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作为两千年来中国的正统意识形态，其构建的“仁—礼”伦理结构长期作用着中国人的传播行为。其中“仁”是内在的根本要求，是决定性的，“礼”是外在的形式和实体，是“仁”的外化。“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以下引用只保留篇名）孔子主张内心的真“仁”，反对为“礼”而“礼”的形式主义。因此，“仁—礼”一体，内仁外礼，共同决定了中国人的日常传播行为。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以内“仁”外“礼”为具体形式，具有自我调节、相互转换、相对稳定的适应功能，能够消化或排斥外来的侵犯和干扰，从而保持了长期的稳定。[12]其重要原因，是孔子对“礼”进行了创造性改造，把外在的规范约束和宗教神秘性内容（礼）转化为人情日常之用和内在的心理要求（仁），实现了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的融合。一方面，“克己复礼”，历史形成的“礼”统辖、主宰着人的行为；另一方面，“为仁由己”，“仁”落实于个体身心，而使人成为真正的个体，这样的“结构”是动态的，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因此，“孔子通过教诲学生，‘删定’诗书，使这个模式产生了社会影响，并日益渗透在广大人们的生活、关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通过传播、熏陶和教育，在时空中蔓延开来。……它终于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13]。孙隆基也认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一种“良知系统”，是文化对本能的加工，是不同的文化对“人”的不同设计，表现为一个“超稳定体系”的形态，使其跨越历史并体现于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14]，这与金观涛、刘青峰所提出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15]有着异曲同工之妙。(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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