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理论：从众星共之到风行草偃

“德”是《论语》和儒家的重要概念，地位极高。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根据杨伯峻的统计，“德”在《论语》中出现38次，其中意为“道德”的最多，出现27次，如“为政以德”（《为政》），其他分别意为“行为，作风，品质”（6次）、“恩德，恩惠”（4次）和“品质”（1次）。^[29]除“恩德，恩惠”外，其他意义实际很接近，指的是一种良好的品质和行为。“德”的概念不仅重要，而且直接被用于传播，孟子曾引用孔子的话“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德”的传播流行，如何得以比设置驿站传达政令还快？孔子认为，“德”在全社会的传播体现为两种效应：一是“吸附”效应，体现为“譬如北辰，众星共之”；二是“感化”效应，体现为“君风民草，风行草偃”。“吸附”是由于“感化”，“感化”更利于“吸附”，“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两者均是基于一种情感的内化，而非刑戮的外推，因此可称之为“情感”模式。

首先，“吸附”效应是道德传播的核心目标，是为政要遵循的首要规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孔子认为，君主及其士大夫的统治阶层，要以“德”来管理人民，就像北极星一样，老百姓会围绕在这些有德者的周围。“德”的倡导和持有，将会形成一个以有德的君主为圆心，凝聚了士大夫和普通人民的“德”之圆，中心的“德”会源源向外扩散，外围的人接收了“德”，也会受中心的有德者影响。一个经济上贫富差距不大、大家和平团结、政治安定的国家，若边远民族还不归服，那就要用“仁义礼乐”的德教来感服他们。“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季氏》）道德传播的“吸附”模式基于孔子的一种假设：“德”是会相互“吸附”的，“德不孤，必有邻”（《里仁》），有“德”的人不会孤单，自有志同道合者与之为伍。孔子高度评价鲁国的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公冶长》）意思是说，如果鲁国没有君子，那宓子贱的好品德是从哪里来的？因此，居住和交友也应该力求接近“德”。居住要选择有仁人聚居之地，不然人就无法变得聪明。“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后来的“孟母三迁”原因就在于此。交友要选择“益者三友”，远离“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同正直、信实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将获益匪浅；和谄媚奉承、阳奉阴违、夸夸其谈的人为伍，则危害严重。简言之，“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季氏》），看见善良就要生怕赶不上似地追赶，看见邪恶就要像手碰到沸水一样避开。

由于“德”的“吸附”效应，作为统治阶层，对一切有“德”的贤人，要大胆任用；对一切无“德”甚至违“德”的人，要坚决排除。孔子在回答鲁哀公“如何让百姓服从”的问题时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提拔正直（有德）的人，百姓就服从；若提拔奸邪（违德）的人，百姓显然就不服从。子夏举了两个“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例子：“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舜得天下后，经过挑选，提拔了皋陶，坏人就难以存在了。汤有了天下，也用挑选的方式提拔了伊尹，坏人也难以存在了。这就是“以正压邪”的治国之道。这些仁人是国家之“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要治理好国家，就要重视治国之“器”，要敬奉和结交那些大官中的贤人、士人中的仁人。国家若是一直由有德之人治理，治国一直贯彻“德”的原则，那就是最理想的状态。孔子深深地赞同这句话：“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子路》）孔子一生都在为这个目标努力，只不过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如愿，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不怨天，不尤人”（《宪问》）。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也能把这种“德”的风气影响到政治上去，也能传播这种“德治”思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为政》）。反之，如果圆心散播的不再是“德”，而老百姓也能感受到，这种传播的结果就是负面的，将会导致整个“圆”的解体。简言之即“上梁不正下梁歪”。曾子就认为：“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子张》）老百姓的离心离德，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统治者“失其道”。因此，若能审出罪犯的真情，反而要同情与可怜他。可见在上位的人守德之重要。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卫灵公》）江山能够智取，但“坐稳”却需要仁德，否则即使得到了天下也会丧失。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由上可以看出，道德传播的流向是从有德者流向执政者，从执政者流向百姓，百姓进行积极的反馈，从而更加巩固这一“德治”的模式。也就是说，道德的传播始终遵循“自上而下”的原则，要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必须从上层开始；而要提高上层的道德水准，必须让志士仁人进入上层。子夏所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即代表了这样一种良性循环。孔子更倾向于“学而优则仕”：“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普通人是先学习礼乐然后做官，而士大夫的子弟是先有官位后学习礼乐，孔子更赞成前者。但“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与今天的理解大相径庭，儒家的“学而优”更强调道德上的修为，因为儒家的知识实际上是德性的知识。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恭（庄重）就不致受辱，宽（宽厚）就能博得拥护，信（诚实）就能得到任用，敏（勤敏）就能立功，惠（慈惠）就能够管理别人。这“仁”的五个方面主要是道德方面，是“学而优”的重要标准。另外，“优”是过程而非结果，“优而学”同样重要。“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爱仁不爱学，弊端是易受人愚弄；爱耍聪明却不爱学，弊端是放荡；爱诚信不爱学，弊端是容易被人利用；爱直率不爱学，弊端是说话尖刻刺耳；爱勇敢不爱学，弊端是容易闯祸；爱刚强不爱学，弊端是胆大妄为。可见，“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完全不像今天所理解的那样（官员纷纷拿博士学位，知识分子一出成果就做官），而是一种对执政官员“德智兼修，学而不厌”品质的要求。这是对“德治”人才的关键要求，也是道德传播“情感”模式的起始推力。否则，“君风民草，风行草偃”和“譬如北辰，众星共之”都无法实现。(www.xing528.com)

