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和“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忠）诠释了“推己及人”的人际交往准则与模式，深刻影响了后世。孔子曾对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杨伯峻认为，贯穿于孔子思想体系之“道”的，是“仁”，包括“忠”和“恕”。“恕”是“仁”的消极面，其定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是“仁”的积极面，其表现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9]徐复观认为，“忠恕正是为仁的功夫与方法；忠是成己的一面，恕是成物的一面。孔子自述他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学而不厌是成己，诲人不倦是成物”，“追求智能，建立品德，这是成己的自觉；但有这种自觉的人，不一定感到要同时成物，因之，这种自觉可以为仁的自觉所涵摄；但不能算是仁的自觉”，“由某一点的工夫加深下去，便不仅是成己的进步，并且必在成己的进步中浮出成物的要求，这才是仁的精神的自觉”。[40]
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际交往的最基本准则，可以通过“自省”的方式加以施行。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这可以说是为人处世的“金律”，即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就不要强加于人，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恕”，是实现“仁”的重要方面。之所以提出此“金律”，是因为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确实有一种“交流的无奈”，“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孔子担心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这既受人的主观能力所限，又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就是说，无法保证别人向你做什么，但却可以保证自己不向别人做什么。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而之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金律”，就在于它是最低的实践标准，实行起来并不难。例如，“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颜渊》）人总是不喜欢听到别人“攻己之恶”，但一个人如果只说自己的不好，不说别人的不好，那自然减少了很多怨恨。这种“将心比心”式的“推己及人”模式，可以通过“自省”的方式达成。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如果对方对自己“谋而不忠”“交而不信”“传不习”（传播或传授给别人的东西自己未经研究或实践），显然是“己所不欲”的，因此对“为人谋”“与朋友交”“传”等行为如果自己都通不过，那就“勿施于人”。子夏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子张》）对百姓，君子只有自己信仰，才能去动员他们，否则会被认为是在折磨他们。在君主与百姓的关系上，这种“推己及人”同样奏效。例如，鲁哀公问有若应对年成不好、国家用度不够的办法，有若建议十分抽一的税率，而鲁哀公觉得十分抽二都已经不够了，怎么能仅十分抽一。有若反问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有若的反问暗示，百姓的状况君主是可以知道的，如果君主不够，百姓自然不够；百姓够了，君主自然也够了。这是对“推己及人”的最妙诠释，在今天可以被称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李泽厚认为：“人处于‘与他人共在’的‘主体间性’之中。要使这‘共在’的‘主体间性’真有意义、价值和生命，从儒学角度看，便须先由自己做起。所以这不仅是交友处世的‘君子’之道，而且也是稠密人际关系，并将这关系置放于很高地位的自我修养和自我意识。”[41]曾子对这种儒家的“主体间性”作了很好的总结：“故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顺其弟者；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与父言，言畜子；与子言，言孝父；与兄言，言顺弟；与弟言，言承兄；与君言，言使臣；与臣言，言事君。”（《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儒家所说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礼运》）等“十义”就是五种“主体间性”的关系。因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是人际交往中的一种“自我约束的主体性”，是实现“仁”的重要条件。孔子在回答颜回“什么是仁”时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这里的“克己复礼”，就是主动地以“礼”进行“自我约束”，因此可以称为“自我约束的主体性”。孔子说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就是“自我约束的主体性”的最好体现。(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