不戴辫子。特别是男扮女装，辫子是一种重要的道具，有了辫子，才显示出民间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