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对先秦众多思想家成果的梳理,我们初步完成了“传播的辩证观”(a dialectic view of communication)的概念化和命题系统的建立工作。在命题的建立上,总共可归纳出62个命题(包括子命题)。其中,《老子》有6个命题(L);孔子有1个命题(K);《墨子》有4个命题(M);《庄子》有13个命题(Z);《尹文子》有14个命题(Y);《公孙龙子》有3个命题(G);荀子有21个命题(X)。这些命题在总体框架上,体现的是辩证思维;但在各个层次的论证上则逻辑严密。如果忽略各命题提出的年代,并且按照各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考察命题系统,那么便可构成一幅先秦传播辩证论的理论图谱(见图9-3)。在这幅图谱中,时间已经被忽略,作者和著作也被淡化,但各个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则被重新确立,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逻辑严密、推论连续的命题系统,构成了“传播的辩证观”的理论图谱。
根据辩证法正、反、合的逻辑,先秦“传播的辩证观”大致可分为紧密相连的三部分。《老子》建立主要架构,基本命题为“道可道,名可名”(正),“道非常道,名非常名”(反),“有名无名,同出异名”(合)。《尹文子》则将《老子》的一正一反加以整合,提出“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大道不称,众有必名”(Y1)。
首先是“正”的部分,《老子》提出基本命题“道可道,名可名”(L1),这是人们认识得以可能、交流得以开始的前提。沿着这些命题,便发展为《庄子》的命题“物之粗可言论,物之精可意致”(Z1)。继续延伸,可以推出《荀子》的命题“名有固善,制名指实”(X2)和《墨子》的命题“言必立仪,辩明是非”(M4)。也就是说,在一定的限度内,人们能够用语言和符号来认识世界,交流思想,不仅需要用最为高效的办法制定名称和概念,还要为语言和符号的使用订立规则。而制定名称和概念,包含六个子命题,《荀子》和《尹文子》各有三个:同则同之,异则异之(X2A);推而共之,推而别之(X2B);状所状实,化实可指(X2C);命物之名,方圆白黑(Y8);毁誉之名,善恶贵贱(Y9);况谓之名,贤愚爱憎(Y10)。有了这些制名的方法和规则,就可以实现《荀子》的命题“期命辨说,喻实喻道”(X3)和《墨子》的命题“以名举实,以辞抒意”(M3),透过言辞,通过约定、命名、辩论和解说,是能够说明事实和事理的;更为重要的,是实现《尹文子》的命题“善恶有分,不患其差”(Y11)和《荀子》的命题“正名辨异,正道辨奸”(X4)。这是“名”的最大价值。具体的逻辑是:失由名分混,得由名分察(Y12);名定物不竞,无所措其心(Y12A);分明私不行,无所措其欲(Y12B)。“名”与“分”的“察”与“混”,往往是“得”与“失”的原因。除了《尹文子》的这三个命题,孔子的“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K1)同样包含于其中。至于订立规范的命题“言必立仪,辩明是非”(M4),则包含了《公孙龙子》的三个命题:名实相符,一名一实(G1);知此非此,实变名止(G2);正其所实,即正其名(G3)。也就是说,必须对语言制定规则,从而辨明是非。
其次是“反”的部分,强调符号(名称、概念)的局限性,即“道非常道,名非常名”(L2)。《庄子》进一步提出“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Z3),这个命题又可以推出“不知其名,强为之名”(L3)和“名无固实,约定俗成”(X1)。在整个“反”的部分,基本上是关于“名”和“实”的辩证关系的,因此接下来又包含五个命题:名为实名,实不必名(M1)。不知白黑,取实予名(M2)。形必有名,名未必形(Y2)。形而不名,未必失实;名而不形,必检其差(Y3)。生于不称,自得方圆;生于方圆,名得其称(Y4)。而无论是这些“名”和“实”的辩证关系,还是关于以“名”指“实”时的规则,《尹文子》提出了高度概括名实辩证性的命题“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Y5),具体包含两个子命题:形非正名,名非正形(Y6);形名有别,不乱不无(Y7)。
第三是“合”的部分,即《老子》提出命题,认为有名和无名都是源自同一世界,“有名无名,同出异名”(L4),这种辩证的认识就带来了极具启发性的命题。《庄子》进一步发展为“是”与“非”的辩证统一,提出没有绝对的是非,是非都是相对的。“是不是,然不然”(Z6),有是就有不是,有然就有不然。一方面是说,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尤其是宇宙的永恒规律,越是声称清楚地表达了这些,越有可能越陷入认识的局限之中,因而《庄子》主张“大道不称,大辩不言”(Z7)。这也是承《老子》而来,包含四个命题:正言若反,希言自然(L5);名亦既有,知止不殆(L6);知止其所不知,谓天府葆光(Z7A);忘年忘义,振于无竟(Z7B)。另一方面,如果还是自以为是,那就会导致《荀子》所提出的“物异为蔽,蔽于一曲”(X5),包含《荀子》的五个命题和《庄子》的两个命题。《庄子》分别从主观和客观方面提出了“蔽”的原因与表现,主观是“是非之争源于成心”(Z4),客观是“道不可语束于教”(Z5);《荀子》则提出了五种对立的“蔽”的原因与表现:欲为蔽,恶为蔽(X5A);始为蔽,终为蔽(X5B);远为蔽,近为蔽(X5C);博为蔽,浅为蔽(X5D);古为蔽,今为蔽(X5E)。对于这样的状况,唯有“解蔽”,才能上“明”下“化”,具体的方法就是“一分为三”的辩证法,即“兼陈万物而中悬衡”(X6F);度以远事,验以近物,参以平心(X6G)。它们包含了五对命题:无欲、无恶(X6A);无始、无终(X6B);无近、无远(X6C);无博、无浅(X6D);无古、无今(X6E)。
值得一提的是,由“道可道,名可名”(L1)和“有名无名,同出异名”(L4),便能推出《庄子》创造性的命题“言者在意,得意忘言”(Z8)。
因而,“传播的辩证观”理论呼之欲出:《老子》奠定了其主体架构,其他各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进行了系统论证,并在各自的层面进行了理论创新。这些命题,有些已经成为常识;有些则类似公理;而有些命题,是现代传播学所密切关注的;还有一些命题,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提炼,将有利于新的传播研究的开展,乃至新的传播理论的建构。“传播的辩证观”的现代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正确”发现符号与意义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交流如何“正确”进行,更在于用辩证的思维来把握它们,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传播。辩证思维是中国思维的一大特色与传统,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传播,启发性地看待传播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图9-3 先秦辩证传播思想的命题系统
注:“”表示包含关系;“”表示推论关系;“”表示反向关系;“”表示平行关系。
【注释】
[1]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8页。
[2]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41页。
