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蕴含的儒家传播模式,为我们展现了儒家思想的传播奥秘。儒家思想实际上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德性知识的建构,二是德性知识的传播。其目的是建构一种价值,并通过传播为社会所共享,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实现文化的重建和社会的整合。儒家传播思想的特点,是德性知识的建构与传播融为一体:在德性知识建构的同时,就已经嵌入了传播的目标和手段;在德性知识传播的同时,就在践行着德性知识的内涵。《论语》和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人两千多年的内在原因,就在于其蕴含的传播模式及其背后的传播思维。《论语》的文本,就蕴含了四种价值传播模式:知行合一模式(形式与内容结合)、情理交融模式(感化与吸附并重)、推己及人模式(成己与成物交融)和传受兼顾模式(传道与体悟交互)。在知行合一(形式与内容结合)模式中,“仁”为“礼”之本,“仁”的来源是自然的人性,这是其得以传播的前提;“礼”为“仁”之方,“仁”的价值是通过“礼”的行为实践来传递的。在情理交融(感化与吸附并重)模式中,“德”在全社会的传播体现为两种效应:一是“吸附”效应,体现为“譬如北辰,众星共之”;二是“感化”效应,体现为“君风民草,风行草偃”,“吸附”是由于“感化”,“感化”更利于“吸附”。在推己及人(成己与成物交融)模式中,一方面要具备“自我约束的主体性”,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要具备“自我外推的主体性”,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两者共同构成了孔子“推己及人”的人际传播模式。在传受兼顾(传道与体悟交互)模式中,不仅要注重传播者的主体性,针对不同特点的接受者而实施,即“因材施教”,而且要注重知识接受者的主体性,特别是其接受能力。一旦接受对象有了主体性,对方也就不仅是受体,反又成了传播主体,在双方的互动中,新的知识又得以产生。
《论语》传播模式背后的传播思维,也照亮了新的传播之“道”。传播可以说有“道”与“术”的区分:传播之“术”关心的是如何实现信息的传递,以达到控制的目的;传播之“道”则关心的是如何实现价值的共享,以实现人伦遗产的传衍、文化的重建和社会的整合。《论语》和儒家传播思想的现代价值,就在于为传播的“社会遗产传衍”功能的实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即区分信息传递与价值传递的不同模式和思维。儒家认为,知识有“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别,“德性之知”是对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见闻之知”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因而两种知识的传播模式与思维是不同的,“德性之知”的传播是传播价值,理性的告知和劝说并不是其主要途径,而主要借助于情感的体验和行为的实践,因而强调情理交融和知行合一。对“德性知识”的传播来说,既然理性的告知和劝说不再是主要传播途径,那么传者与受者的双重主体性就极为重要。因而《论语》核心传播模式背后的深层结构,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传播思维,即传受兼顾的主体意识、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情理交融的实用理性和成己成物的互动思维。对《论语》核心模式的梳理乃至儒家传播思维的分析,就在于重拾传播的文化研究目标,从而重新检视乃至重塑我们的文化。
【注释】
[1]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世界之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0页。
[2]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4.
[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2—93页。
[4]李金铨:《在地经验,全球视野:国际传播研究的文化性》,《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
[5]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7页。
[6]蒙培元:《情感与理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84页。
[7]〔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页。
[8]李国正:《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81—86页。
[9]〔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10]〔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11]〔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347—348页。
[1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0—11页。
[1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7—28页。
[14]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25页。
[15]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
[1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6页。
[17]杨伯峻:《试论孔子》,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页。
[18]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8页。
[19]成中英、麻桑:《新新儒学启思录——成中英先生的本体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71页。
[20]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81页。
[2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4页。
[22]〔美〕琼·奥克·尤姆(June Ock Yum):《儒家思想与传播:仁、礼和乌班图(Ubuntu)》,见赵晶晶(J.Z.爱门森)编译:《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6—228页。
[23]〔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328页。
[24]萧小穗:《礼与华人沟通行为》,见陈国明主编:《中华传播理论与原则》,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383页。
[25]萧小穗:《礼与华人沟通行为》,见陈国明主编:《中华传播理论与原则》,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399页。
[26]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页。(www.xing528.com)
[27]董平:《“知行合一”:无限阔大的生命境界》,《光明日报》2013年11月26日,第14版。
[28]成中英、麻桑:《新新儒学启思录——成中英先生的本体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67页。
[29]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4页。
[30]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87页。
[31]成中英、麻桑:《新新儒学启思录——成中英先生的本体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72—73页。
[32]蒙培元:《情感与理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8页。
[33]蒙培元:《情感与理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34]蒙培元:《情感与理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35]蒙培元:《情感与理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84页。
[36]Xiaosui Xiao&Guo-Ming Chen,“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nd moral competence:A Confucian perspective,”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vol.4,no.1,2009,pp.61-74.
[37]Xiaosui Xiao&Guo-Ming Chen,“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nd moral competence:A Confucian perspective,”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vol.4,no.1,2009,pp.61-74.
[38]Xiaosui Xiao&Guo-Ming Chen,“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nd moral competence:A Confucian perspective,”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vol.4,no.1,2009,pp.61-74.
[39]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页。
[40]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83—84页。
[41]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0页。
[4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9页。
[43]李少南:《在“仁“的观念下华人社会之人际传播》,《中国传媒报告》2009年第4期。
[44]李少南:《在“仁“的观念下华人社会之人际传播》,《中国传媒报告》2009年第4期。
[45]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8页。
[46]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99页。
[47]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86页。
[48]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21页。
[49]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83页。
[50]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74页。
[5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页。
[52]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453页。
[53]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北京:九州出版社,1998年,第88页。
[54]参见本书第九章“传播的辩证观:先秦‘名实—言意’命题群的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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