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理论：名字的重要性和实际指导

符号和事物之间是任意性关系，是以符号能表达意义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任意性只是名实关系的基本性质，但命名的过程却不是随意的。“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好的名字是有标准的，即“直接平易而不违背事理”^[43]。《荀子》认为，名辞是思想、学说的使者，只要名辞能够表达意义，能够用来沟通就可以不用管了，但如果不严肃对待就是邪恶。“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正因“名有固善”，“制名”需要严肃对待，有其“枢要”。

1.同则同之，异则异之

《荀子》认为，对事物的命名要“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如果事物是相同的，就用同样的名字，反之则用不同的名称。“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异实者莫不同名也。”交流的关键就在于，不仅知道事物的同异，还得用语言表达事物的同异。《荀子》认为心灵对外物的感知是通过感官实现的，而感官对外物的认知则需要说出来，这就必须建立名称和概念，以此来指示万物和说明相互关系。不然，“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这就是在名称上“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的原因。最基本的方法，是“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这就是《荀子》的“最简”原则，能用单音节词表达就用单音节词；单音节词表达不清才用多音节词；如果两者没必要互相回避，那就共同使用一个名称，因为那样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2.推而共之，推而别之

上述方法是就最基本层次的事物而言的。当面对世界万物时，就会涉及分类与统合的问题。“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如果要用一个名称来表示各类事物，就用“物”这个名称，它是所有事物的共有名称。具体的推论方法是：“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即每一个事物都和同类事物一起，共同属于上一层次的种类，上一层次的种类与同类事物又共同属于上上一层次的种类，如此类推，直到没有更上一层次的种类，那就达到了顶层。这类顶层事物的名字，就是“大共名”，例如“物”，这是一个统合的过程。与之相反的过程就是分类：“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即用一个名称来表示一类事物，那就得从上一层次往下一层次推。“鸟兽”只是较高层次的分类，继续往下分，即“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不断往下，直到达到底层不能再分。以生物分类学中的“界、门、纲、目、科、属、种”为例，“推而共之”是从“种”往“界”的方向，由小到大推；“推而别之”是从“界”往“种”的方向，由大到小推。

3.状所状实，化实可指(www.xing528.com)

在命名与分类的过程中，还需要辨别“状”与“实”的关系。“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也就是说，形状相同但实体不同的，是两类事物；而形状不同但实体相同的，那只是形的变化，实质还是一类。《荀子》把这种通过考察事物实质来确定数目的方法，称为“稽实定数”，这是“制名之枢要”。“稽实定数”与《庄子》的“巧历不能得”（《庄子·齐物论》）形成鲜明对比，命题截然相反，推论亦然，一个指向“名能指实”，一个指向“言不尽意”，但各自的论证却都很严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两者实际上说的不是一个层面：《庄子》是从极为宏观的角度出发，在哲学认识论的范畴里，考察人类认识能否把握世界原理的问题，意在认清人类认识的局限，其问题是一个无法回答的终极问题；而《荀子》则从中观的视角出发，在语言学和社会学关注的层面，考察人类如何用语言区分事物，从而认识世界和相互交流。（见图9-2）从不同的层面考察，最终得出符号和意义之间的不同关系，两者并不矛盾。用《庄子》的话来概括《荀子》的理论适用范围，即“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而《庄子》不仅赞同“名能指实，言可尽意”有其范围，更指出其局限：“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因此，《荀子》的理论可以包容在《庄子》理论之中。因此，两者是包容关系而非对立关系，从不同层面丰富了“传播的辩证观”的理论架构。

图9-2　《庄子》与《荀子》符号理论的关系

《荀子》的“名无固实，约定俗成”和“名有固善，制名指实”，理论层次分明，逻辑论证严密，见解超越《老子》《庄子》。一方面指出了符号与意义之间的任意性，又指出了命名的非随意性。这也是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关注的问题。列维-斯特劳斯（Cloude Levi-Strauss）认为语言记号（符号）是先验任意性的和后验非任意性的；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则进一步提出，既存在任意的和理据性的系统，也存在非任意的和非理据性的系统。^[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