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因材施教”，实际上是一种传播者的主体性，针对不同特点的接受者而实施。例如，孔子在不同的人问“仁”时，回答各不相同。颜回问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所说的“为仁由己”，属于“内圣”层面，要求极高，普通人难以做到；而“四非四勿”属于“外王”层面，虽然具备操作性，但要求也极为严苛；“克己复礼”则是将“内圣”与“外王”融为一体的体现，非高超境界不可行，由这三个层面可见孔子对颜回期望之高。通观《论语》就能发现，孔子对颜回的评价之高，足以使颜回成为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一是颜回非常好学，而且自始至终都能听孔子的话，这在孔子的学生中找不出第二个；二是只有颜回可以长时间坚守住“仁”，其他学生则只能坚持很短时间，因而孔子认为其道德已经差不多了；三是不迁怒于人，同样的错误不会犯第二次；四是安贫乐道，别人都受不了的愁苦，他却可以乐在其中。这些评价可见于《论语》各篇：“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雍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回也其庶乎，屡空”（《先进》）；“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子罕》）。因此，孔子以最严格的“内圣”层面来告诉颜回什么是“仁”，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当子张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孔子的这个回答侧重于“外王”层面，因为子张志在政治，曾问孔子“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尧曰》）、“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颜渊》），因而子张被认为是孔门“最热衷于政治的门徒之一”[50]，而孔子所答的“恭、宽、信、敏、惠”针对为政的基本要求：“恭”（庄重）就不致受辱，“宽”（宽厚）就能博得拥护，“信”（诚实）就能得到任用，“敏”（勤敏）就能立功，“惠”（慈惠）就能够管理别人。
不仅如此，孔子还非常注重知识接受者的主体性。孔子传授知识的原则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不到学生自己主动求知却无所收获的时候不开导，不到学生自己想说又说不出的时候不启发。子贡问孔子如何看待“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孔子持肯定态度，但认为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于是子贡进一步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很满意：“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诗经》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意思是加工骨器玉石，切了要磋，磋了要琢，琢了还要磨。子贡通过与孔子的对话，领悟到君子的修养也是一个不断深入乃至永无止境的过程。孔子听后很高兴，认为可以和他谈论《诗经》了，因为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能举一反三。注重对象的接受能力，即接受的主体性，这是传播的重要前提。而一旦接受对象有了主体性，对方也就不仅是受体，反又成了传播主体，在双方的互动中，新的知识又得以产生。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夏问的是，“有酒窝的脸笑得美啊，黑白分明的眼流转得媚啊，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呀”[51]这句话什么意思，孔子回答“绘事后素”，即先有白色底子，然后画花。子夏便问是不是礼乐也在仁义之后。孔子很满意，而且认为子夏还启发了自己，当然可以一起讨论《诗经》了，“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除了知识接受者的主体性，还需要注重其接受能力。传授高深的学问，需要中等水平以上，“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孔子对人的观察入微，甚至各人秉性的不同，在一类事情上能够相得益彰，不代表在另一类事情上也能共同进退。“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不仅如此，即使是人所犯的错误，也各有其因。“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里仁》）孔子认为，人各种各样，其错误也各种各样；通过考察它们的错误，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对此孔子总结道：“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能与之言而不言，就会错过人才；不能与之言而言，那是浪费口舌；聪明的人既不会错过人才，也不会浪费口舌。言外之意，无效传播还不如不传播。“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学生若不能举一反三，就不用再多言了。更有甚者，其接受态度就不端正。“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卫灵公》）孔子感叹，对于那些不想想怎么办的人，他也无能为力。(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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