其次，“譬如北辰，众星共之”的“吸附”效果，是通过“风行草偃”的“感化”效应来完成的。“吸附”不是出于强制，而是百姓内心的自愿归服，这也是道德区别于法制的本质属性。“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孔子认为，由对刑戮的恐惧，顶多能产生对刑罚的逃避，是外在的；而由百姓内心生成的廉耻之心，则是一种人心的归服，是内在的。季康子曾经以“杀坏人以亲好人”的治国方式与孔子探讨，孔子认为：“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孔子反对杀戮治国，而是主张“德治”，“德”的传播效果就像“风行草偃”一样强大。子贡在评价孔子时说：“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子张》）即让百姓立足于社会，百姓就能立足；引导百姓，百姓就能前进；安抚百姓，百姓就能前来投奔；动员百姓，百姓就能齐心协力。“风行草偃”的“风”是由上层统治者发起的，亦即孔子所说的“先之劳之”“无倦”（《子路》），统治者为百姓带头，且永远不懈怠，才能让百姓勤劳工作。在这个方面，“国”与“家”是高度同一的，“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周公也曾说：“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微子》）君主不怠慢他的亲族，对大臣不求全责备，老臣无大故就不抛弃。孔子极为推崇周公，视其为圣人，二人所见如出一辙。

“风行草偃”的“感化”效应，目标是“草偃”，但前提是“风行”，二者缺一不可。季康子还曾向孔子请教：“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孔子则认为：“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孔子的这番言辞极具“传播”意味，指出了传播的互动性质。统治阶层对待人民“庄”（严肃认真），人民也会对他们“敬”；统治阶层践行孝与慈，百姓看在眼里，就会对他们“忠”；统治阶层提拔好人（举善），教育能力弱的人（教不能），老百姓也就会相互劝勉。正如曾子所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处于圆心中的统治阶层，如果都谨慎地对待父母的逝去，缅怀先祖，自然就出现“民德归厚”了。这就是孔子所言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亦即正人先正己：“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君主或统治阶层人员，只要端正了自己，治国有何难？自己都不能正，如何去正人？孔子的这一观点多次体现于和季康子的对谈中：“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也就是说，要端正社会风气，首先要端正统治阶层的道德风气。孔子还对季康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意思是说，你自己如果不贪求太多的话，即使奖励老百姓去偷窃，他们也不会去干的。“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上层的人崇尚礼，那么就容易让百姓听从。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樊迟想学种庄稼和蔬菜，遭到孔子责备。孔子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孔子一语指出了这种道德传播模式的真谛，即在上者注重“礼”，百姓就无人敢不敬；在上者行为正当，百姓就无人敢不服；在上者尊崇诚信，百姓就无人敢不说真话。真能做到这样，老百姓就会带着儿女前来投奔，还需要自己种田种菜吗？此语即孔子道德传播模式的枢要：统治阶层以践行“德”为表率，就会达到“风行草偃”的传播效果；而“风行草偃”的结果又会带来“譬如北辰，众星共之”的“吸附”效果，四方百姓争相前来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