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中国学人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即使是一流的华人学者，也都倾其一生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如林毓生所说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李泽厚所说的“转化性创造”，杜维明所说的“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以及傅伟勋所说的“批判的继承和创造的发展”。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积淀，但还远远没有完成。正如汤一介所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处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之中，我们还没有能如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宋明理学那样，在充分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现代的新的中国文化。”[1]而要实现创造性转化，不外乎陈寅恪所说的“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2]这样的态度化作实践，或许可以如沈清松所说的“外推与统合”：“中国哲学各派各家自始便意识到自己是在多元他者中以对比的方式存在与发展。……人皆生于多元他者之间，须不断地进行外推，再不断地进行统合，如此才能真正创新。”[3]
对当代的中国传播学者来说，同样有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实现中国传统传播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一方面，中国传统思想中具有丰富的传播思想资源：一是阴阳和合的传播哲学，源自“阴阳”，指向“和合”与“天人合一”，统摄于“中庸”，其最高境界是“通天人，合内外”；二是情理交融的传播伦理，强调外在规范与内在需求的统和，包括“仁—礼”“言—行”“名—实”等关系，其最高准则是“明贵贱，辨同异”；三是物我融通的传播意识，体现出信息接受的强大主体性，其精神支柱是“参天地，赞化育”。[4]另一方面，思想不能等同于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传播思想却极少有传播理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与整个中国思想传统一样，虽然基于直觉和想象发展出了一种实用智慧，但总体缺乏数学逻辑论证，也没有将理性和实证结合。[5]陈国明认为，一个完整学科范型（paradigm）的建立，须同时顾及本体论、认识论、形上论、方法论的发展。[6]他在后来的论述中去除了形上论，增加了价值论。[7]但不管如何，理论包括作为根本性论述的原理和作为从属性阐述、可添加至原理的定律；原理是根本上正确的论述，原理衍生定律，定律可观察、可定义，在经验上正确有效，并可推出假说并检验，添加至原理。[8]因此，对“中国传统传播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来说，唯有从传统思想中汲取资源，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理论建构，实现与西方理论的有效对话，才能树立起华人传播研究在全球传播研究中的地位。之所以重视传统思想资源，是因为传播研究的最终对象是人，而且是文化意义上的人，并非生物意义上的人。而且，“由完全不同角度与文化传统所看到的事物、提出的论点必然有所不同，然而这并不妨碍彼此思想的激荡；相反地，只要充分了解歧异的根源与性质，它往往正是创新的源泉”[9]。
传播（communication）具有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符号能否指代意义、意义能否共享，这是传播的前提；二是交流如何进行、交流障碍能否解决，这是传播的最终目的。前者是符号学传统，后者是哲学和伦理学传统，它们在西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贯穿于从古希腊到现代的各个时期。对中国来说，这两大问题同样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的传播思想蕴含于哲学、文学著作中。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发展出了独特的辩证思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10]中国古代的传播思想也带有强烈的辩证色彩，在符号能否指代意义、意义能否共享的符号学传统中，体现为“名实”和“言意”之辩；在交流如何进行、交流障碍能否解决的哲学和伦理学传统中，体现为“是非”与“辩讷”之争。
先秦作为中国哲学的童年时代，对这两大问题的思考深远影响了后世。首先，符号和意义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古代是以“名实”关系和“言意”关系体现的。先秦时代，《老子》最早辩证而系统地论述了名与实、符号与意义的关系，《庄子》进一步对言意关系进行责难，其他各学派也各有论证，《荀子》则集先秦符号辩证论之大成。其次，交流如何进行、交流障碍如何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表现为“是非”与“辩讷”之争，《老子》提出“大辩若讷”；《墨子》则主张辩论，与《老子》完全相反；《庄子》第一次系统而辩证地论述了“是非”与“辩讷”问题，提出了“成心”导致儒墨“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因而交流无法进行；而《荀子》则提出“解蔽”，全面回答了无法交流的原因和实现交流的途径。先秦的这些辩证传播思想和命题，始终有一条主线一以贯之，可称之为“传播的辩证观”（a dialectic view of communication）。(www.xing528.com)
古代传播思想与现代传播理论，并不会因为两者相隔几千年而完全隔绝；相反，由于传播学直接深入人性，面对人类的交流与冲突问题，那些起始于人类思想童年期的古代传播思想，完全有可能成为现代传播理论的基石乃至核心材料。“当代令人困惑的许多问题，其实是最古老的哲理问题，是历代思想家和哲学家试图回答的问题。”[11]传播学思考的问题，也就是古代传播思想思考的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在人类早期还没有如此受到重视，因而不能以“朴素”或“旧学”来形容古代传播思想。这也许是传播学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显著特点。中国思想“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王弼《周易略例·明彖》），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成一个整体，几千年来沉淀为一脉相承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传播实践起到极大的指导和约束作用。
我们要做的，就是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古代没有传播理论，还因为中国先哲的特殊表达方式。正如徐复观所言：“中国的先哲们，则常把他们所体认到的，当作一种现成事实，用很简单的语句，说了出来；并不曾用心去组成一个理论系统。尤其是许多语句，是应机、随缘，说了出来的；于是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常被散在各处，以独立姿态出现的语句形式所遮掩”，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散在的语句集合在一起，用比较、分析、‘追体验’的方法，以发现其内在关连，并顺此内在关连加以构造”，“使散布在各处的语句，都能在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中，尽到一份构成的责任，占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彼此间都可以发挥互相印证的作用”，只有这样，“才算尽到治思想史的责任”。[12]
我们可以沿着徐复观的思路，尝试“传播的辩证观”的理论建构。具体步骤是：阐明概念，提炼命题，逻辑关联，自成系统；提炼命题与建立命题之间的逻辑关联是核心。默顿认为，社会学的中层理论应满足这样的条件：第一，理论指逻辑上相互联系的一组命题，而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经验概括，不是那种概括观察到的两个或更多变量之间关系一致性的孤立命题；第二，一个理论包含了一组能推导出经验概括自身的假设，能直接指导相应的经验研究；第三，各种理论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理论可抽象为几组具有逻辑关系的连续命题，并能经受实践的检验，对实际生活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而且，这些理论之间相互联系，允许有重叠部分。[13]沃纳·赛佛林（Werner J.Severin）和小詹姆斯·坦卡德（James W.Tankard）进一步归纳了理论中命题的四种形式：（1）如果—那么（if-then）陈述；（2）更可能（is more likely to）陈述；（3）X越如何，Y就越如何（the great the X，the greater the Y）陈述；（4）类似导致（leads to）等词的陈述。[14]根据这样的理论“操作定义”，以古代传播思想为基础，提炼概念和命题，重新整合概念和命题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形成命题系统，并接受实践的检验，那么，古代传播思想的现代理论转化就是既有理论意义、又有操作性的“学术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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