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理论》：道非常，名非常

“名实”之辩的核心问题，是“名”能否指“实”；“言意”之辩的核心问题，是“言”能否尽“意”。两者实质上均指向符号与意义的关系问题，《老子》第一次辩证而系统地论述了符号和意义的关系问题，并奠定了中国古代辩证传播思想的基调。《老子》开篇五十九个字，就是一篇言简意赅的传播“论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下文引用只保留篇名）

《老子》开篇体现了其辩证法的精髓。第六十五章以玄德为例，将矛盾的发展分为“深，远—反—大顺”三个阶段：“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第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矛盾持续深化和不断扩大（深矣，远矣），当矛盾深化扩大到一定程度时，便会由量变导致质变，而出现‘物极必反’的现象，此时矛盾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其对立双方的相互转化，呈现出与第一阶段截然相反的趋势（与物反矣）。……‘反’，是指以对立转化为形式的回归返本运动，‘反’者，‘返’也，然而这是一种升华的‘返’，并非简单地回到原来的起点。随着‘返本’过程的结束，矛盾的对立双方再次完成由量变到质变的相互转化，并在此基础上达成新的统合，这一重新统合后的第三阶段，被老子称之为‘大顺’”，“大顺”是指“矛盾循环发展的更高阶段”。^[15]但是，“大顺”也不是矛盾发展的终极阶段，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

《老子》的开篇，便是用辩证的思维来论述“名”“言”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以及人对“名”“言”的态度。《老子》首先肯定了“名”“言”有其积极作用，认为“道可道”“名可名”。接着又指出了“反”的一面，认为“名”“言”有其局限。一方面，“道可道，非常道”。“道”就是宇宙的本体、世界的本源，渺小的人类是无法用语言来完整表述的。“道”这个东西，不明不暗，无形无象，来无影去无踪：“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第十四章》）“道”这个东西，既隐约缥缈，若有若无，又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包含了永恒的真理和规律。“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二十一章》）因而对于人来说，那个永恒的“道”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可言之道非恒道。后来的《庄子》推出了“大道不称”，《尹文子》则进一步总结“大道无形”“大道不称”。另一方面，“名可名，非常名”，可用之名难为恒名，人的认识在不断发展，名称概念也在不断改进，因此名称概念的变化是永无止境的。

但是，尽管“名”“言”如此困难，人们还是要名之言之，以认识天地万物。《老子》继而认为，要认识天地万物，就要辩证地认识“名”和“言”在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作用。一方面，“无名，天地之始”，天地之始没有人类，因而无所谓名称概念，“故常无，欲以观其妙”，人们应保持开放的思维，不拘泥于名称概念，学会从“常无名”的角度来观察事物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名，万物之母”，“常有，欲以观其徼”，名称概念是认识万物的前提，只有通过不断完善各种名称概念，不断更新对客观世界的整体认识，才能探索浩瀚宇宙的无穷奥妙。^[16]这便是“然后乃至大顺”的状态。对这个问题，《老子》第二十五章作了详细说明。《老子》用语言创造了“道”这个名称，来指称那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的事物，是因为“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也就是说，名称是人类认识事物过程中的勉强之举，“道常无名”（《第三十二章》）。为了认识“道”，《老子》用不同的名称来形容：有时将“道”称为“大”，“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第二十五章》），以描述其无所不包的存在；有时将“道”称为“朴”，用“小”来比喻“道”，“朴虽小，天下莫能臣”（《第三十二章》），描述其细不可挡的无形作用。^[17]

正因为人类是“不知其名，强为之名”，“有名”与“无名”才是对立统一而又相互转化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当“有名”不能正确反映天地万物时，人们会用新“名”来代替旧“名”，此时“有名”变“无名”，“无名”成“有名”。“有”和“无”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只是名的不同状态而已，“此两者，同出而异名”（《第一章》）。正如科学理论一样，在没有被“证伪”之前，理论便暂时充当解释世界的工具，直到有更为精确的理论将其取代。(www.xing528.com)

《老子》从“有名”和“无名”的辩证关系，推出了多个命题。“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第三十二章》）当人们学会了用名称概念来认识事物的时候，也要明白名称概念其实是人为产生、约定俗成的，有其局限，认清了这一点，就不会有危险。否则，就容易陷入“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状态，导致矛盾的消极转化，即“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第二十四章》）。反之，“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第二十二章》）。这其实是矛盾转化的主观条件。因此，《老子》主张：“大辩若讷”（《第四十五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五十六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第八十一章》）。用《老子》的话来总结，就是“正言若反”（《第七十八章》）。此外，“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五十一章》）。“势成之”的“势”即“客观环境和实际条件”，也即矛盾转化的客观条件。“万物的生长、发展乃至衰亡，无一不受客观环境的制约，所以《老子》主张‘无为无不为’，意在提倡顺天应时行事，有为但绝不妄为，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和注意矛盾发展的趋势。”^[18]因此，老子又主张“希言自然”（《第二十三章》），回应了第二章提出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正是基于对“名”和“言”的辩证认识才得此结论。“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第一章》），矛盾的对立统一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这就是万物发展的奥妙。

通过以上论述，便可得出《老子》在“名”“言”与天地万物（符号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六个命题，体现了“深，远—反—大顺”和“玄之又玄”的辩证逻辑：道可道，名可名（L1）；道非常道，名非常名（L2）；不知其名，强为之名（L3）；有名无名，同出异名（L4）；正言若反，希言自然（L5）；名亦既有，知止不殆（L6）。

《老子》“深，远—反—大顺”的辩证逻辑，与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法异曲同工。正如《老子》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这里的二已非一，三更非二。后世儒家《荀子》的“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荀子·大略》），就颇能与《老子》辩证法呼应。从“传播的辩证观”的视角看，《老子》搭起了主体架构，提出了人与符号、符号与意义的辩证关系，并提出了“有名”与“无名”之间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说，还提到了矛盾转化的主客观条件。这个架构以辩证为支架，以符号和意义的关系为内容，极具现代意义。在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传播思想史中，历代学者基本在老子开创的辩证传播框架内论述，总是运用辩证思维看待传播问题与现象，并建立或丰富着中层架构。我们的目标是：厘清古代辩证传播思想的脉络，使其互有层次、相互贯通，从而形成“传播的辩证观”的思想体系，尝试进行现代理论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