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受兼顾，物我融通-儒家价值传播主体意识

在中国的传统传播思想中，人始终是讨论的中心，而传播手段（包括传播媒介和符号）则居其次。这既由于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完善的宗教传统，也由于中国有着轻言重行的传统。没有神的护佑，凡事要靠自己；语言不是绝对可靠，因而行比言更重要。这种传统也造就了儒家传播中传受兼顾的主体性极为突出。

占卜是中国人最早的传播活动之一，只是其对象是“天”而非人，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获知“天意”，明白吉凶，从而调整人的行为。这种“天意”，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是永恒的，人亲近、遵循它就是“德”：“有亲则可久”，“可久则贤人之德”。（《周易·系辞上》）人的主体性就在于，通过观察天地万物可以获知自然规律，因为自然规律易于为人所知，“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周易·系辞上》）。人是通过观察天地万物的现象和变化而发现自然规律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些现象和变化包括“天尊地卑”“动静有常”“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这是其自然状态（《周易·系辞上》）。但即便是自然状态，也会有贵贱之位、刚柔之分和吉凶之变。也就是说，矛盾是随时存在的，人要生存于这个世界，首先就要正视矛盾，了解矛盾背后的规律，明白吉凶之变，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遵循规律。“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周易·系辞上》），设卦观象系辞，就是以象来比拟天地万物的变化，从而推知吉凶变化，调整人行为的一种方式。因此，这种获取“天意”的过程，不是靠神，而是靠人自己的行动——占卜。占卜最大的特点，是不会给出一个直接的答案，不会“说破”，最终决定行为结果的还在于人本身。因而对各种卦象的解释也进一步发展，随着《易传》等内容对《易经》的丰富，占卜本身已不再重要，对占卜的解释越来越重要，对占卜解释的理解也更为重要，目的就在于综合分析信息从而调整行为。《周易》对早期中国人的作用，不亚于西方的理性或后来希伯来的上帝，是中国人面对未知世界、谋求生存的重要保障。可以说，《周易》是中国人主体性传统的力量源泉。一方面，天地万物“易知易从”，人在大自然面前并不是完全无助的，而是可以通过特定的方式（设卦观象系辞），发现其背后的规律，从而调适人的行为；另一方面，天地万物“动静有常”，变化是常态，人必须接受并明白这一常态，不断洞悉复杂的变化，时刻调整自己的行为。

这种主体性的思维在孔子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一方面，这种主体性就来自于“天”，但指向于人世间。“天生德于予”（《述而》），“德”是天赋的，经由孔子传播至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并影响到政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为政》）。而如果“为政以德”，则会实现“风行草偃”和“众星拱辰”的效果，从而四方归服。另一方面，在面向人世间的同时进一步远离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没有神的昭示，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古代生活是艰难的，孔子的做法却是对未知“存而不论”（庄子语），“未知生，焉知死”（《先进》），“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而且这不仅不可怕，还是“知（智）”的体现。孔子深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孔子将主体性应用于人世间，体现为传播的自觉，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传播自觉又与自省紧密联系，“传不习乎”，“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怕不了解别人。对“被人知”，个体具有极大的掌控性，只要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就能有效传播自己；而对“知人”，个体确实难以掌控，因而需要追求了解别人的本领。(www.xing528.com)

到了《礼记·中庸》，这种天赋的主体性表现得更为突出，人已然能够“参天地、赞化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也就是说，人之性与物之性是相通的，两者相通就能“参天地、赞化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礼记·中庸》）。儒家思想虽然指向人世间，是一种入世的哲学，但其初始来源则是自然的人性，即“天命之谓性”，上天赋予的就是性；遵循这种自然的人性，或者说“天性”，就是道，“率性之谓道”。而按照道的原则来修养，就是“教”。由此可见，儒家的主体性是建立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这种主体性的极致，就是“天人合一”，人可以与天沟通。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思想家建构了系统的天人相通模式。林毓生认为，“天人合一”体现的是“超越的实在”内涵于宇宙之中，而人则是这个宇宙的有机部分，汉儒的“天人合一”是为了建立人的外在行动自由的宇宙模式，宋儒的“天人合一”则意在建立内在伦理自由的人性理想。^[52]

明代的王阳明，不仅吸收了儒家的主体性思维，更融入了庄禅的主体意识。庄子假托孔子的口吻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也就是说，一个人要能够真正把握“道”的真谛，主要在于做到“心斋”，即保持开放的心态，超越是非的相对性。这一观念得到了禅宗六祖慧能的呼应：“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缚。”（宗宝本《坛经·定慧品》）要把握“道”，就要让内心永远保持流通的状态，而流通的前提就是让内心排空（虚），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无所不出，无所不入，也就是“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即心即佛”。（宗宝本《坛经·机缘品》）王阳明汲取庄禅精神，提出“学者欲为圣人，必须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方有操持涵养之地”（《王文成全书·年谱一》）。实际上，这种传播的主体性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钱穆就将中国文化的思想概括为“通天人，合内外”^[53]，这一“通”一“合”之间，流露出“物我融通”的主体意识。在中国古代的信息接受观念中，“观”“味”“知”就体现了这种主体意识。一方面，通过“观”“味”“知”可以获得一种“言外之意”、物外之旨，并以言“观”物，以物悟意，沟通天地万物，最终达到一种物我融和、“天人合一”的至高文化境界；另一方面，通过“观”“味”“知”，使言不离物，物不离意，以意致物，意在言先，最后统一于物我融通的理念之中。^[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