[3]沈清松:《宋代理学与道家道教·序》,见孔令宏:《宋代理学与道家道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页。
[4]邵培仁、姚锦云:《寻根主义: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建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5]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0期。
[6]陈国明:《中华传播学研究简介》,见陈国明主编:《中华传播理论与原则》,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20页。
[7]陈国明、〔美〕威廉姆·J.斯塔柔斯塔:《一个有关人类传播的亚洲研究方法的对话》,见赵晶晶(J.Z.爱门森)编译:《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页。
[8]陈国明:《有助于跨文化理解的中国传播和谐理论》,见赵晶晶(J.Z.爱门森)编译:《“和实生物”——当前国际论坛中的华夏传播理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页。
[9]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0期。
[10]〔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数学》,《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337页。
[11]何道宽:《〈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译者前言》,见〔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6—7页。
[1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13]〔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50、56页。
[14]〔美〕沃纳·赛佛林、〔美〕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徐培喜等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14页。
[15]卫周:《道德经新译新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2—193页。
[16]卫周:《道德经新译新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
[17]卫周:《道德经新译新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6页。
[18]卫周:《道德经新译新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
[19]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0页。
[20]〔英〕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4—95页。(www.xing528.com)
[2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9页。
[2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3页。
[23]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35页。
[24]〔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75页。
[25]〔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202页。
[26]〔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88页。
[27]〔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231页。
[28]〔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7页。
[29]〔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6页。
[30]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5页。
[3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8页。
[32]关绍箕:《中国传播思想史》,台北:正中书局,2000年,第208页。
[33]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74页。
[34]关绍箕:《中国传播思想史》,台北:正中书局,2000年,第193页。
[35]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74页。
[36]关绍箕:《中国传播思想史》,台北:正中书局,2000年,第208页。
[37]庞朴:《公孙龙子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页。
[38]关绍箕:《中国传播思想史》,台北:正中书局,2000年,第136页。
[39]关绍箕:《中国传播思想史》,台北:正中书局,2000年,第135页。
[40]蔡先金、王玉泉:《〈尹文子〉文本之解读》,《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41]厉时熙:《尹文子简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6页。
[42]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191—192页。
[43]张觉:《荀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38页。
[44]〔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王东亮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2—43页。
[45]张觉:《荀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40页。
[4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7页。
[47]〔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48]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4—105页。
[49]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1页。
[50]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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